的邀请，我和劳拉·泰森一起参加了在国会图书馆举行的有关问题的研讨会，参院民主党人举行这一会议来为预算案制定做准备。次日，我和利昂·帕内塔参加了在宾夕法尼亚的法明顿疗养地举行的民主党核心党团会议。我参加核心党团会议，认为我会说我所想的，议员也会因我在反对布什减税的规模和分配方案方面与他们意见相同而感到高兴——参院讨论会的情况或多或少就是如此。但与此相反，我受到了指责。议员们对我的发言的反应，是谴责我未能尽述所想并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提供更多的公众声音。我记得巴尼·弗兰克说：“你所做的糟糕透了。”他是真的感到愤怒。

    “首先，你是个政客——而我不是。”我回应道。这是事实。对我关心的政策问题发表评论似乎是合适的，但我并不认为我应当是一个公共发言人。可是，这种抱怨困扰着我，在此后的几天我都在考虑我还能做些什么。参加在底特律举行的福特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旅途中，我草拟了一篇长篇专栏文章，列举我反对政府减税计划的理由。在文章开头，我表示并不想在那时卷入有关财政政策的公共辩论，但我强烈地感觉到布什所提议的减税幅度在经济政策上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篇文章发表在2001年2月11日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此后，在大约两周的时间里，有8到10名参议员给我打电话。在财政部时我也从未有过许多参议员主动打电话来讨论一个政策问题的时候。

    当然，尽管大多数民主党人反对减税，但他们未能赢得这场战斗。作为一种短期刺激，减税是极其低效的——高收入群体所获太多，他们不会愿意将所得花掉这么多，大多数的削减发生在以后几年，在短期内帮助不大，却损害我们的长期财政状况。减税还损害我们应付意外事件的缓冲能力。一年之内，9·11悲剧、股市大跌和全面恶化的经济状况表明，意外事件对一国的财政状况可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有关何种政策才能最有效地对付经济放慢问题的争论还会持续多年。90年代异常繁荣的经济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过度和不平衡——这包括高水平的消费者和公司债务，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以及用任何传统标准衡量都太高的股市价格——从而导致了金融市场和经济的更为困难的时期。然而，强大的力量——比如低失业率，高生产率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以及起初还存在的强健的财政状况——也保留下来。在经济放慢期间，货币政策和减税及在国联和国土安全方面都增加开支对脆弱的经济提供了很强的刺激。(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如果定位更好并且是临时性的，本可以一种成本更低、更有效的方式提供刺激——且不会造成长期损害。)所有这些刺激都可能导致周期性的增长。但首要问题仍存在将衰退程度和长度最小化方面，那一时期的政策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契合的？这些选择怎样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状况？我个人的观点是，在这两方面这一时期的决策都远非最优，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他们对我们的未来制造了严重的威胁。

    2001年9月11日晨，我正在花旗集团我的办公室中，桑迪·维尔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世界贸易中心大楼。我最初的想法是这肯定是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一次异常事件。接着，20分钟之后，桑迪再次进来说另一架飞机又撞上了大楼——而且他们都是大飞机。那时，发生了什么事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在大厦里工作的数千花旗集团的雇员，尽管他们自己并不在双子塔楼里。我们在世界贸易中心7号楼租了25层楼，该楼8小时后倒塌，尽管很幸运的是并未导致任何人死亡。我们还在世界贸易中心北面几个街区的格林威治街占据了两栋很大的建筑，所罗门美邦的交易室就设在里面，另外还在华尔街地区或拥有或租了另外三栋较小的建筑。所有这些建筑都进行了疏散。令人悲痛的是，我们后来得知有6位因与客户会面而在双子塔楼中的花旗雇员遇难，而使我们所有人都以一种更个人的方式切身感受到所发生的一切有多么恐怖。

    桑迪很快就在一个会议室组织了一次转变为管理会议的会面，以制定我们的危机对策。我们最初关注的问题，是在为所有人考虑之后，决定继续经营。作为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这不仅对我们是重要的，对整个金融系统也是重要的。我们无法使用我们在格林威治街的所罗门美邦交易室或任何其他市中心的办公室。我们转移到新泽西鲁瑟福德的一个备用设施继续经营，但部分业务直到9月12日才恢复运作。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门了，起初是无限期的。作为一家重要的清算银行，纽约银行的清算系统也关闭了。我们仍能付款，但不清楚其他金融机构是否还能向我们付款。我们担心有接连不断地发生违约事件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所依赖的基本支付系统和金融系统继续保持运转。联邦储备委员会迅速行动，使银行能获得流动资金，直到支付再次开始流动。但这种警示是清楚的，即在我们这个国家制造巨大的金融和经济混乱所需的代价是多么小。从那时起我们已经采取措施来减少这种脆弱性，但一个复杂、现代的社会要面对的风险是内在固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