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达施勒和其他人在试图提出赤字问题时遇到了困难，辩论的主导基调在2003年已经开始变化。媒体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部分是因为受到了盖尔-奥扎格的文章以及其他著名的经济分析家更经常地发表的评论的影响，受到当前激增的赤字的影响，受到急剧增加的预期长期赤字的影响。在这种改变了的气氛中，政府开始承认长期赤字确实会影响利率。布什总统的经济委员会有了新的领导人，他在《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一篇文章中接受了这一观点。但减税的支持接着就提出，即使赤字确实重要，预计的数额依然是“可管理的”。但在阐述这一观点时，他们使用的估计比主流分析家所使用的要低的多，而且他们也不承认潜在的这些可能性：严重的非线性影响，已露端倪的庞大的补贴支付义务，或是赤字对增长的巨大的非利率的负面影响。

    国会预算局前局长罗伯特·赖肖尔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最务实的预算专家，他认为，我们政治制度中的那些领导者可能会很不乐意修补我们混乱的长期财政状况，直到他认为终将到来的算总账的那一天。当那一危机到来时，我们要么不得不决定大大增加政府收入——在一个可能是很不恰当的时候——或者要面对严重和长期的经济动荡。那时美国人就会沮丧地回顾过去所发生的事。不幸的是，目前对赤字感到忧虑的人当中没人已经找到一种解释未来成本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引起政治反响，尽管这些最严重的危险正在被制造出来，且仍然能够被阻止。把有关赤字是否重要以及供应面的影响是否真实的辩论放在一边，减税和增加开支在短期对政客和选民似乎总是有吸引力的——他们或者不关心长期的状况，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认识到了潜在的问题但认为其他人会注意到这一点。

    随着辩论的发展，我在其中的作用也在变化。我仍与许多民主党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及同样重要的与他们的助手保持联系。在华盛顿，商人习惯于聚集在当选官员的周围。但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你想取得效果——或是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或是真想促成某件事——你最好能与恰当的助手也拉上关系。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马克·帕特森，当时他是汤姆·达施勒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助手主管，当他为帕特·莫伊尼汉工作时我认识了他。马克是那种能理解实质性问题的助手，能理解参议院政治，对可能发生在国会和许多委员会的事有许多富有幽默感的见解。正是通过马克和其他国会议员助手，我才开始了解在布什的2001年的减税计划辩论中我怎样才能发挥作用。当民主党控制白宫时，政府有一系列政策立场是公共辩论的常规论题。国会的民主党人在经济问题上可以决定他们的立场和政府过去立场之间的关系。国会的民主党人不管是接受还是批评我们的政治立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我们既作为政策资源又作为政治资源来利用的。

    现在民主党人突然失去了任何形式的来自一个民主党控制的政府的支持——这本是指引前进方向的恒星，只要愿意，就会有内阁部门和白宫的资源、数据和专业技能相伴而来。比如，在税收问题上，控制白宫的党派的议员就能得到财政部的专业经济学家的深入分析以及白宫和财政部的公关人员针对不同的选民和不同的州定制的谈话要点。他们拥有可以电话询问的、对经济问题有深入了解、同时又从同样的一般性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如果你是一位美国参议员，总是会有许多职业经济学家供你驱使。你所缺乏的可能是不仅懂得经济问题而且了解你所处的环境、面对着你每天都不得不面对的同样的政策选择和政治现实的人。

    共和党人重新夺回白宫之后，国会的民主党人开始意识到克林顿的班底是有用的资源，他们似乎想念拥有我们的时光。2001年1月25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作证时，艾伦·格林斯潘被大多数人认为在减税问题上支持共和党人——尽管在同一份证词中，他表明了对盈余未能用于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的忧虑，并警告说减税的规模不应大到使政府重新陷入赤字。在确定自己的立场并为之辩护时，民主党人需要有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具有声誉且有政治经历的人。

    我记得一位民主党国会议员这样对我说，“我们的议员已经准备好站出来为减税问题而斗争。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不真正完全理解这一问题。他们希望对这些问题有适度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议员，你会老是被问到对范围极其广大而繁杂的问题的想法。即使是非常勤奋和专注的议员也只能通晓几个问题。领导人和其他参与程度较深的议员可能会为你提供材料来帮助你理解一个问题或者回答媒体的提问。但议员们不愿意先表明一个立场，而在六个星期或六个月以后发现这个立场是错误的。在财政问题上，两党的康科德联盟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就财政状况和庞大的长期赤字的危险问题提供分析以及来自深受尊重的人物的支持性言论。与反对财政上不合理的减税的组织有关系的人包括前参议员鲍勃·克里，萨姆·纳恩，沃伦·拉德曼，前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以及前商务部长佩特·彼得森。在有关减税的激烈斗争中，他们举行新闻发布会，他们的著作也在国会广为散发。

    2001年2月初，受汤姆·达施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