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担心预计中的联邦政府对可获得的储蓄的未来需求，更担心出现更严重的财政混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政府可能要靠通货膨胀而不是财政纪律来解决长期财政问题。这样，市场可能还要在已经很高的利率水平上再加上难以准确预计的、额外的“赤字升水”来体现这些风险。这一影响可能极其巨大，而且可能因另一种影响而进一步恶化，这种影响就是不稳健的财政政策会对外国借贷者在借款给美国政府时会要求的利率产生影响。

    此外，利率影响只是全部后果中的一部分。不健康的长期财政状况还可能严重损害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1992年选举前的几年里，这一点很明显。庞大的结构性赤字还会降低海外对我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损害联邦政府提供美国人民希望他提供的服务(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照顾)的能力，并减少我们应付未来衰退或紧急情况的余地。实际上，2001年时我们能增加国防开支，并能在不必冒利率大幅上升的风险的情况下提供财政刺激以对付衰退，全靠继承下来的健康的财政状况。

    除认为赤字不会影响利率之外，某些减税支持者还断言减税将提高个人储蓄率，增加工作和投资活动。这概而言之就是1980年里根在共和党初选时提出的理论——即，减税会通过对供应的影响而自我偿付其成本。但赤字是增长了而不是下降了，1992年时，联邦债务增长了4倍。到80年代末，这一财政困境导致了更高的利率和降低的信心，孕育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此外，没有多少证据能证明税率对私人储蓄或工作机会有任何重大的影响。大多数主流学术著作都认为，利率对私人储蓄的影响即便有也很小。因此，减税不太可能似乎对私人储蓄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尽管这会增加税后利息收入。占压倒多数的学术著作都认定，工作时间长短的决策并不会受到边际税率的重大影响，至少在发生有关税率的辩论的过去20年里，他对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可能例外的是对家庭中次要收入者的收入会有某些影响。实际上，减税对工作动力的影响甚至可能是负面的，因为较低的平均税率使人们可能以更少的工作时间获得同样的税后收入。减税还可能影响人们在不可纳税的特殊待遇(比如，一间更大的靠拐角的办公室)与可纳税的收入之间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在确定公司薪酬方面我自己的经验是，税率对工作努力程度的影响并不存在——至少就最高税率的现有水平相对于我们曾经历过的70%甚至更高的税率水平而言。

    有前科的支持者常常争辩说“动态变化”——即能影响供应面的预算规则——表明减税的成本可以自我偿付。2003年，国会预算局和两院税收联合委员会——他们的领导者都是由在国会占多数的共和党人任命的——各提供了一个动态估算，反驳了这种主张。税收联合委员会对2003年的一次减税进行了考察，结论是减税本身的供应面效应对增长的影响很小，而就长期而言，减税的总体效果加上他们所制造的赤字对增长的影响即便存在也是负面的。与此相似，国会预算局对政府的预算案进行了总体考察，发现其对长期增长的影响很小——且可能是负面的。

    某些减税支持者主张，实际的资本市场是全球性的，美国对资本需求的增加可以由来自海外的流入资本来满足，而对利率的影响会很小。确实，全球资本市场会满足美国国内储蓄所不能满足的融资需求，包括由赤字增长带来的需求。但认为流入美国的资本的利率和如果我们不需要这笔资本时的利率一样却是错误的。实际上，长期财政赤字对来自海外的资本的成本的影响，是这种赤字所带来的最重大的风险之一。依靠海外资本来偿付我们庞大赤字的部分或全部，意味着吸收更大的海外资本流入量，而这就需要支付更高的利率。此外，研究也清楚地表明，资本有很大的母国偏向，这更加强了利率上升的必要性。第二，美国在资本市场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我们的超额需求将会影响全球利率——这与较小的国家不同。而且，最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外国资本市场开始担心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否健全，资本的供应方可能会大幅度提高使用其资本所需支付的价格。这正是20世纪下半叶在许多国家身上发生过的事。在目前的情况下，财政无纪律所致的这种潜在后果对美国尤其危险，因为我们依赖外国资本的大规模流入来支撑贸易赤字和巨大的储蓄差额。最后，经验研究表明，赤字对利率的影响是以反映了所有各种因素的数据为基础的，这包括了外国资本流入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

    因为公众对这些问题非常有限，有关赤字问题的严肃讨论和应付这一问题的有关建议很容易被误解。比如，2002年1月，汤姆·达施勒发表了一次演讲，指出我国的长期财政状况存在着严重的危险，需要修正，而并未就此提出任何具体建议。他进而表示赞同这一观点，即在对付目前脆弱的经济状况时，短期的赤字可能是合理的。但第二天，他却受到了激烈的指责，说他赞同在衰退时期增税。达施勒实际上根本没说过这种话，但对他的指责——被媒体广泛且不加鉴别地报道——却被大家接受下来。这使其他人不愿再提达施勒已经提出过的那些主张。

    在政治领域，对我们的财政困境进行严肃讨论的一个主要障碍是这种讨论立刻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我国当前是否需要增税以应付赤字。我的看法是，要对付当前政策所导致的财政状况恶化问题，就像在1993年那样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分享牺牲，而且既需要支出也需要税收措施。但不管最终的解决办法如何组成，总统和国会两党领导人都应该坐在一起——越早越好——来对付成为我们未来福利的严重威胁的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