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面提到过的，我有关市场过热问题的忧虑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对未来的决策者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财政部或联储是否可能采取某些措施来缓解似乎正在发展、并可能危害经济的股票市场过热？艾伦、拉里和我经常就此进行讨论。尽管我强烈地感觉到市场已经过热，我仍不能肯定我是正确的而市场是错误的。(实际上，如果我选择发出警告，在后来证明是最高点之前的许多年前我就会这样做了。)其次，我们所说的是否会产生真正的影响并不清楚。最后，如果我们的评论确实产生了影响，他们带来的可能是突然的崩溃而不是有序的下跌。而如果发出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市场预测，可能会迅速损害作预言的官员的总体公信力。

    但是，在演讲和电视采访中，我尽力做了我认为在合理的范围内一个政府官员所能做的事：我敦促投资者认真关注风险和价值，并说纪律似乎已经衰弱。我不认为这引起了多少人的注意。从那时起，某些评论家就说，提高对普通股保证金的要求从而限制杠杆借贷会有所帮助——或者是通过限制本身，或作为一种关注的象征。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样做可能不会有任何效果，或至少不足以带来真正的区别。某些人主张，格林斯潘本应未给市场降温这一特定目的而管理利率。我强烈的赞同艾伦这一观点，那就是货币政策应针对经济而不是股票市场，和其他人一样，这既是因为联储不再能确定市场价格是太高、太低还是正好，也是因为联储受市场驱动的行为可能与经济所需的最佳政策并不相符。但正如艾伦在国会作证时一样所提供的解释一样，这一问题可能变得极其复杂，部分原因是股市影响经济的方式有很多。无论如何，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真的用利率来影响股市的话，那些主张这么做的批评者可能很快又能改变主意。

    长期的牛市最终结束时，一种虚幻感弥漫在整个企业界。在硅谷的许多人都持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硅谷以外发生的任何事都与他们无关。你可能会碰到一个25岁的人，他认为在因特网出现之前发生的任何情况都不重要。我们身处一个新世界，没有经济周期，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价值。那些不明白这些新现实的人在思维模式上都不可救药地过时了。

    我对那个时代的幻灭感集中体现在2000年1月的一个故事中，就在技术泡沫开始破灭之前。一家网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到花旗集团公司来见我。他的公司做些什么我并不知道，但那时他被认为拥有潜力巨大的新技术。在其股票价格最高的时候，该公司没有值得一提的收益，其市值却超过200亿美元——比许多规模巨大、历史上一直赢利的产业公司都高得多——而这位首席执行官是个亿万富翁。

    这位首席执行官对适度贷款不感兴趣，他告诉我说他的公司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技术，将“消灭”以目前的这种形式存在的金融服务业。花旗集团公司生存下去的惟一希望就是与他结成伙伴。

    “你可能是对的，但我无法对你的技术做出判断，怎么来评估你这句话呢？”我这样回答。我建议他和我们的技术人员会面。

    他一时感到不知所措。“我不和技术人员见面，”他说，“我刚才告诉你的是如何才能挽救你的银行。你不想挽救你的银行吗？”

    这是一次奇妙的会面。这位首席执行官最终确实与我们技术部的人见了面，但没有任何结果。这家公司的股票后来大幅度下跌。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从2000年初的1527点下跌至2002年秋天的777点。纳斯达克指数从5049点下跌至不到1114点——下跌幅度近80%。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数从11723的高点跌至7286的低点。总体而言，从高峰到低谷约8.5万亿美元的账面财富，相当于约18万亿美元市值消失了。1000多家上市公司或者破产者从主要的交易所摘牌。

    斯蒂夫·埃因霍恩认为市场的逆转有特定的原因。我也同意那一时期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这些变化肯定会被认为要影响股票价格。以下是其中三个因素：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之后对恐怖主义的恐惧，经济萧条，一大堆公司治理和华尔街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市场价格和市场心理的变化比基本现实的变化大的多。我仍然认为，最根本的解释是市场由于自身的原因而下跌。大大高估的市场必需下跌，早比迟好。如果股票能更快的回归一种表面上的理智，所有的人都会因此得利。但这没有在更迟的时候发生是件好事，没有从更高的水平更急剧的下跌。市场下跌也使至少某些人开始以更现实的态度来讨论价值。

    然而，即使在下跌之后，依然有人坚持原有的许多有关股票长期行为的假定。18年牛市的滞后效应——这一市场是40岁以下的人惟一知道的市场——仍继续支撑着关于股本的不现实的看法。有关股票的自满以及股票会固定地提供15%至20%回报、波动会很短暂而且会迅速修复的观点，变得如此强有力以至于他们在剧烈的下跌和由此而来的巨大的损失中幸存下来。

    在寻找导致市场过热的罪魁祸首时，人们倾向于忽视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广为传播的这样一种观念，即股市是轻松发财的捷径。多年来，证券业一直强调每个拥有投票的人和“投资美国”的好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但我的观点更复杂些。过去几十年来，通过更广泛地分享所有权的利益，通过给更多的人这样一种感觉即在我们的体系中有更大的利益，拥有股票者数量的极大扩展是一种正面的力量，对个人投资者和对社会都是如此。而把一个人的部分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