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就有关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周期性过热投资发表了一些看法，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时已是股市繁荣的尾声。我当时说，在回到纽约后，使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种占压倒性优势的看法，即一切都会永远好下去，在繁荣的发展步伐中任何干扰都只是暂时和轻微的——因而一定可以被联邦储备委员会解决。我感到吃惊的是，对这种有史以来股市市值最高和美国经济中其他不平衡情况的存在感到忧虑的人相对很少。但是，虽然已不再担任财政部长，我还是需要小心谨慎，因为我发表的某一个评论有可能会影响市场，也因为我牢记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人能在预测市场的短期行为方面做得很好。因此我并没有说我认为股票价格高估。我说的是风险升水正处于历史低点，而在好时光里容易丧失纪律。

    我求教过职业和金融建议的人中有许多人赞同我的看法，也认为市场已经过头，且可能是很过头。但面对着股票的上升势头以及过去18年的经验，没有谁打算采取行动。沃伦·巴菲特是极少数赞同且行动的人之一，我从60年代起就认识他。当我们在曼哈顿的马克饭店见面时，他为他对市场的怀疑看法辩护。

    “假设现在的股票价格没什么问题，”沃伦说，“公司的收益需要增长多少才符合那些价格？”这一数字要延伸到未来，并作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计算，大得令人无法置信。那时，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威基金回避对高价的技术公司股票投资，其业绩在30年来头一次远低于市场的平均表现。人们已开始写这样的文章，说巴菲特作为一个投资人曾经很伟大，但现在已跟不上时代。他们说他完全不明白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我见过的其他人有着非常有趣的两面性看法，我在纽约去见的第一批人中包括迈克尔·斯坦哈特，60年代末我刚到高盛公司工作时就认识了他。30多年来迈克尔一直是一个极其成功的基金管理人，被誉为精明而充满活力的投资人。“我原来是个公务员，来寻求您的帮助，”我装着严肃地说道，“在如何对他的储蓄进行投资的问题上，您会为这位公务员提供什么建议呢？”迈克尔大笑。他已经解散了他的对冲基金，但仍积极管理着他自己的并不算少的财富。我在高盛公司交易室认识的凯伦·库克与他一起工作，考虑把对冲基金作为可能的投资工具。迈克尔慷慨地将凯伦的研究对我完全开放。他告诉我，他在许多股票和对冲基金都有投资。

    “但是迈克尔，我不太明白，”我说，“你赞成市值高估的看法,但你说你仍在市场投资。”

    “像你这样的人一直在对我说市值高估，”他回答说，“但把你所想的告诉我只会促成市场回调的到来。”

    “我确实不知道什么会导致这种回调，”我说，“它就不会因为自身的原因下跌吗？”

    “总得有些东西来促成，”迈克尔这样回应。“像你这样一直在谈论有关市值高估的人的问题是，你不能指出任何会导致下跌的东西。”

    “确实，”我说，“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如果市值高估，就一定会回调。即将出现的那个促成因素是什么并不重要。他可能是任何东西。”1999年，许多精明的投资人的立场和米歇尔一样。凭着良好的分析，他们知道市值高估但仍继续投资，也许根据“更大的傻瓜”理论，他们可以从非理性的上升中获利，并及时将手中的头寸卖出。不管怎样，面对一个18年自我运转的牛市，相对很少的几个怀疑者无关紧要。持怀疑态度的市场分析师和预测家已经失去了大家的信任。没人——包括我在内——特别擅长预测市场的短期波动，如果我在90年代下半叶投资股票，那我肯定会卖得太早或太容易满足。但在我看来，投资者们似乎至少应当认识到，按任何历史标准来衡量许多情况都已过热，并且应当把这些严肃的考虑纳入其决策之中。

    那个时期令人惊奇的不仅是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