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法学院并不是真的想以后做法律工作，而是觉得无论我干什么，上法学院都是很好的训练，而且可以使我有非常宽的选择面。在我头脑里，没有考虑任何具体的职业，但我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想以后做金融和办企业。我这一想法背后的想法是，我或许最后会回到迈阿密，从事房地产生意，也许在某种程度是想利用我爸爸的经验。但我觉得我应该先去律师事务所，了解一下这一行的工作。我们的很多朋友都到纽约去工作了，朱迪和我从未真正考虑过转到其他地方。
我到了几家公司去面试，最后决定去佳力律师事务所，因为这家公司的环境更舒适，而且虽然比大多数大公司规模小一些，但却拥有很好的业绩。我想工作时间可能会短一些，而且佳力在薪水上也很有名，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更高的奖金——那年是7200美元——这是当时**律公司的统一标准，尽管有反托拉斯法的限制。
即使在当时，这些钱也不够我们生活用。朱迪和我不得不让我父母帮助付房租，我们的女房东把我们租的房子称为“花园公寓”，实际上是布鲁克林高地的一间地下室。但生活在市里很适合我们。我们花大量时间到处逛，下饭馆、看戏。朱迪爱好音乐。对我来说，佳力的工作非常称心。我喜欢那里的人和环境，那里有相当的学校气息，而且与同类公司相比，也随便些。在这样的公司工作在社会上也很有面子；我喜欢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组织的一部分——一种与我有时存在的反文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和平共存的偏好。
我在佳力公司担任了两年助理，从事大宗诉讼调研、房地产问题税务分析以及一些法人事务的背景分析工作。我认识到这种法律事务尽管非常吸引人，但不适合我。而且，不管现实与否，我分析我找合伙人的成功可能性不大。我还想做一些更为企业化的、而且有挣大钱的可能性的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很惊奇自己没有更多地卷入当时更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中去。在法学院，我曾忙着参加无休止的关于越南、民权和贫困问题的讨论。但再过几年我才会积极地卷入社会政治中去。
在我做海顿斯通公司（位于华尔街的一家投资公司，现已不存在）的业务时，我的职业灵感出现了。海顿斯通是帮助考斯玛特公司扩大名气的主要担保者。公司开会的时候，投资银行家们都是些正在盘算如何做大买卖的人物。当时我想，“等我40岁时，我想干这些家伙们正在干的事，而不是我们现在正在干的事。”
我也开始更多地留意股票市场，以一种有限的方式应用我父亲高度分析性的投资方法。这是以本杰明·格雷厄姆在《证券分析》中阐述的方法为基础的投资方法。《证券分析》是格雷厄姆与戴维·道得于1934年合写的一部关于投资的经典著作。可能是因他的门徒沃伦·巴菲特的原因，格雷厄姆后来变得广为人知。
格雷厄姆和道得认为，在短期，股票市场是一个“投票机器”，反映着情绪和时尚而不是理性。但从长期来说，股市则是一个“衡量机器”，根据收入前景、财产、风险和其他基本因素评估证券价值。他们认为，你应当只做长期投资，而后只有在价格低于根据这些因素估计的价值时才进行投资。我父亲就是这样分析证券，并且根据长期持有股票的预期进行投资。如果他仅仅在几年之内就卖掉了一支股票，这说明某件事出了麻烦，或者说明这支股票价格上升幅度非常大以至于被极大地过高估价。
今天我甚至更强烈地相信，这是投资股票惟一明智的方法。你应当以与分析整个公司的经济价值相同的方式分析一支股票的经济价值。一支股票，不管是一家钢铁厂的还是高科技公司的， 它的价值相当于将风险和其他基本因素如资产负债表中的隐性财产计算在内的这家公司现在预期收益的价值。从长期来看，一支股票的价格反映着这种经济价值，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价格可能大大偏离其经济价值。投资者为了追求可预测的结果，常常看不到这种周期性的现实。最近，很多人在2000年和2001年信息公司和电信公司纷纷倒闭时期，遭遇巨大损失，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追随潮流，而不是根据对价值的评估。一个独立但与此相关的观点是，最大的机会通常在于逆流而上。
作为思考市场的一种方法，格雷厄姆-道得的方法和我的哈佛怀疑主义也是一致的。观察市场、努力找到其价格没有反映流行看法的股票的想法吸引着我。一个得到广泛确认的学术理论认为，市场是有效率的，这意味着股票的价格充分体现着关于这支股票的已知的信息和判断。这种效率市场理论（Efficient Market Theory）的推论是，任何人也无法总是竞争过市场。但我在华尔街的岁月里所看到的所有事情——以及许多更为流行的金融理论思考——说明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根据定义，大多数投资者甚至是最专业的人士也不会竞争过市场。但通过对更深入的分析、判断和更广泛的规范的综合评估，有些人是能够竞争过市场的。
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做股票投资比从事法律职业有趣得多，所以我把自己的简历寄给了几家投资公司。但我没有收到一家公司的答复，哪怕只是一个便条。在当时，法律专业的学位在金融界并没有多大用途。华尔街的大交易商是依靠自己在大城市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精明和机智发家的，而投资银行家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