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咖啡店文化中让人眼花缭乱的知识分子思潮是存在主义，在某些程度上我认同存在主义。但我的存在主义观与我所读到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内容没有多大关系。相反，我认为它是一种把一切都看透了的认识。我在哈佛时，形成了一种感觉：一方面，此时此地关系重大；而另一方面，从整个时间和空间上，在某些终极意义上，其重要性则大大下降。今天发生的事与几万年后有什么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内在化的认识使我既集中精力做我正在做的事情，而与此同时保持一种透视感和一种认为我总是能够选择完全不同类型生活的想法。

    直到四年级我在哈佛才真正形成某种归属感。事实上，我刚进大学时的焦虑是不现实的。但正由于有这种焦虑感，尽管在某些方面是有害的，但在其他方面则是有益的。担忧，如果没有损害你的话，可以成为有力的驱动器。原来担心我可能毕不了业，但1960年我从哈佛毕业时，出乎意料的获得了“优秀毕业生”和“成绩极其优异毕业生”荣誉，毕业论文也被评为优秀总结性论文。

    毕业后，我给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写了一封信，四年前该校曾拒绝了我的入学申请。我写到：“我想你一直在注意着你们毕业生的情况。也许你有兴趣了解一个曾被你拒绝录取的人的去向。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以哈佛‘优秀毕业生’和‘成绩极其优异毕业生’荣誉毕业。”这位院长给我回信说：“谢谢你的来信。我们普林斯顿大学认为自己有责任每年拒绝一定数量的高素质人才，以便哈佛大学也能够录取到有一些好学生。”

    大学四年级时，我曾申请进哈佛法学院学习和申请攻读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两个申请都被批准，但我拿不定主意选择哪一个。实际上，至少在当时，我一点也不清楚自己想选哪一个。秋天我回到坎布里奇，在法学院待了三天，但在刚刚度过了四年紧张的大学生活之后，我还没有做好再大干一场，应付紧张学习生活的准备。其他同学都在买书，而且看上去很严肃，但我不是那样。所以我去找法学院助理院长，告诉他我准备离开法学院。

    他说：“你才刚被录取。不能退学。你已经占了其他人本来能够得到的位置。”

    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都要走。

    这位院长说：“如果你退学，我们以后不会再录取你，除非你确实有可以原谅的理由。”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院长说如果我去看心理医生，而且心理医生说我在做这一决定时头脑是理智的，他将允许我在第二年重新入学。

    所以我去看了心理医生。这位医生告诉我，在他准备上医学院时，他休学了一年到国外旅游。他说我的状态很正常。但他还说，如果院长觉得我的所作所为太让人反感，或许院长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在法学院开学前几天，我曾碰到了一些大学同学，他们准备到英国学习一年。有一个同学要到牛津大学学习，这听起来很吸引人。我动手太晚了，已经来不及申请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但我发现我还有可能在那年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我打电报申请，强调我在哈佛获得的荣誉。伦敦经济学院回电报说，他们录取了我。然后，我打电话告诉我父母，说我有一个让他们吃惊的消息。我从法学院退了学，准备去伦敦。

    我迅速启程前往英国的惟一麻烦是我必须先回迈阿密老家去见我的征兵委员会代表。在学研究生可以推迟服兵役，但该学校必须是征兵委员会认可的学校。在征兵委员会接待我的是上一个时代的南部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