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实话，每一个成功者都会承认机遇的巨大作用。在我上哈佛大学的问题上机遇的确起了重要作用。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但并不是极其突出，而且我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公立中学。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偶然的事件造成了不同。我父亲和我碰到了一位律师，他们两人是在哈佛大学合唱俱乐部的一场音乐会上认识的。我父亲的这位朋友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这位主任当时出差路过迈阿密。

    1956年秋，在我进入哈佛大学后，我感到极其压抑。我所在的班上的一半同学都曾在专门为“常青藤联盟”输送人才苗子的预备学校进行过强化训练。另一半同学中很多人都毕业于名牌高中。而我虽然在高中学过四年法语，却在进入哈佛后没能够通过免修这门课的初级课程考试。在数学方面，我甚至没有资格学习初级大学课程，因为我没有学过微积分，所以我还得补修数学。

    在入学教育的第一天，新生在学校礼堂开会。负责新生的院长想让我们不要过分紧张，说我们年级将只有2%的学生最后毕不了业。我环视了一下四周，想到其他所有人都很幸运，因为将来只有我来填补这2%。我最先认识的同学之一是来自斯塔滕岛的学生，我看见他正在看课程目录。但他没有看课程，他看的是列在课程目录后面的奖励单，想看看他能够获得哪些。我当时想，这是多么奇怪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也正在看同样的课程目录，想选一些我可能会通过的课程。

    我在哈佛上一年级时最突出的感觉是焦虑。为了寻求安慰，我阅读了我父亲送给我的一本励志书《生活方式》。这本书实际是一位名叫威廉·奥斯勒的医学教授在1913年给耶鲁大学学生做的演说。奥斯勒想要说明的是，应付失败恐惧症的最好方法是以一种“严格划分时间段”的方式生活。有时候，你应当爬上“山顶”进行自我反省。但平时你每天应当摒弃杂念，全神贯注于手头的任务。我尝试着按照这个建议做，努力不去想我能否在哈佛完成学业的问题。

    让所有人特别是我自己感到吃惊的是，第一年我的学习成绩是如此优秀——以至于我的学习指导老师要我去参加一个会。他问我是否感觉还可以。

    我问他：“为什么我不应该感觉好？”

    他反应道：“你的成绩非常优秀，而所有人本来都以为你不会学得很好。你确实没有用功过度吗？”

    即使上完一年级后，我对在哈佛上学仍然还有一种紧张感。在我的第二学年开始时，教授英国文学课的老师想了解有哪些书同学们都没有读过，以便布置给大家读。他要求读过 狄更斯、乔治·埃利奥特、达克雷等人的英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人举手。随着他列出这些作者越来越模糊的作品，毕业于格鲁顿、安德沃等学校的同学举起了手。我的手一直放在腿上。我不仅没有读过这些书；其中大部分书我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

    对于那些毕业于预备学校的大多数人来说，哈佛只是他们增长自己学识的继续。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所有的事。二年级时，我选了拉菲尔·迪默斯教授开的时间为一学年的简明哲学课。迪默斯教授是位很有才华的希腊人，一头白发，非常高超地让学生学习和思考基本问题。他的风格就是朴实无华。迪默斯往往走上报告厅讲台，把一个废纸篓翻过来放在一张课桌上作为他的讲稿架。他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斯宾诺莎等哲学家视为伟大的思想家，以无比崇敬的态度谈到这些人。对我来说，要想了解这些作者的思想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后来，在我们为期一年的课程中，迪默斯教授布置了一些作者的著作，他们的思想不是非常晦涩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