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本特森所具有的经验。我的真正问题是放弃了我们最强有力的手段：恐惧。在盲目自满和恐慌之间航行的惟一办法是非常非常小心地选择我的用词，缓和人们的紧张以及有意地保持模糊。

    1月25日，当艾伦·格林斯潘、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和我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整个过程充满了敌意。我被迫回答一些指控，说我们的建议是假装是要帮助邻国，其实是为了把华尔街和大投资银行“赎”出来。伯尼·桑德斯议员说我应该“回到你在华尔街的朋友们那里去，告诉他们自己的事要自己担，不要要求美国纳税人帮忙”。我努力解释说，我不会为了援救投资者花纳税人一分钱。我再三强调说，我们援助墨西哥的计划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尽管这些数字很难准确计算出来，但根据我们的大致判断，如果墨西哥危机久拖不决，可能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是，70万个就业机会受到影响，非法移民将增加30%，等等。

    在随后一周，罗斯·佩罗特在参议院作证并大谈其所谓墨西哥危机宣布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死亡的论调，结果他获得了热烈反响。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达马托则对我们的计划从支持转为反对。大约就在此时，白宫非常擅长与国会打交道的帕特·格里芬在人事主管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向我表示了他的烦恼，认为我们使总统陷入困境。他认为，做出援助墨西哥的决定，没有充分考虑政治风险，结果使克林顿处于难以招架的境地。我回答说，总统是明白其中的政治风险后才决定采纳这一计划的。由于市场开始了解国会对我们计划的反对程度，因而不仅墨西哥，而且阿根廷、巴西以及其他情况类似的新兴国家市场进一步疲软。远至亚洲和东欧的新兴市场国家再次受到影响。

    在我的财政部办公室，我们不断进行分析和讨论。参加我们正式会议的官员不久后成为“墨西哥工作组”的核心成员。他们是杰夫·谢弗、戴维·利普顿、蒂姆·盖斯纳以及我的人事部主任西尔维亚·马修斯，还有将担任墨西哥工作组组长的丹·泽利克。我习惯性地把这批人称为“我们”，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决定是大家通过在漫长的日日夜夜里不断交换意见共同做出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国际事务的官员特德·杜鲁门经常加入我们的讨论，在一些关键时刻，格林斯潘也会加入。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轮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尤其是米歇尔·康德苏以及他受人尊敬的助手、麻省理工学院前经济系主任斯坦利·费歇尔密切磋商。

    我们财政部开会的特点是找出存在问题并进行辩论，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最充分地探讨解决办法。在进行讨论时，没有人在乎级别高低，这在华盛顿是相当不寻常的。一位34岁的助理部长帮办与财政部长都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阐述自己的看法。这种非正式性是我在华尔街和白宫工作经验的反映，在我看来，最有启发性和最富有成果的讨论才是最成功的讨论。所以，如果有人特别是格外关注某一问题的级别较低的官员看起来欲言又止时，我就极力鼓励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讨论的成果，而不是创造成果的人的级别。

    如果不同意其他人看法的人受到鼓励，表达出自己的意见，那么这样的会议就会产生最佳成果。所以，如果一次会议似乎要朝着达成共识的方向发展，我就会提出一个会引发不同看法的观点。与我意见不同会受到积极鼓励，而不是遭到阻止。如果没有人有异议，我就会鼓励某个人站出来扮演魔鬼的辩护人的角色。我会说，“这正是我们要前进的方向，但我们需要知道相反的观点以便进行思考。”而且我和另外一个人会站在另一个立场上说话。我认为，与有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一样重要的是，这个小组富于智慧的精英们尽量避免通过自己的观点进行自我表现。在一场日益恶化的危机中寻找最佳答案，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

    由于国会反对的加强，我们小组自然开始考虑替代方案。一种可能性是不经国会投票表决，单方面采取行动，办法是动用“汇率稳定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这笔钱是财政部干预汇率用的。1934年美国放弃“金本位”时，国会建立了“汇率稳定基金”，允许财政部为稳定汇率而动用这笔基金。当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墨西哥危机这样的事，但我们认为，应对墨西哥危机符合“汇率稳定基金”的宗旨。这笔基金大约有350亿美元，作为财政部长，经总统批准，我对于何时以及是否动用基金有相当大的便宜行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