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过。当时墨西哥政府和1995年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一样，基本上耗尽了其外汇储备。1982年，墨西哥的债务拖欠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波及拉美很多地区以及拉美之外。在此之前一些年向发展中国家大量放债的银行大量抽走资金，造成一个又一个国家接连出现债务拖欠。我们不希望墨西哥这次出现的问题再次引发一场全球债务危机。但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方面使危机更危险也更难以遏制。国际金融体系在规模、复杂性和资金周转速度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以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在前所未有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蔓延的可能性比以前要大得多，而且他们的经济状况又以更复杂的方式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

    这些年最明显的变化是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迅速增长。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购买了美国40%的出口商品。结果，现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依赖于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购买我们产品的能力。资金流动量急剧增加。不再只是有银行，而且还有投资银行、人寿保险、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通过这些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财产的个体投资者。从1982年到1994年的12年间，流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增加了6倍，从240亿美元上升到1480亿美元。1982年金融危机之初，我正在高盛公司，当时这场危机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而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则是整个金融机制中的一个极其突出的事件。

    由于新兴市场的债务从银行转向人们普遍持有的证券，与1982年时相比，1995年时全球金融已经变得复杂得多。80年代的金融危机是通过紧密合作解决的，美国与其他国家政府让商业银行重新谈判，就墨西哥和其他债务国的坏账问题达成解决办法。但那是一种大规模的“解救”过程，因为银行一直支持遇到麻烦的债务国。针对1995年墨西哥的情况，有些人建议我们再次采取“协调银行的作用”的办法，但这时的银行已不仅仅只是债权人了。取代银行贷款的是，人们设计出许多种类的债务手段和金融衍生工具。墨西哥债务被扩散，因为持有者所拥有的债券，私下里是由全世界的各种机构和个人投资商所拥有的；这些债券并不是以拥有者的名义登记的，因此很难确认其所有者。另外，债券投资商在墨西哥公司中拥有股份，这种情况在80年代初很少见。

    由于金融系统中包括大的投资银行在内的许多参与者拥有很多新兴市场的证券，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得以更广泛地扩散而更加难以预料，造成了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波及效应。在一个新兴市场面临大量交易损失的人可能很快认为，其他新兴市场似乎风险更大，并将他们的所有债券变换为现金，即使那些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例如墨西哥和波兰之间。公司可能也不得不征集资本以弥补最初的损失，造成其他证券的抛售。大规模的衰退压力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甚至在工业化国家市场造成压力。

    最后的变化是市场反应的突然加速。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是非流动性的，仅仅是通过私下谈判达成的交易以巨大的差价转手。1995年，大量的流动资本通过光缆以光速流动。交易者在其办公桌上有大量的终端，随时掌握着价格变动信息。交易指令可以随时发出。其结果就是一个地方的市场发展情况会迅即影响到其他地方，而危机会更迅速地扩大。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墨西哥危机不同于人们以前所经历的任何危机，这使金里奇的说法令人难忘。几乎就在危机刚一爆发，我就得到消息，报告说丧失信心的情况正在影响着距离墨西哥城遥远的华沙和曼谷。墨西哥的流动资本危机与东欧的金融市场之间没有合理的经济联系。但市场心理是，某一天过于踌躇满志的投资者第二天会突然改变态度，而成为一群受惊奔跑的动物。在一个能够做出迅即反应的世界上，不加思考就做出反应的情况不一定就是非理性的。在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逃出去的情况下，竞相奔往救生出口时，速度对逃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描述正在发生的情况时，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困境。一方面，为了动员不愿意采取行动的国会议员以及公众支持我们的救援方案，我需要强调墨西哥危机的危险。另一方面，坦率地谈论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又会引发我们所最想避免的反应。明显提出我们担心危机可能会向全球蔓延并造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时有些人指出我在与国会打交道时缺少我的前任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