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天”，两者事实上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所强调的还是“以人为本”。这应该可以算是中国最原始的“人本主义”观念了。

    对比欧美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西方人相信人是神创造的，凡事都应该服从神的意旨，成为人为神而生的神本主义。欧美的科学文明，又证明人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神是人想象中的产物，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以致物质享受高于一切，成为以物为本的物本主义。

    中国人把宗教当做一种生活工具，神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把科学技术看成生活的另一种工具，科技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最看重的，不是神，也不是科技，而是人，从而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之路。

    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大概就是以“和谐”代替“斗争”，用“互助”代替“竞争”。“拿和谐来解决问题”成为多数中国人不变的特色，使得中国文化中,“和合性一向大于分别性”。

    管理的和谐性，最要紧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相互间的安和乐利。双方一旦产生严重的抵触或对立情绪，就意味着会失去中国管理的基本精神了。

    然而和谐并不反对竞争，天下事非竞争不能进步。但是中国人懂得“用让来争”，和合当中有竞争，争到不伤和气而又圆满解决问题，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了。

    因而，中国人特别重视和为贵。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尽管大家可以有着不同的看法，却不可不在和谐的气氛中找出孰是孰非。组织成员，不可以为反对而反对，但是基于共同的目标，提出一些积极性、建设性的异议，有助于集思广益,这才是组织进步与发展的动力，非常必要。

    但是，万一事物之间达不到协调的立场，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深知一切都可能有矛盾,但是矛盾可以促成变化，带来进步。然而矛盾未必就一定意味着对立、冲突，它往往可以调和、化解掉。西方人最佩服中国人的地方，便是这个“化”字，一切矛盾统统化掉，化得好像没有矛盾一样。

    从表面上看，多数中国人凡事习惯于讲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似乎是马马虎虎把事情处理完毕，有草率的味道。实际上我们是透过良好的协议，先把事情分解成若干症结，然后逐一化解，才可能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无事。这就是中国人的“求和”思想。“求和”包括着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待人和气等几方面,性格上也就表现出平和、宽容、顺从、团结、依赖等特征。

    另一方面，就中国人的个性心理特征而言，由于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性格气质上历来都表现出求和的一面,“以和为贵”成了大多数中国人进行社会交往所恪守的信条。所以世所公认，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国民讲究谦恭礼让，从不好勇斗狠，时时刻刻至少在表面上都不忘了一团和气。

    追求和谐是中国人求和心理的又一大体现,一方面,中国人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种敌对力量,而把它看成是和人类相辅相成的,即相互依靠、相互成就的密切关系。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人有统一的关系。而西方人则推崇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往往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看成是敌对力量。

    此外,中国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讲究伦理道德,重视人际关系。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出了中国人际关系的共同心理。只要人心团结，事业自然会无往而不利。《易经》有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便是“和为贵”的生动诠释。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都以“和为贵”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和”不仅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大家对“将相和”的故事，应该都不陌生吧。

    战国时候,赵国得和氏璧,秦国愿以十五城易璧,赵王为此进退两难,宦者令缪贤荐其舍人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凭其机智,完璧归赵。后来在渑池之会上他又为赵取得外交胜利,其官职位居猛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宣称要面辱蔺相如。蔺相如为此常躲避廉颇,还向自己手下解释说应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负荆上门请罪,二人遂结为生死之交。秦国见蔺廉二人团结一心,数十年不敢侵略赵国。“将相和”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保持强盛,政府中主要成员必须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信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企业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企业的中层人员有分歧、闹对立，往往是最棘手的,危害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