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

    中国人受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基于人的本能，行事前总要问个吉凶祸福。毕竟趋利避害、趋吉避凶，乃是人之常情。甚至中国一度有不少人专以替人预测凶吉、指点迷途为业，也就是所谓的“相面算命”，深为国人所笃信。而中华原典《周易》，某种程度上便是一本教人预测吉凶祸福的书。如果将这些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似乎也很难说得通。

    如何预测未来以趋吉避凶，有赖于感应。中国人早就知道，利害跟吉凶并不是准确的对应关系，利可能吉、也可能凶；而害亦如此。与其为了求取邪利、暴利招来凶祸，不如承受小害以期大吉，这就是“吃亏便是占便宜”的道理。吉凶必有征兆，要用诚心来感应，所以《中庸》说：“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防之；至诚如神。”

    感应的具体表现，叫做“知细”，就是指要能体察到一些微小的事物，从很小的端倪或征兆推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古人云，“明察秋毫之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便是“知细”的体现。孔子说,能辨析事理于细微的，可算得神圣的人物。君子上不奉承权贵，下不慢渎贫贱，不为小人所利用而受其牵累，可算是知细了。“细”指微渺难见的动机，吉凶的先兆。君子于是非善恶之间能合理取舍，能辨析细微、当机立断，决不拖延。

    “知细”才能够“见细”，于是才会有“先见之明”，于是对于一切问题，都能够轻松愉快地应付裕如。

    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不能知细，难免会使决策居于盲目，这样势必导致轻举妄动，使管理行为失效，甚至招来灾祸。管理者能够知细，事先看出预伏的危险，便能够及时防微杜渐，使许多小问题化解掉，就不会形成大问题。老子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是希望我们知细、见细并及早思患预防，以趋吉避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居安思危”。这也就是说对管理者而言，对任何问题，当其微小时，即予以有效处置，便是最理想的管理态度。

    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务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一部分中国人乃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中国古代技术领先而科学落后，就是“实用主义”的后果之一。中国从来都不乏能工巧匠，但有几个能在理论上有高深造诣的？中国人注重能够直接给生活带来好处的技术领域的探索和革新，却从来没有建成过一套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无遗憾。中国人诚然很聪明勤奋，而且也善于学习。但传统的中国人学习的目的，乃是为了求取功名，将来好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无论是“格物致知”也好，“修身养性”也罢，看似注重的是个人修为，而它们的落脚点，最终都在“治国平天下”上面。可见中国人的行为大都有其明确的动机，这纯是因国人的“务实”精神所致。

    此外，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具有现实主义特性。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仅有的一个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其理论中也夹杂了许多世俗化的东西，它并不像佛教那样提倡清心寡欲、舍己度人，而是对人生采取了一种更为超然放达的态度。即使是超凡脱俗的佛教，一来到中国，也往往被世俗化、功利化了，例如产生于中国的所谓“净土宗”，就背离了“艰忍苦修”的佛教传统，使之具有了“中国特色”。

    即使这样，许多中国人对宗教也都是漠不关心的。中国人完全沉溺于世俗的兴趣之中，沉浸在感性的生活之中，因此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唯物质主义的，他们热切追求富裕和享受的快乐而无暇他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是不会轻易信奉鬼神的。因为《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既然孔夫子都敬鬼神而远之，那还有多少人会对虚无飘渺的神灵顶礼膜拜呢？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宗教不过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嗜好所追逐的时髦而已。不像当代信奉某种宗教的人，一生下来就必须信仰某种宗教，就要成为教徒，丝毫不能有个人选择。

    通权变达

    中国人做事，从来不固执一理、毫无变通，但中国人也向来看不惯那些圆滑机巧、见风使舵的人。中国人的行为讲求实用，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贯彻了“实用主义”。这种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心态和理念得以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至今。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向来不提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们的祖先并不讳言“君子爱财”，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还必须“取之有道”。由此可见，这里所提倡的，就是一种通达权变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诚然有传统、务实、固执乃至保守的一面，恪守礼教很少变通,但是同样也很强调“权变”的重要性。孟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