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三家的长期争战。法家在秦汉先盛后衰，儒家同样在汉魏先盛而后衰。道家在魏晋一度复兴,儒家在汉代只有独尊的地位却无法垄断全局。此后佛教东来，影响甚巨，但却始终没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流。

    转变时期

    自明初到清末(公元1360—1898年)，为时约500年。其时正以西方“大航海时代”为肇端，渐渐地西风东渐。到18世纪中叶，国门洞开。海通之后，欧洲文化随传教士而来，使中国人心目中昔日大一统的“天下”突然变为世界列国之一，无疑带来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空前巨变。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不得不有所因应而革故鼎新。

    这一时期虽然包括明、清两朝，但是重大的转变，一直到晚清才出现。其时太平天国以反清复汉、奉天博爱、平等尚贤为主旨，本基督教义与民族思想，带来第一波的转变。由于严重破坏中国社会习惯，遭到传统势力的镇压；加之其领导集团内部蜕化变质，对于外来基督教义与固有中华文化都无深切的了解，“学西洋而未得其当强立国的真谛，攻旧习而反醉心于君主政治的恶举”，终告败亡。此后,戊戌维新掀起变法运动最惊人的一幕，希望兼用西洋的政教，可惜后来引起庚子义和团运动，遽而告终。直到辛亥年国民革命爆发，推翻满清帝制、建造民国，才产生了根本的转变。

    成熟时期

    这段时期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元1898—1949年)，堪称是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成熟时期。民国肇始以来，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作为中国治政的根本，逐渐开始顺应世界潮流。客观地说，中山先生可谓是把中国带进现代化的第一人。

    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的模式依样画葫芦，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制造我们可以学会，也可以随时随地拿来使用;但如果像外国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体制乃至思想文化全盘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因此中山先生主张“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就是希望我们用中国人自己的管理哲学，采纳西方进步的管理工具与方法，开创中国式管理的光明大道。

    发展时期

    星移斗转，随着**主席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几经曲折，终于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终于认识到：经济领域没壁垒，管理技术无国界；然而就文化层面来考察，东、西方各异，一度形成所谓“东、西文化冲突论”这一命题。但是应该看到，虽然东、西文化各异，但并不乏相互间的融合与沟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方能彼此珍重，相亲而相敬。世界迟早要步入大同，文化的融合与趋同更是不可变更的历史规律。为此，作为中国社会的建设者和中华文化的发扬者，我们应该坚定信念，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扬并予以创新，并由此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完成时代赋予中国人的使命。

    铁证如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直在变，而且已经变了五千年，当然不会就此停下来，事实也不允许我们有所停滞。然而，我们不能不从历史的轨迹，明白我们演化的整个过程以及所处的阶段。我们所要做的，乃是顺着先哲们开创出来的大路，勇敢地迈向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