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并由此易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阅读那个屈辱时代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种著述里常见的民族偏见和文化歧视时，我们其实已不必过于敏感，更不必有意加以回避。正如本丛书最早出版之时戴逸先生赐序所指出的：这些偏见和歧视，“只能昭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一个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无损。我们已有足够的肚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近代西方那极不美妙的中国形象之中的有关认识总体上较之以往趋于深化，至少这种形象变化成为其认知中国走向深化所必经的一个重要阶段，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因为毕竟，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要远比以前更为密切、交往更深、观察更细、碰撞也更多。实际上，我们怎样看待这一变化了的形象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不会不正视和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

    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将无疑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国家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有关中国著作的翻译，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西方汉学家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这已得到许多人的重视。其中影响最大的工程，乃刘东教授主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它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论著，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有益的借镜。而我们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则显然属于另一类。它主要选择19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或具体描述中国城乡的社会经济生活、各阶层的日常信仰行为、文化接触的故事、政治制度的运行等轻松活泼、凸显感性、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类著述。我们的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较广泛地流传，对西方的“中国观”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作者在华经历丰富、际遇独特、观察细腻、眼光独到、议论有味，总之具体真切、形象生动。与此同时，丛书还将包括一些后来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我们认为，后一类译著的价值，当是前一类研究专著所无法取代的。

    本译丛最早筹划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7年至1999年间，它曾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为名，由时事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推出过十种，受到学界和读书界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但此后，终因我们精力不济，未能继续编译下去。多年来，虽屡有朋友鼓动、多家出版社诚恳相邀，我们却始终畏葸不前、未敢轻允。 2004年底，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李晨光、马燕、孙文颖等郑重来函，希望我们能将此套译丛改在中华书局出版，争取每年推出三至五种，持续不断地长期编译下去。书局的领导对此也很支持，意在使之成为一项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出版工程”。经多次商谈，我们终于又在这个文化人“情有独钟”的老牌出版社的召唤之下重鼓余勇，再次投身到此套译丛的编译事业中来。

    由于原来所出版的十种书分散在两个出版社，且早已绝版，有的译校也尚欠精审，故此次在推出新译之前，在汉学编辑室上述几位专业编辑的大力协助之下，各译者又对原译著进行了认真的校审或修订，并首次以十部汇齐的完整形式，将其予以重版。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希望此举能为译丛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较为牢靠的基础。

    但愿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对于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认知西方人当时的中国观，能够多有助益，并在今后“持之以恒”的坚持中，真正成为编者、译者、出版者和读者共同喜爱的学术文化事业。

    黄兴涛 杨念群

    2006年6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