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该丛书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书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还能够有新的延续。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国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于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的内容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里，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廷所雇佣的外国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西方报刊派驻中国以及在华西文报刊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探险家、律师和到中国经商的商人等等，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非同时期有机会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是对中西直接接触和中国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应着当时当地不同的现实需要，故此对于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块垒”。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仍然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社会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就曾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参见本丛书中《中国变色龙》一书）。其实，并非只是中国自身在变，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知、想象，也在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大体说来，西方世界形成比较明确的中国形象，约从13世纪中后期《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马可·波罗游记》等的出版和流行开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西方人眼中都是一个神秘而富庶的东方国度。至17世纪末和18世纪，沉醉在“中国文化热”氛围下的欧洲人，更是视中国为政治开明、教化理性、文明高超的效法榜样。然而从18世纪末期起，由于种种因缘，这一正面形象却迅速地朝其反面转化。

    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叶，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本译丛所主要关注的历史时段。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