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换领域，总是找不到位置，自己就属于这种。自我评价涉猎很杂，什么都能写。单位说他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都能写，比如社论版、新闻版、深度报道、副刊都能写。我上网印证了他说的这一点，从他所在报纸的网页上查出来很多他写的文章，很高产，内容也各种各样。

    对于现在的单位，感觉还可以，但对于将来能不能干长，并不明确，“谁知道呢，这个世界太大了，反正是做媒体吧”。对于自己的前景，虽然很多想法，但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接受挫折。由于这两年漂泊不定，所以至今单身，生活上感觉有压力，比如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车子。

    能感觉出来，严伟骨子里有很强的精英意识，希望在新闻行业里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但在现实面前，也逐渐少了一些开始时候的冲动。

    陈明（17）

    在见到陈明之前，我就知道他大学毕业到单位以后，很快就提升到了正处级，担任某事业单位一个行政管理部门的主任。见到他的第一印象是，比同龄人更多些老成持重。不过，随着谈话的进行，才感觉出和同龄年轻人同样的朝气。

    陈明把自己工作上的顺利归结为遇到了好领导和机遇。他其实在毕业前就开始在现在的单位实习，当时大四，有课就上课，没有课就过来。这样，在正式毕业之前就在单位给同事和领导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为以后的工作做了铺垫。单位机构改革，大大压缩了一些职能机构，把原来的好几个部门的工作都并到了一个部门。单位的人事设置变得偏平化，一个行政管理部门其实就三四个人，大家各管一块，其实就是一个人管原来一个部门的工作。2002年3月份，当时办公室缺一个副主任，陈明接了过来。后来单位统一竞岗，正好处里没有主任，他当时以副主任的身份主持工作，经过竞岗后成为主任，级别也相应地调成正处级。但是陈明对这个级别并不以为然，说事业单位毕竟不是行政机关，和机关里的级别划分不好等同起来。在机关里要做到处长，要扎扎实实熬上几年。

    陈明的农村出身对他影响很大。对比来北京之前的生活，陈明对现在的生活状况还是比较满意的。已经买了房子，马上就要住进去。虽然暂时没有结婚，但现在和女朋友关系很好。出人意料的是，陈明表达了很强烈的事业上的危机感和压力。这种压力不是来自单位内部，而是来自长远职业发展和人才市场趋势。

    冯涛（18）

    冯涛在某科研所工作，他要下午去图书馆借书，所以约好在图书馆见面。他很守时，在约好的时间的前两分钟内准时出现。第一印象，冯涛的穿着很随意，气质谦和，典型的科研人员的形象。他不是外向的性格，但在我的引导下，还是侃侃而谈，可能和他有一些学文科的同学有关，他自己也经常买一些社会、历史等方面的书来看。思维很严密，逻辑性强，很符合长期做科研的习惯。

    冯涛多年前工科本科毕业，后来又读了硕士，接着来到现在的单位读博。一路下来，中间没有任何全职工作经历，专业也一直没有变。毕业后留到了读博的科研所，做科研工作，马上要评副研究员。已经成家了，太太也是同专业的博士，现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

    感觉这些年一直读书还是比较顺利。工作环境比较简单，工作、学习过程中接触的人都比较单纯，所以人际关系比较好。但是觉着单调些，每天就是吃饭、上班、加班，很多年都是这样。现在虽然工作了，但和读博的时候差别并不大，每天晚上都要去单位加班。不是单位要求，是自己习惯了，可能也和太太不在身边有很大关系。平常工作时间很长，但效率并不大高。工作、生活单调，感觉时间就过得特别快。但回想起在北京的7年，其实已经变换了很多角色。这个年龄段，7年很重要。在研究机构里要按部就班，先要拿到学位，再从助理研究员干起，到副研究员，项目负责人，研究员，直至领域里的知名学者，甚至权威。要经费，发文章，评职称，基本就是这个路子。

    对于自己现在的状况，自身感觉还可以，但考虑到家庭，觉着还是不满意。孩子没有来得及要，已经觉得有些晚了。父母在湖北老家，有责任给父母养老，将来一定要接到北京身边生活。这些很实际的负担对自己来说感觉有很大压力。不过，也认为这些事情是各行各业的年轻人都会遇到的，特别是自己的事业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对将来的生活还是充满信心。

    王慧（19，女）

    和王慧见面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上午11点多钟，我担心她是否方便，她说没有关系，平常只要把工作做完就行，管理不严。平常一到11点钟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去饭厅吃饭（午饭是外面送来的套餐），大家边吃饭边聊天，很热闹、轻松，没有固定的中午吃饭时间段。

    王慧在国家某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工作。编制上是挂在机关下面的一家公司，虽然业务上增加了一些为市场主体服务的内容，但主要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与传统的行政机关没有太大区别，待遇和机关公务员一样。不用像一般公司那样去开发市场，只要等业务找上门就行了。虽然有时工作也会很忙碌，偶尔需要加班，但总体还是比较轻松。业务比较熟悉了，工作上没有压力和明显竞争，只要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就行。工作稳定，待遇也不错。

    王慧看上去性格很开朗、随和，从谈吐上看得出受过很好的教育。穿着打扮比较素雅，没有刻意讲究。她自己也说在单位人缘很好，对人没有心机，所以大家都愿意和她来往。王慧从很早开始就有给人做媒的爱好，很大原因就在于她的热心和别人对她的信任，平常交往也比较多。王慧声称做媒的对象大都是27岁到30岁左右的，学历都比较高，工作也不错。但是其中大龄女士较困难，同龄的男士反倒比较抢手，手头有几个女士没有“出手”，所以现在不再敢“接受”女士的请求。王慧饶有兴致地给我分析了许多原因，让我听得频频点头。

    王慧本来一直不想要小孩，主要是工作忙，觉着很麻烦。但是现在想法有了改变。王慧的丈夫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父母在一个小城市。刚在工作单位附近买了房子，经济上没有负担。

    杨波（20）

    杨波本科毕业后做过大学教师，之后来北京读了硕士和博士，现在一所大学做教师。他在读硕士的时候就开始在外面讲授各种考试英语，多年下来，在圈子里俨然已经小有名气，在各大城市飞来飞去讲课，英语考试方面的书都已经出了几本。虽然是第二职业，但几乎成了第一职业，最近又和人合伙注册了一家公司，以出英语书为主。平时很忙，明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已经被各家学习班约好了。

    杨波这些年讲课的回报很可观，短短几年挣了不少钱，自嘲成了挣钱机器。结婚前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又买了一套200多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去年自费送太太去国外学习，前一段又买了辆车。但经济上无所顾虑之后就想在其他领域有所建树，所以博士毕业前曾一直想从政，最后因各种原因作罢。

    杨波这两年感觉很疲劳，这几年要讲课，还要兼顾学习和工作，所以很忙碌。“没有时间休息，连锻炼的时间都没有，牺牲了所有的时间来做事情。虽然事业很成功，赚了不少钱，但时间长了，开始厌烦，觉着做这些事情很痛苦。但也没有办法放弃，因为对别人承诺了，自己也想再多挣一些钱。到了十月、十一月的时候，没有学习班，可以休息一下，反而觉着这个时候生活最美好，可以享受一下。这种感觉这两年感觉越来越深。”原来没有想过要小孩，现在觉着应该考虑了。看他的头发明显有些稀疏，与年龄有些不相称。

    对现在的状况还算满意，感觉事业上不断前进。想出国再读一个其他专业的博士学位，能作为将来的事业。自信一件事只要自己决定要做，就能做成。

    华林（21）

    华林刚刚搬进新房，这些天比较忙乱。看起来很和气，说话很有条理，很符合中学老师的风格。聊起来，很坦诚，无所保留。

    华林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一所大学的附属中学教书，后来在北京读在职教育学硕士。拿到硕士文凭后，为了自己和家庭有更好的发展，特别是为孩子将来考虑，就找到北京一所大学的附属中学留了下来，已经两三年了。妻子是大学同学，现在北京另一所大学的附属中学教书。

    夫妻两个人的收入都很稳定，加起来小日子过得还可以。房子是学校分的福利房，比外面的商品房要便宜很多。原来在外地买了商品房，现在也卖掉了，所以负担并不大。在单位和教学组的同事关系比较融洽。对于将来，没有太多的想法，认为该努力的都已经努力过了，以前一直比较劳累，现在就想好好地把书教好，希望孩子有个好前途。女儿在读小学。感到欣慰的是孩子成绩比较好，在学校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

    到现在的单位需要办人事调动和户口迁移，前两年这些事情让华林很烦恼，跑了很长时间，花费了很多心思。说起这件事，华林仍然很不平，说现在办事真难，很多政策和部门人为地为人才流动设置了许么多不合理障碍。即使觉着没有任何问题的手续，都会遇到一些出人意料的麻烦。

    孔楠（22）

    孔楠当初上高中的时候身体不太好，家里建议他高考报医学。他自己也觉着学理工科比较艰苦，怕身体吃不消，也就同意了。而且，当时医生的职业比较热门。当然，在真正学了医科后，才发现并不轻松。但孔楠仍然认为当时的选择是不错的，如果学理科搞基础研究，在当前中国的出路并不好，“在社会上都不好生存”，而学医比较有前景。毕业后孔楠到了现在的医院工作，马上要评主治医师（中级职称）。但要真正“主事”，还要些年头。现在住院部做临床工作，感觉在单位还是属于基层，所以也和各方面没有太多的利益冲突，竞争不算激烈，和大家关系也比较好。“将来往高的位置上走的时候，就会竞争越来越厉害”。

    孔楠觉着在医学界没有高学历很难发展，现在大家都在读书，水涨船高，压力很大。单位是科研所和医院相结合的，所以在本单位读了研究生。这样，除了工作、家庭，还要学习，经常要查找、阅读文献资料，感觉很忙碌。

    到孔楠家，最大的“亮点”是他怀孕的太太，突出的体型已经非常显眼。他太太是一所大学的附属小学教师，平常工作很忙，从学校回来还要在家批改作业。待遇还不错，家里的新房就是太太单位分的，三室一厅，很宽敞，装修得也很漂亮。地段靠边些，但上班有班车接送。

    对于现在的生活，感觉还可以，比较平稳。就是经济上还是稍微紧了些，除了刚买了房子，主要是后面还有许多其他事情。孩子快要出生了，开销会很大。将来硕士读完，还准备读博士，到时候就要求脱产读书做科研，所以经济稍微紧张的时间还会持续几年。我问他为什么现在要孩子，他说预期孩子牵扯的精力不会很大，到时候父母可以过来照顾。到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说到这里，孔楠庆幸自己的妻子在教育行业，小孩子将来的教育就不用太操心。不然，操心可就大了，会有很大的一笔开支，麻烦也很多。而且，妻子本身就是老师，自己就会教育孩子。所以，将要出生的孩子对自己的影响并不大。父母身体都还好，有自己的住房，退休在家养老。

    对于将来的生活，孔楠说并不向往非常高档的生活，希望的是比较恬静的日子，“觉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不像商业人士那样有那么高的生活水准期望”。主要考虑的是在学术、工作上有所建树，现在自己就在朝这个目标扎实地走着，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

    尤军（23）

    尤军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地处繁华地段，但不在街边，隐藏在高楼后面的一栋低层楼房里，曲曲折折才找到。外面丝毫不起眼，但走进楼去，没有想到竟然有那么多的科室。后来听尤军说正式的公务员有六十多个，非正式的八十多个，被吓了一跳。尤军有自己的单独办公室，敲门进去的时候竟然看到他在安安静静看书。

    尤军今年三十出头，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稳重，说话语气很平缓，可能和多年机关生活磨炼有关。大学毕业后到区委做最基层的科员，几年后平调到街道办事处，仍然是科员，一年之后提到副科。后来市里要求所有街道的副处级都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当时区里这种年龄段的副处级干部只有十几个，属于“青黄不接”。尤军被推荐参加了全区的选拔综合考试，通过后被任命为街办的主任助理，后来转为副主任。尤军认为自己是政策的受益者，如果不是这次机会，可能还提不上来。当时一起分配到区委、区政府工作的大学生有十几个，四年里没有提拔一个。现在从高校里过来的毕业生多了，上面的大环境也变了，领导也开始重视人才，提拔这些科班出身的。他说以前的大环境就是这样，虽然上层不错，但中层很顽固，掌握实权的许多中层干部是从兵团、军队转业过来的，最下层就是他们这些科员。

    对于现在的状况，尤军表示，如果和当初的预期比，肯定是不满意。但是如果和当时同一个起点的人比，还算可以。既不是特别快的，也不是特别慢的，和同学比也是这样。但对前景，尤军表示并不明朗，甚至有些悲观。自己从学校出来，很长时间不会拉关系，主要是拉不下面子。刚开始对官场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和朋友、同事聊天，才慢慢体会，感觉现实是很打击人信心的。即使现在好了很多，但承认骨子里还是很清高。虽然自信自己的能力，但没有很强的背景，在官场很难。如果发展中有什么转折和机遇还可以，但这些是可遇不可求的。

    尤军大学班上的同学很多并没有进机关，而是到了公司里，包括一些从机关跳出去的。但和他们比较，自己仍然觉着选择是对的。他认为在公司里风险太高，虽然可能发财，生活比较丰富多彩一些，但是将来没有好的预期。将来自己虽然可能升到正处、副局就到头了，但还是要去争取一些机会，拼搏一下。自己这些年一直读书，没有间断过，认为在机关发展最忌讳后劲不足。对从基层干起，觉着并不一定是个坏事。假如要朝一个目标奋斗的话，需要很多条件。在基层东西比较多，什么事情都可以遇到，什么人都可以碰到，“很多人说经历就是财富”，在基层有很多事情在高层接触不到。这种经历在将来很重要，是所谓“后发优势”。

    何京（24）、吕英（25）

    吕英开始是在一家外企工作，感觉在外企能培养一种良好的工作习惯或工作思维，为将来的事业打下基础，但做到一定的位置就很难得到发展。所以，后来到现在的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工作，属于事业编制。当时觉着这个工作比较稳定，待遇也不错，自己的工作也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但是时间长了，感觉工作内容比较单调，事务性的工作比较多，涉及的知识比较少。在初期还有能承担一些责任、承担一些事务的感觉，但后来熟悉了业务，感觉工作缺乏挑战性。所以，现在想静下心来加加油、读读书，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所在，所以报考了研究生。

    何京是吕英的朋友，被我也“顺道”作为采访对象，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他做组织工作，开始说话有些官腔，言语很谨慎。后来放开了些。

    很值得注意的是，吕英在准备报考研究生后变得关心政治，思想活跃，对何京所说的很多话不以为然，把何京作为保守的靶子。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几乎吵了起来，弄得何京很不高兴。

    张兵（26）

    张兵已届不惑之年，在国家机关下面的一个事业编制单位工作，副处级。回想起这些年的经历，张兵感慨很多。

    张兵在刚恢复高考时读的专科，学校师资并不好，学制只有两年，外语课都不开，所以认为自己教育上先天不足。毕业后在军队干了多年，驻地在京郊。他看玩笑说自己有“三个女人”：母亲、夫人和女儿。张兵老家不在北京，他是长子，希望能照顾母亲。夫人在企业，不太稳定。孩子现在上初中，虽然说是在北京生、北京长，但因为部队在郊区，决心不能让她只接受大都市的“郊区教育”。为了“三个女人”，决心要转业。“当时转业有规定，正营以下不包分配，副团以上才包分配，解决待遇也就是个副处级，还不见得是实职。”很多军队专业干部都会降级安排。张兵当时从“正营”级转过来的，在1996年的时候为新的工作单位多方奔波。后来放弃了企业单位，到了国家机关，虽然是事业编制，但也是考公务员“挤进来的”，感觉不容易。

    进来不到一年，正赶上当时的新一届政府上来之后的机构大改革，精简人员。当时的分流条件非常优厚，“分流就是为国家做贡献”，其中一个去向是读研究生，费用全额报销，读研期间人事关系仍挂靠在机关。就是说，在工作保留的前提下，完全脱产读书。毕业之后，原单位还负责推荐工作。张兵动了心，他感觉自己的教育基础不够，梦寐以求的就是到正规大学学习。但在申请的时候，人事部门不批，说张兵不符合条件。因为单位虽然是财政全额拨款、按公务员管理，但还不完全是“公务员”，所以张兵想被分流读研的想法落了空，失去了一个读研的机会。

    后来所在部委推行处级干部竞争上岗，那时候他还是正科级，领导动员他参与竞争，到了副处岗位。他对上次没能继续求学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又参加研究生考试，如愿以偿。复习考试时顶着很大的压力，因为自己在文化上有点先天不足，年龄偏大，离开学校太久了，英语都是靠自学的。入学后，大家都很佩服他的勇气。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领导支持还是支持的，因为是利用业余时间的周末上课。他对职业前景还是很看好，希望在硕士毕业后能有更好的发展。

    金宇（27）

    金宇明显有些脱发了，看起来将近四十了，但实际只有三十五、六岁。说起来，金宇觉着这些年太劳累了，心理上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金宇在某中央机关工作，总是要起草各种文件材料，所以经常要封闭到宾馆里面写东西。他强调说，这些工作不是和做学问一样可以慢慢做，而是有时间限制，节奏很快，经常是要求几天内交稿，心情很紧张。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没有了时间概念，除了熬夜，周末也经常不能休息，整天就坐在电脑前边，房间到处铺满了各种参考资料。惟一的休息是晚饭后，能在宾馆下面散散步，如果能有人一起散步聊聊天更好了。如果紧张起来，连这种放松都没有了。

    对于现在的工作，感觉有些枯燥。金宇还是有很多想法，希望能在其他工作上施展自己的才华。但现在的业务已经非常熟练了，毕竟积累了几年时间，如果转过去有些可惜。自己现在是副处，处长马上要升职，不出意外自己能升到他的位置上。他强调说机关里面的工作安排主要不是看自己的兴趣，而是看领导的意图。

    金宇觉着机关里的工作事务性比较强，而且经常有些工作变动，所以虽然在机关里这么多年，但谈不上什么专业。可以说是“万金油”，什么都能干，什么都不是专家。但又补充说，这本来就是机关里的工作性质，一般官员根本不需要自己是专家。

    生活上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房子是单位分的，没有什么负担。妻子在事业单位上班，比较稳定。小孩在上小学，主要是妻子操心。曾想买一辆车，但发现自己早已经养成了路上出神的习惯，感觉这样开车非常危险，所以就放弃了买车的想法。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等我有司机的那天坐专车吧。

    没有过多长时间，再和金宇联系的时候，他说已经升了处长。

    许刚（28）

    许刚的企业虽然资产规模不大，但很有特色，知名度很高，在见面之前竟然从网上搜到很多有关他个人和企业的采访、介绍。当然我对他从事的领域并不了解，以前也没有听说过他。

    许刚中学的时候看过很多伟人的传记，当时发现政治对社会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所以想从政。“目的很纯洁，想为人民服务，想做个好官”。高中时候就入了党，在中学里是学生会主席，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总是第一第二。其他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绝对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看得出他对自己的中学经历很自豪。在大学里学习成绩一般，担任过一些学生干部职务，“但没有很做大的职务”。他们那一年毕业分配很不理想，没有能去机关，而是到了北京一家大型国营企业的党务部门，还是因为自己有学生干部和党员的背景。在单位整天看报纸喝茶，无所事事，工资也不高，感觉很苦闷。后来离开单位，到一家公司“打工”。在第一家企业只干了一年半，在第二家也没有长久，受当时经商风潮的影响，自己出来干起企业，至今已经有10年了。后来，原来就职的那家大企业破产了。现在自己的企业比较稳定，而且处于上升趋势。

    前些年忙企业感觉身体有些透支，一到下午就心跳不正常。现在实行了员工持股制，自己做董事长，持股百分之六十，另外聘了人管理日常经营。“以前是自己老失眠，现在是总经理失眠，他的压力比较大。”自己上班就是两三个月开一次董事会，审查财务报表、过去三个月的工作，对一些企业的大事做决策，但具体的经营就不管了。一年前太太生孩子，自己也在家照顾，也算自己休息一下。除了带小孩，就去健身俱乐部锻炼，旅游，感觉效果很好。“以前也不是完全没有时间运动，而是心理压力太大，没有一个放松的心态”。并不希望自己的企业做得多大，但希望能长久地良性生存下去。

    回过头看当时从商的选择，很庆幸没有从政，觉着现在这个商业社会，要做纯洁的官很难。既然是商品社会，就不如拿钱说话。自己的公司性质决定了应酬也不多，感觉现在很自在，没有人约束，不用违心地说什么话，生活很真实。“如果现在要我选择做一个处长或者做现在的事情，我绝不会走仕途”。他的口气很肯定。他的经营宗旨是要诚信，强调企业存在的社会价值。经常发动员工给灾民捐款，自己也捐助了20万元建一所希望小学。他强调这并不是公共关系，对自己的企业经营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对生活要求不高，“有车有房子就行呗。我绝不想买别墅，有钱我也不买”，这种说法印证了他随意的穿着、随和的性格。

    施全（29）

    和施全约在他家所在小区的会所里的咖啡厅，那个小区是知名的高尚住宅单位。见面时他正在和人谈生意，随身的笔记本开着。穿着很讲究，待人很有分寸。所有的这些都说明这是一个忙碌而精干的商人，也是一般大家都熟悉的成功人士形象。施全很忙，只有中午吃饭的时间可以边吃边聊，而且还约了另外一个朋友。

    施全大学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比较活跃，属于那种不太安分的学生。和当时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曾经历过“**风波”，之后信念和生活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毕业的时候分配到北京一家百货商场做售货员卖牛仔裤，不到一年就去了一家外企在华机构，后来公司经营失败关门了。那一段是施全最困难的时期，赶上了许多事情。后来转行做现在的行业，从公司注册至今已经十年，企业有了一定规模。对未来期望很高，立志要把企业做大，称过去的十年是从婴儿到小学，今后的十年是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同时解释这是个竞争很激烈的行业，处在发展初期，技术含量不高，市场进入门槛低，如果不做大就难以生存。对于企业的发展喜忧参半，认为发展势头很好，竞争力也很强，但希望发展速度可以更快些。

    对生活比较满足，家庭很和谐。就是事业有压力，比较忙碌劳累。虽然施全的年龄应该有三十五岁了，但还没有要孩子，准备最近要孩子。在职读了一个硕士，自嘲是“混”来的。施全说当年从商的时候首先希望自己过得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里人过得好，然后再好的话能让朋友过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发达了，就建学校搞教育。现在愿望基本都实现了，已经捐助了两个希望小学，“企业的中期目标就是要把所有的员工培养成中产阶级”。

    吴芳（30）

    吴芳来自南方，是独生女，十年前考到北京一所大学，学的是工科，但从小就对文科充满兴趣，喜欢写东西，对数学感到很头痛。在学校比较活跃，参加了不少社团，编辑了一些校园刊物，认识了许多朋友。将要毕业时决定要弃工从文，于是考取了文科类的硕士。参加社会工作的兴趣仍然很大，曾担任过学校研究生会的主要干部。

    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中学老师，父亲也在教育系统的机关里工作。祖父的家庭成分比较高，在以前的运动中受到了很大冲击。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也受到父辈的影响，经历过知青上山下乡的苦难。这种家庭背景对吴芳影响很大。我觉着她从小到大都很顺利，但她说这只是表面，其实也受到过很多打击，只是都挺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