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做个核心参与者吧。比一般参与者要多一些。大学教师杨波（20）关心公益事业，对于业主运动也比较热心。同时他像钱民（13）和褚峰（08）一样，强调自己不会试图承担发动者的角色。他说：我应该是参与者。花些时间没关系。如果我有事情，如果是些衣食住行的事情，可以先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边。首先考虑是争取一些权利。不是“出头”的人。比较热情的参与者吧。
4组织领导者
这部分人是业主运动中的极少数，可以看做各种类型参与者里面的“精英分子”。他们不仅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更要有牺牲和奉献精神，并激励大家采取一致行动。他们参与业主运动，在初始时往往也是出于维护个人权益的立场。但他们一旦成为组织领导者，就需要超越个人利益的层次。因为组织领导者这种角色具有明显的“利益外部性”特征，付出努力和代价所获得的成果，别人同样可以分享。就集体利益而言，组织领导者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而就他们个人而言，所获得收益则远远小于自己所付出的代价。他们需要承受抗争的各种压力，甚至难以预料的伤害，经常得不到家人亲友的理解与支持。华林（37）是中学教师，喜欢思考一些“大”问题，遇事冷静、果断，乐于助人，嫉恶如仇。他曾经组织过一次业主运动：我们和开发商有矛盾，到法院去告他们，大家派了两个业主代表，我就是其中之一，出庭、做证。有时候做的一些事情既为大家谋福利也同时为自己谋福利，我很愿意做这些事情。我自己花一些时间、精力，觉着很值得。小的方面，为自己解决问题；大方面，为大家解决问题。我的几个朋友也说：你怎么老喜欢冲锋陷阵？我说，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就解决不了问题了。我就是这样想。有时候必须有人出来，需要我出来的时候我就出来。三途径的选择
从大的方面看，业主的维权手段多种多样，有常规的，有半常规的，还有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最常规的是法律手段。沈智（11）对待和物业矛盾的态度很简单：“不行就打官司呗。”冯涛（18）持同样的态度，把法律解决看做第一选择，并认为大家都应该采取这种抗争方式：如果涉及我自己的利益，我可能会先到法院试一试，先告一告它。我先以个人的名义去告，再建议每家都去告一遍。如果法院收到五百份投诉，都是告一家的，自然会引起它（法院）的重视。但如果寻求法律解决，业主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当前关于房产方面的法律本身不健全，法律条文有时不有利于业主；法律手段需要许多前期投入与代价，业主相对房产商和物业公司显得势单力孤；在影响法律判决的资源能力上，房产商、物业公司比临时捏合到一起的业主们也要强大得多。
半正式的典型手法是媒体的曝光。这种手段简便，投入小、影响也大。媒体也感兴趣，能够配合。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先有媒体报道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然后问题得到解决。这种模式大大影响了中间阶层的业主，成为他们“喜闻乐见”的抗争手段，是多种手段中的首选。周燕（04）把向政府部门申诉作为最后的选择，在问题发生僵持时会首先寻求在媒体上进行呼吁，对对方形成舆论压力：我觉着解决不了问题，会通知媒体。只有和物业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找政府部门。钱民（13）的首选也是媒体曝光：如果发生这种事，第一，我们要和媒体打电话，曝光。第二，如果涉及利害关系，就上法院。非正式的手段就更加丰富多彩。除了和物业部门和发展商直接冲突外，寻求政府部门的同情和支持十分关键。但如果采用正式的途径寻求这种支持往往令人失望，所以业主们也会采用一些非正式的手段，包括游行、请愿、贴标语等。前面提到的冯涛（18）首选是寻求法律的解决，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非正式的手段往往更有效果，甚至有些其他手段所不具有的特殊效果：如果要搞这种游行、请愿之类，嗯，其实这可能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前一阵子，在某某地方闹得很厉害，包括市某某领导都去了。它这么一弄的话，也会引起注意，引起重视。你正常渠道解决不了问题，我就要用非正常的手段。同时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中间阶层对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并不指望过多。赵岚（07）认为：找政府部门也没有用，他们不会为百姓着想的，找也没有用。他们只有管理意识，缺乏服务意识。不像国外，政府首先是为百姓服务的，其次才是管理的。可是在中国就不行。李亮（03）也认为找政府请愿之类不解决问题，没有什么用。周燕（04）把“找政府”作为最后的手段：先要去通知媒体。只有和物业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是才找政府部门。谁知道它到底是哪边的，很多时候说不定和开发商关系密切呢。钱民（13）对于一些寻求政府干涉的激烈行为不表示认同，认为有许多其他可以选择的问题解决途径，特别是媒体舆论和法律途径：我不会参加请愿，我认为那些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必要采用那种形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并不一定到那种地步（作者注：指请愿等激烈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