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持久有效的作用，使沙皇帝国的国运得以日益兴盛。

    在这种局势下，1792年以前约10年中，国际关系的格局几乎没有显示出正在迫近的大变动迹象。这主要是因为大国间偶尔发生的争端仅仅是互无联系的地区**务，似乎并不存在对总体均势的威胁。如果说东欧大国在忙于确定波兰和奥斯曼帝国的未来，那么历来围绕低地国家的命运和“竞争着的商业帝国”所进行的你争我夺，却占据了西欧列强的注意力。英国和西班牙围绕努科塔海峡的一场冲突（1790年）把两国推向了战争边缘，直到后来西班牙勉强屈服才算了结。英法两国1783年以后各自都精疲力竭，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是两国的贸易竞争仍在继续。在1787—1788年尼德兰国内危机时期，武断专横的小皮特鼓动普鲁士趁机率军将尼德兰的亲法“爱国”派赶下台，这时，英法之间的相互疑忌便很快表露无疑。

    皮特内阁十分活跃的外交活动不仅反映了皮特本人的个性，也体现了自1783年受挫后，不列颠在大国中的地位已得到很大的恢复。美国殖民地的丢失并没有影响英国在大西洋的贸易。实际上，对美国的出口还在日益增长。英国在北美和印度的市场比法国拥有的份额更大。在1782—1788年的6年中，英国的商船队在数量上增加了一倍还多。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在发展，它受到本国和海外消费需求的刺激并得到大量新发明的推动。而且农业生产率与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同步增加。皮特的财政改革改善了英国的财政状况，恢复了它的信誉。而且海军总是得到大量拨款。此时的皇家海军战舰如云，指挥有方。有了这些坚强的后盾，英国政府深信，一旦国家利益需要时，英国就可以在海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而，总的来说，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政治领袖们却并未预料到欧洲即将发生一场大国间的战争。

    但是，为什么欧洲没有被一场全面冲突所震撼呢?最明显的一个原因似乎在于法国日益恶化的处境。1783年胜利以后的几年中，法国的外交地位似乎空前巩固，国内经济，以及它同西印度群岛和利凡特的海外贸易也正迅速增长。然而，1778—1783年战争的绝对损失总额超过了法国在前三场战争中损失的总和，加之国家财政制度改革的失败，与日益严重的政治不满、经济萧条和社会混乱互相影响，使得法国旧制度信誉扫地。1787年以后，随着国内危机加深，法国愈加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法国在尼德兰的外交失败，主要是因为法国政府意识到，在财政上它承担不起对英国和普鲁士的大战，而法国议会对路易十六的宣战权提出异议，则是法国在努科塔海峡争议中撤回对西班牙支持的原因。总之，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法国很快就会图谋推翻欧洲的整个“旧秩序”。

    于是，在20多年中耗费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精力的冲突，缓慢而又时起时伏地展开了。在巴士底狱陷落后的一段时期里，法国人还只是关注国内斗争。尽管法国政治变得愈来愈激进，使得某些外国政府非常担心。但是随之发生在巴黎和外省的动乱则表明，法国在欧洲强权政治体系中已变得无足轻重了。基于这个原因，直至1792年2月时，皮特还在谋求削减英**事开支。而在东欧，三大君主国更热衷于瓜分波兰。仅仅因为关于亡命者阴谋恢复波旁王朝的谣言日益增多，以及法国革命党人在边境地区推行更富侵略性的政策，外部事变和内部事变才逐步升级为战争。反法联军在越过法国边境时行动迟缓，举棋不定。反映出它们对这场战争的准备是多么不充分。这种情况使革命党人在瓦尔密的意外遭遇战中（1792年9月）大获全胜。只是到了第二年，当法军的胜利威胁到莱茵兰、低地国家和意大利，以及处死路易十六充分显示了巴黎新制度的极端共和主义倾向时，战争才在战略和意识形态方面全面展开。除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这两个最初的交战国外，现在，以不列颠和俄国为首的一系列国家，包括法国的所有邻国，都加入到反法战争中来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一次反法同盟（1793—1795年）惨败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但在当时，这一结果却是令人吃惊和沮丧的，这场战争中双方力量的悬殊毕竟比以往所有战争中都大。在这一事件中，法国革命本身的原动力导致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全民皆兵，并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同法国人数众多的敌人战斗。此外，还如许多作者指出的那样，1789年前的20年或30年间，是法**队进行改革的非常重要的时期，诸如组织指挥、参谋计划、炮兵的运用以及作战战术等等都进行了改革。战争爆发后，法国大革命所做的，就是扫除贵族对新思想的阻碍，使改革家获得把自己的观念付诸实施的机会（和人员）。在国内采用“总体战”方法和在战场上应用新战术，是法国人新释放出来的能力的反应，正像反法联军军事行动的谨小慎微和犹豫不决是旧体制习惯的表征一样。法国人以受热情激励并冒长途跋涉和进攻策略风险的近65万法国大军，很快就占领了邻国领土，这意味着从此以后，维持这样一支庞大军队的大部分负担将落在法国边境以外人民的身上，这必然会使法国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因此，任何国家要想阻挡法国人猛烈的扩张主义，就必须找到一条可行的途径来对付这种打破常规的新作战形式。这并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法军在其早期将领杜穆里埃将军指挥下的作战行动，甚至在拿破仑指挥下的规模大得多、更加精心策划的战役，都暴露出在部队组织、训练以及后勤保障和交通联络方面的弱点。一支训练有素的敌军完全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弱点。但是这样训练有素的对手又在哪里呢?反法联军年迈的将领们以及行动迟缓、受辎重拖累的部队，在坚不可摧的法军阵势和蜂拥而上的士兵面前，战术上极不得当。然而，真正的问题还在于法国的对手们缺少必要的政治协调和明确的战略。很显然，旧制度不能以卓越的政治信念激励它们的士兵和民众。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令人陶醉的革命思想所吸引。只是在很久以后，当拿破仑的军队由“解放”转为征服和掠夺的时候，他们才得以靠爱国主义来挫败法国的霸权野心。

    此外，在开始阶段，同盟中没有几个国家认真对待法国的威胁，同盟各成员之间对其作战目的和战略缺乏总的协调。各成员国在向英国要求日益增多的财政资助时，同盟合作上的不稳固状况便暴露无遗。首先，革命战争的前几年正好与波兰的灭亡巧合，并被其冲淡。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恶毒地咒骂法国大革命，但她更关心的是消灭波兰的独立，而不是出兵莱茵兰。这使得已从早期西部战役中清醒过来的焦急不安的普鲁士政府，把越来越多的军队从莱茵河调至维斯杜拉河。普鲁士的这一举动又迫使奥地利在其北部边境驻扎一支6万人的大军，以防俄国和普鲁士向仅存的波兰领土推进。1795年波兰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瓜分，可见，波兰作为法国的盟友在灭亡时所起的作用比它作为一个现实而能动的国家更大。此时，普鲁士已向法国求和，并将莱茵河左岸地区拱手交给了法国。这样，就使德国处于左右为难的中立地位，从而让法国能够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多数弱小的德意志国家都仿效普鲁士的这种做法。尼德兰被打败，变成巴达维亚共和国。西班牙脱离反法同盟，重新回到了以前同法国结成的反对英国的联盟中。

    现在就只剩下萨丁-皮德蒙特，它在1796年初被拿破仑打败；时运不济的哈布斯堡帝国在被赶出意大利大部以后，被迫签订《康坡福米奥和约》（1797年10月）；此外就是不列颠。尽管小皮特有心仿效其父亲阻止法国的扩张，但是英国政府也未能以必要的决心和明确的战略来进行这场战争。英国在1793—1795年间派往佛兰德和荷兰的远征军，在约克公爵的指挥下，既缺乏足够的力量，又没有高人一筹的作战艺术来对付法国的军队，最终只能是大败而归，其残部经不来梅撤回英国本土。此外就像在这前后经常发生的那样，英国的大臣们（如邓达斯和皮特）宁愿采取“英国的作战方式”——殖民战争、海上封锁、袭击敌人的海岸线，而不情愿在大陆上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战斗。在英国皇家海军占有绝对优势，而其对手法国海军兵力分散的情况下，这看来是一种颇有吸引力的简单易行的选择。但英军在1793—1796年西印度群岛的战斗中由于疾病流行而大量减员。这说明伦敦为其兵分多路的战略付出了昂贵的代价：4万人死亡，4万人丧失战斗力，这一数字超过了英军在西班牙半岛战争中的伤亡总数，这些战役还至少耗费了1 600万英镑。英国对欧洲以外战区控制权的逐步加强或它对敦刻尔克和土伦采取的外围作战行动，能否抵偿法国势力在欧洲的日益增长，还颇值得怀疑。最后，普鲁士和奥地利为维持其战场上的军队，要求英国提供的援助数额惊人地增长，因此英国人不可能如数提供。换句话说，英国的战略既无效果，又颇费钱财。而在1797年，英格兰银行停止支付现金，英国海军在斯比特海德和诺尔两地发生哗变，这两个事件动摇了、至少暂时地动摇了英国整个战略体系的根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精疲力竭的奥地利人终于向法国求和，并同其他国家一道接受了法国在西欧的主宰地位。

    如果说英国无法在陆上打败法国，那么反过来法国的革命政府也不可能削弱英国的海上霸权。由于当地驻军守卫森严以及气候恶劣，法国早先几次入侵爱尔兰、袭击英格兰西海岸的企图都无功而返。尽管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停止支付现金造成了一时的恐慌，但英国的信贷系统仍很坚挺。西班牙和荷兰加入法国一方作战以后，英国在圣文森特角海面摧毁了西班牙舰队（1797年2月），并在坎普顿给予荷兰军队沉重打击（1797年10月）。法国的新盟国还逐渐丧失了它们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科伦坡、马六甲和好望角的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现在又为英国的贸易提供了市场，为海军分遣舰队提供了新的基地。皮特及其大臣们不愿按照法国提出的苛刻条件议和，他们决心同法国继续决战下去。随着法国沿英吉利海峡集结部队，对英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既是为了帝国的安全，也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支付这场战争，英国政府开征了所得税，并筹借了新的贷款。

    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法国和英国在以后20年的战争中，都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抉择。法国和英国就像一头大象和一头鲸鱼，它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都是庞然大物。但是英国靠扼制海上航路并不能独自打破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而拿破仑虽然在军事上独霸欧洲，却也不能使英伦三岛的居民投降。此外，只要不列颠依旧傲然独立，只要它能向其他国家提供资助，供应军火，甚至可能派兵干涉，巴黎政府就没有把握让其他的大陆国家永远接受法国的统治，因为法国抢占邻国领土以及政治上对邻国的欺凌激起后者极大的不满。这显然也是拿破仑的看法，他在1797年说：“让我们集中全力建造一支自己的舰队并摧毁英格兰。一旦我们实现了这一点，整个欧洲就会匍匐在我们的脚下。”由于大陆上取得的军事胜利还不足以制服英国人，所以法国就只有通过同英国人打一场成功的海上战争和一场贸易战才能实现其目标。反过来也是这样，既然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霸权也不足以使拿破仑低头，它就需要直接出兵干涉，争取同盟国，向拿破仑在陆上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只要交战一方控制着大陆，另一方霸占着海洋，双方就都会感到坐立不安。要想打破这个平衡，双方就都必须采用新的方法，寻求新的盟国。

    拿破仑改变均势的企图非常大胆，也十分冒险：他利用1789年夏季英国在地中海的虚弱地位，统率3.1万人张帆渡海，入侵埃及。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置于可以扼制利凡特、奥斯曼帝国和通往印度航路的位置。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支远征爱尔兰的法**队牵制了英国人。如果大获全胜的话，法国人的每一次行动都会给英国已经摇摇欲坠的地位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入侵爱尔兰的战斗行动规模太小，而且为时已晚，因而在9月初法国人的入侵就被击退了。到此时整个欧洲都知道了纳尔逊在阿布基尔击溃法国舰队和拿破仑随后在埃及“被扣”的消息。法国当初的担心一点也没错，法国遭受的这一挫折立刻鼓舞了所有憎恨法国统治的国家放弃中立并加入第二次反法同盟（1798—1800年）。现在除了较小的葡萄牙和那不勒斯以外，俄国、奥地利和土耳其也站到英国一边。它们一边集结军队，一边为争取更多的援助而讨价还价。法国在丢失了米诺卡岛和马耳他岛以后，法军在瑞士和意大利为奥俄联军所败，拿破仑自己在地中海东部各国又一筹莫展，不能获胜，法国看上去已岌岌可危了。

    然而，第二次反法同盟像第一次一样，是建立在不牢固的政治和战略基础之上的。引人注目的是普鲁士没有参加这次同盟。因而反法联军不可能在德意志北部开辟一条战线。那不勒斯国王过早发动的一次战役遭致惨败。准备不足的英俄联军对荷兰的远征因未能唤起当地居民反对法国统治，也不得不撤退。从这些失败中，英国政府非但没有得出在大陆上应扩大军事行动规模的结论，反而退回到对敌人海岸线实施“袭击”的传统政策上去了。英国政府采取这种做法，是由于它清醒地认识到，征集一支大军到大陆上作战将在财政上和政治上引起困难。但是，英国对贝勒岛、费罗尔、加的斯和其他地区的小规模进攻，对实现战略目的都没有多大益处。更糟糕的是，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在保卫瑞士的时候缺乏精诚合作的精神，因而俄军被法军赶过了东部山区。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对同盟国不再抱幻想，这种情绪进而转化为对英国政策的怀疑。沙皇甚至情愿同刚刚从埃及溜回法国的拿破仑休战言和。俄军一撤退，法军的雷霆万钧之势就全部冲向奥地利人。法军在马伦哥和霍施塔特（两个战役都在1800年6月）以及6个月以后在霍亨林登大败奥军，再一次迫使维也纳求和。到1801年，由于普鲁士和荷兰浑水摸鱼，趁机征服了汉诺威，而西班牙则向葡萄牙发起进攻，英国人就像他们在3年前一样，几乎又是孤家寡人了。在北欧，俄国、丹麦、瑞典和普鲁士又聚到一起，组成一个新的武装中立联盟。

    另一方面，在海战和欧洲以外地区的战役中，英国人又打得很不错。英军从法国人手里夺回了马耳他岛，为皇家海军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基地。丹麦舰队，是新的武装中立联盟计划将英国人赶出波罗的海的主力舰队，它被皇家海军在哥本哈根外打垮（尽管沙皇保罗在此几天前遇刺身亡已经意味着武装中立联盟的末日顷刻就会来临）。在1801年3月这一个月里，英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一支英国远征军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打败法军，这使法军随后全部撤出；在东部，英军在印度消灭了由法国人支持的迈索尔的铁普王朝，并乘胜在印度北部继续扩大战果；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在西印度群岛的属地也全都落入英国人之手。

    但由于到1801年英国在大陆上没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盟国，同时它也看不到同法国的战争即刻会有什么结果，这使英国的许多政治家考虑同法国人握手言和的问题。英国国内厌战言和的情绪，得到了商业界的鼎力支持。因为英国商人在地中海损失巨大，在波罗的海也遭到损失，虽然损失的程度轻一些。皮特因解放天主教徒问题辞职，加速了英国走向和谈的步伐。根据拿破仑的盘算，一段时期的和平对法国不会有什么损失：法国对其卫星国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强；而英国肯定将不再被允许在这些地区享有以前的贸易和外交特权；散布在各个港口的法国海军可以集中起来，进行重建；法国的经济可以在下一轮战争到来之前休养生息。有鉴于此，英国国内舆论对英国政府签订《亚眠和约》（1802年3月）并没有进行过多批评，但当舆论注意到法国仍在用其他方式同英国明争暗斗时，舆论的方向就逐渐转变了。英国商业被拒之于欧洲许多地区之外。伦敦得到法国毫不含糊的警告，叫它不要插手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的事务。从马斯喀特到西印度群岛，从土耳其到皮德蒙特，到处都传来法国人大搞阴谋诡计和法军入侵的消息。这些信息，加上法国计划大规模建造军舰的事实，导致阿丁顿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拒绝将马耳他归还给法国，并终于在1803年5月，把一场同法国的冷战变为热战。

    1689—1815年进行的7场英法大战的最后一轮战争持续了12年。这是所有英法战争中对双方考验最严峻的一次。如同以往一样，交战双方各有长处与弱点。尽管英国舰队有所裁减，但当战争再度开始时，皇家海军的地位仍很牢固。英国强大的分遣舰队在封锁法国海岸的同时，皇家海军有计划地重新夺占法国海外帝国属地及其卫星国。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以前，英军占领了法属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圣卢西亚、多巴哥以及荷属几内亚，在印度取得了新的进展；1806年夺取好望角；1807年占领法属库拉索岛和丹麦的西印度群岛；1808年占领马鲁古群岛的几个岛屿；1809年占领法属圭亚那的卡宴、法属圭亚那、圣多明各、塞内加尔以及马提尼克岛；1810年攻占法属瓜德多普岛、毛里求斯、安波那和班达；1811年攻占爪哇。同以往一样，这些事件对欧洲均势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它加强了不列颠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为过去一贯拒绝输入安特卫普和莱戈恩的英国出口产品提供了新的“销路”。在开战初期，它还促使拿破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入侵英格兰南部的问题。法国的布洛涅前面集结大军，果敢坚强的皮特于1804年重返内阁。此时，英法双方都准备着一场最后的决战。

    事实上，1805—1808年间的海上战役和陆上战役虽然有几次有名的会战，但双方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局限性仍再一次显露出来。法军数量上至少比英国大2倍，而且作战经验也比英军丰富。但要想稳妥可靠地在英格兰登陆，法军还必须掌握制海权。从数量上讲，法国海军也有相当规模（大约70艘主力舰），这显示了拿破仑可以调动的力量。1804年末西班牙参战时，西班牙海军的加入（超过20艘主力舰）使法国海军得到加强。但是，法西联合舰队分散在多个港口，若要彼此连结起来，就要冒同具有更丰富作战经验的皇家海军遭遇的危险。1805年10月，法西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惨败，这无情地证实了两个海上对手之间的“质量差别”。然而，这场辉煌的胜利虽说保证了英伦三岛的安全，但并未动摇拿破仑在欧洲的地位。正由于这个原因，皮特费尽心思要将俄国和奥地利拉入第三次反法同盟。为此，皮特答应向俄奥两国可投入对法战斗的人员提供每10万人175万英镑的资助。但是拿破仑还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前就已经把部队从布洛涅调至多瑙河上游，在乌尔姆全歼了奥地利人，然后继续挥师东进，于12月在奥斯特里茨击败了8.5万人的奥俄联军。在维也纳无心恋战，第三次请求讲和的情况下，法国人可以再一次确立他们在意大利半岛的控制权，并迫使奥俄联军从那里仓皇撤退。

    是否是这些失败给了皮特沉重的打击，使他在1806年初去世又当别论，但这些事实再一次证明，要打败像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天才是多么困难。在随后的几年中，法国人在欧洲的统治的确达到了顶峰。前一次反法同盟由于普鲁士未参加而受到削弱。而这次，普鲁士在1806年10月冒冒失失地向法国宣战，在一个月内就被打败了。俄国顽强的庞大军队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在数场血战后，俄军在弗里德兰（1807年6月）也遭到重创。根据该年签订的《提尔西特和约》的规定，普鲁士实际上沦为法国的卫星国，而侥幸逃脱这一命运的俄国则同意停止与英国通商，并保证最终加入法国联盟。随着德意志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已并入“莱茵联邦”，西部波兰成了华沙公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低地国家对法国俯首称臣，神圣罗马帝国土崩瓦解，于是，从葡萄牙到瑞典，欧洲大陆上再也没有独立的国家了，也没有英国的盟国了。这必然给拿破仑造成绝妙的机会以最有效的方法来摧毁这个“小店主的国家”：禁止英国向欧洲大陆的出口和打击英国的经济，禁止向英国皇家海军提供原木、桅杆以及其他造船材料，与此同时，法国为了自己的目的则聚集这些原材料。这样，在法国发动下一次直接进攻之前，英国就被间接地削弱了。由于不列颠的出口工业严重依赖欧洲市场，英国的舰队全都依赖波罗的海生产的桅杆和达尔马提亚的橡树，所以这种威胁是颇为严重的。最后一关，出口收入下降，会使伦敦没有足够的资金向盟国提供援助和为自己的远征军购买物资。

    因此，在这场战争中经济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一国的战略联系在一起。自拿破仑在柏林/米兰颁布《大陆封锁令》（1806—1807年），到1812年法军从莫斯科溃退，英法对统治权的争夺处于白热化时期。在此期间，这两个对立系统的相对得失很值得进一步分析。在双方都想从经济上摧毁对方的情况下，任何重大弱点迟早都会显露出来，并带来强权政治的可怕后果。

    毫无疑问，由于不列颠在那时极度依赖海外贸易，因而它在拿破仑强制推行贸易禁令的“大陆体系”面前显得非常脆弱。在1808年和1811—1812年，由法国和顺应它的卫星国（如丹麦）发动的贸易战，给英国的出口贸易造成了危机，积压在仓库里的货物堆积如山，伦敦码头堆满了来自殖民地的产品。城市中存在的失业大军以及乡村的骚乱，增加了商人们的恐慌，促使许多经济学家大声疾呼和平。国家扶摇直上的债务更是雪上加霜。1811年后，英国同美国关系恶化，对这个重要市场的出口急剧下降。此时，英国看来已承受不住经济上的压力了。

    然而事实上，英国还是挺住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经济压力没有长期和持久地发挥影响和作用。西班牙反对法国统治的革命缓解了英国1808年的经济危机，而俄国同拿破仑的破裂则使英国货物涌入波罗的海和北欧国家，减轻了1811—1812年的经济萧条。此外，在整个大陆封锁时期，大量英国制成品和殖民地的转口货物在被收买的当地官员的默许下，走私到大陆。大陆走私给英国商人带来巨额利润。从德国的黑尔戈兰岛至希腊的萨洛尼卡，违禁商品通过曲折途径被运送到急切的买主手中，就像后来在1812年英美战争期间这些货物在加拿大和新西兰之间往返运输一样。最后，英国的出口经济还可以靠英国同那些未受“大陆体系”或美国的“不来往”政策影响的地区大量增长的贸易来维持。这些地区包括亚洲、非洲、西印度群岛、拉丁美洲（尽管当地的西班牙总督极力禁止）以及近东。由于上述原因，尽管英国的贸易一个时期在某些市场被严重切断了，但总的趋势却很清楚：英国产品出口总额从2 170万英镑（1794—1799年），增长至3 750万英镑（1804—1806年）及4 440万英镑（1814—1816年）。

    英国经济在外界压力面前没有崩溃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此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这对拿破仑来说是不幸的。很清楚，以上两个主要历史事件以许多特殊的方式相互作用：政府采购军火刺激了铁、钢、煤和木材行业，国家的巨额开支（估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影响着金融业，而新出口市场的开辟则促进了某些工厂的生产，正像法国的“**”使其发生萧条一样。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英国经济的增长，这是一个复杂而又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仍在对此进行研究。其中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以前有关英国工业化在那几十年发展迅猛的概念是夸大其词的。当然，有些事实还是明摆着的，在那一时期英国的经济一直都在发展。生铁产量在1788年仅有6.8万吨，到1806年猛增到24.4万吨，而且在1811年进一步增至32.5万吨。战前还几乎是新行业的棉纺织工业，在以后20年中增长很快，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蒸汽动力、煤和工人。至1815年，棉纺织产品成为不列颠最主要的出口货物。一系列新建的沿海和内陆码头、新开凿的运河、新修的道路和铁路改善了交通条件，进一步刺激了生产。如果不同法国打仗，这种经济的迅速增长是否会更快一些呢?不管怎样，事实仍然是，英国的生产率和财富依然在迅速增长，因而有助于承担皮特及其后继者为支付战费而造成的重负。例如，关税和消费税收入，从1 350万镑（1793年）猛增至4 480万镑（1815年），而新征收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收入，则从1799年的167万镑［8］增加到战争最后一年的1 460万镑。实际上，英国政府在1793—1815年间，从直接和间接税中获得了高达12.17亿英镑的收入，而且它还在保持其良好信誉的情况下，从金融市场继续筹集了4.4亿镑的贷款。这使财政上非常保守的拿破仑极为惊诧。在战争最后的关键几年里，英国政府每年借款超过2 500万英镑，使英国在资金上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诚然，英国人被课征的捐税超过了18世纪的官僚们可以想像的极限，而且国债几乎增长了一倍，然而，新创造的财富能够承担得起这些负担，尽管英国版图较小，人口较少，但比拿破仑帝国更能承受战争的消耗。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1789—1815年间法国的经济状况，及其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更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旧王朝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乱，无疑在一段时期内削弱了法国的经济活力。另一方面，法国人民倾注于大革命的热情以及为迎战国外敌人而对国民资源进行的动员，使大炮、轻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的产量惊人地上升。军火工业的增长反过来又刺激了钢铁和纺织工业的增长。此外，旧制度下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些障碍，如国内的关卡税被扫除一空。而拿破仑的司法和行政改革为法国经济向现代化迈进又助了一臂之力。人口的增长、国家支出的刺激、关税保护的加强和某些新技术的应用，刺激了法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即使督政府和帝国时期恢复了君主制度的许多特点（例如，对私人银行家的依赖），也没有阻止法国经济的增长势头。

    但是，比起英国来，法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毫无疑问要慢得多。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国经济中最大的一个部门农业没有多少改进：封建领主被其农民所取代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一场农业革命；而政府大肆宣扬的农业政策，如大力生产甜菜（用以取代英国殖民地的蔗糖），其效果极其有限。落后的交通意味着农民仍被束缚于地方市场，而且缺乏重大革新的刺激因素。这些思想上守旧的条条框框还存在于新兴工业部门。在那里，例如在制铁方面，机器的使用和大企业的建立还只是个别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法国经济在某些方面固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些进展是畸形的，是在战争和英国海上封锁的影响下取得的。例如，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大陆体系”，它保持法国免遭占有优势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的竞争（更不用说那些被法国的高关税拒之门外的中立国和卫星国的竞争了）。同时，它还得益于国内市场的扩大，这是因为拿破仑对邻国的征服，将“法国人”的数量从1789年的2 500万人，增加到1810年的4 400万人。但是，这些因素被原棉的匮乏和高昂的价格，以及从英格兰引进新技术的步伐放慢等因素所抵消。总的来说，由于“大陆体系”的保护而避免了同国外的竞争，在战争结束时法国的工业明显地处于缺乏竞争力的状态。

    英国的海上封锁加剧了法国经济向内向型转变。法国经济中的大西洋贸易部分，是18世纪增长最快的部门（和英国的情况一样），也是法国工业化的关键催化剂，现在却越来越受限于皇家海军的封锁。特别是圣多明各的丢失，对法国大西洋贸易是一个沉重打击。法国的其他海外殖民地和海外投资也相继丧失。1806年后，就连通过中立国船只进行的贸易也被切断了。波尔多港受到沉重打击。南特港一本万利的奴隶贸易几乎完全停止。即使是在内地和意大利北部拥有替代贸易伙伴的马赛，也眼看着它的工业产量从1789年到1813年降到原来的1/4。相反，法国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如阿尔萨斯的陆上贸易却比较有保证。但是，即使这些地区以及该地区的居民，如种植葡萄的农民和棉纺工人，从受保护的环境中获利匪浅，但对因经济造成的总体影响还是不那么令人满意。大西洋上的贸易被“非工业化”了，同海外的联系大部分被切断，法国经济只好朝内面向农民，面向小城镇的贸易，转向地方化的、没有竞争力的、规模相对说来较小的工业。

    在经济保守、有时是明显停滞的状况下，法国的财力居然能支撑它打几十年的大国战争，这种能力更显得了不起了。虽然18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全民动员是一个现成的原因，但这还无法对拿破仑时代的情况作恰当解释，当时法国需要供给一支超过50万人的长期服役的军队（每年可能需要招募15万新兵）。1807年军事开支至少达4.62亿法郎，1813年猛增至8.17亿法郎。毫不奇怪，正常的收入绝对无法对付如此庞大的支出。直接税在国内是不得人心的，因而不能大幅度征收，这是拿破仑恢复旧王朝对烟草、食盐和其他商品征收间接税的主要原因。但是，不论是直接税、间接税，还是各种印花税和关税，都无法消除每年数亿法郎的财政赤字。的确，法兰西银行的建立，连同一系列其他金融设施和机构使法国得以推行一项隐蔽的纸票政策，从而保住法国的财政信誉，尽管皇帝宣称他对借贷深恶痛绝。即使这样，财政仍不敷支出，其差额只能靠别的来源弥补。

    实际上，拿破仑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巧取豪夺来维持的，虽然掠夺的数额是无法计算的。在国内，开始没收并拍卖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的财产。当保卫革命的战斗将法**队推进到邻国领土时，似乎外国人就自然应该出钱供养法**队了。简言之，法国是靠以战养战。靠没收战败国王室和封建贵族的财产，靠直接掠夺敌人的军队、要塞、博物馆和资源宝藏，靠向敌人索取以金钱或实物支付的战争赔款，靠在卫星国领土上驻扎法国部队并要它们为其部队提供给养等等，拿破仑不仅满足了巨大的军事开支，而且实际上，他还为法国以及他自己取得了相当大的利润。在法国鼎盛时期，拿破仑在这些特殊领地的行政长官们聚敛的财富数额相当可观，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其卫星国和被征服国家的掠夺。例如，耶拿战役后，普鲁士不得不向法国支付3.11亿法郎的赔款。这个数额相当于法国政府常年收入的一半。每一次战败后，哈布斯堡帝国都被迫割让领土，并支付大笔战争赔款。1805年至1812年的意大利将约1/2的税收拱手送给了法国。所有这些给法国带来两方面好处：将大部分法**队驻扎在本土以外；同时使法国本土的纳税人免于承担战争的全部费用。只要法**队在其英明领袖的领导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一体系似乎就坚不可摧。因此，毫不奇怪，皇帝经常自诩道：

    我的权力仰赖于我的荣耀，而我取得的胜利则给我带来了荣耀。一旦我不再以新的荣耀和新的胜利来滋养我的权力，我的权力就会丧失。征服造就了我本人，也只有征服才能使我保住自己的地位。

    那么，拿破仑是怎样被打垮的呢?不列颠陆军人员不足，完成不了这一大业。而法国在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对手，如果单独向法国发动进攻，都注定要失败。普鲁士1806年不合时宜地参战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它没有能阻止气急败坏的奥地利于1809年初重启战端。尽管奥地利在埃克缪尔和阿斯平之役中顽强奋战，但它在瓦格拉姆一役中遭受了更大的损失，使维也纳被迫再次求和，给法国及其盟国割让更多的领土。法军在战胜了奥地利之后，旋即挥戈进入西班牙，镇压那里的叛乱。似乎哪里一出现对皇帝意志的反抗，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尽管不列颠在海上对其敌人也同样残酷无情（不论是眼前的敌人还是潜在的），例如哥本哈根之战（1807年8月）。但是英国人仍然倾向于在小规模的袭扰中白白浪费掉它宝贵的战争资源，如英国对意大利南部的进攻，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合时宜的进攻，和1809年夏季使英军损失惨重的瓦尔克伦战役。

    然而，恰恰在拿破仑的体系看来无懈可击的时候，法兰西帝国的大厦开始出现第一个严重的裂缝。虽然法军在战场上取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但法军在这些战役中的伤亡也是巨大的——在埃卢战役损失1.5万人，在弗里德兰战役损失1.2万人，在巴伊伦有2.3万人阵亡或投降，在阿斯平的伤亡人数高达4.4万，另外在瓦格拉姆还有3万人伤亡。久经沙场的部队越来越少，至少在法国近卫军以外的部队中是这样。例如，1809年拥有14.8万人的日耳曼军团（不包括近卫军）中有4.7万人是不够年龄的壮丁。虽然像希特勒的军队一样，拿破仑的军队中也有许多人来自被征服领土和卫星国，但是法国的人力资源自然在减少。而神秘莫测的沙皇仍然拥有巨大的人力储备。甚至顽固而心存怨恨的奥地利人在瓦格拉姆战败之后，仍然掌握着一支数量可观的“死里逃生的军队”。

    此外，1808年冬拿破仑率兵进入西班牙并没有像皇帝想像的那样就“解决”那场战役。当他击溃西班牙正规军的时候，无意间促使当地人民同法军展开游击战。这种打法更难于对付，并且还加重了法国后勤供应的困难。由于当地人民拒绝供应粮食，法军更严重地依赖它自己很不可靠的补给线。此外，在开辟西班牙战场、特别是葡萄牙战场的时候，拿破仑无意间选择了仍然谨小慎微的英国人可以直接同法军作战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英国人在初期还只是试探性地派出少量军队同法军作战，但随后当他们看到威灵顿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当地人民的同情，利用半岛的地形和英国的制海权，以及最后运用人数日益增加的职业军队遏制并削弱法军的势头时，他们的信心增强了。1810—1811年间，马塞纳的大军在向里斯本枉费心机的进军中，伤亡2.5万人，最先表明，这颗“西班牙毒瘤”是没法割除的，即使后来法国向比利牛斯山以南派出了30万人的军队，也无济于事。

    除去削弱法国，西班牙事件同时还从商业上及战略上缓解了英国身上的负担。在英法战争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西班牙毕竟是站在法国一方作战，这不仅从陆上威胁着直布罗陀，从海上威胁着英国海军霸权地位（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方式），而且还影响到英国在比利牛斯半岛、拉丁美洲以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出口市场。一个友好而不敌对的西班牙表明所有这些压力已一去不复返。现在，当兰开夏和米德兰的产品重新回到它们过去的市场的时候，大陆体系给英国贸易造成的损失就极大地减轻了。到1810年，英国出口总额猛增到创纪录的4 800万英镑（1808年是3 700万镑）。尽管这种缓解只是暂时的，而且日渐被法国封闭波罗的海以及英美两国关于英国强制美籍水手参加英国海军和封锁大陆的争端所造成的损失抵消，但它的作用已经足矣。在欧洲正要奋起反抗拿破仑的时候，西班牙支持了拿破仑大陆以外的大敌。

    实际上，拿破仑在欧洲的体系，是建立在一个矛盾体之上的。不论大革命在法国国内的是非曲直如何，一个宣称自由、博爱、平等的国家，现在正在其皇帝的领导下，征服非法兰西民族，在他们的领土上驻军，没收他们的货物，损害他们的贸易，向他们索取巨额赔款，征收重税，并且还征召他们的青年入伍。因为受害于拿破仑对英国展开的经济战的，不仅仅是波尔多和南特，而且还有阿姆斯特丹、汉堡和里亚斯特，所以各地的人民都对大陆体系下日益加强的控制怨声载道。虽然很少有人敢于像西班牙人那样拿起武器公开反抗，或者像俄国人在1810年10月那样断然退出给他们带来极大损害的大陆体系，但是一旦拿破仑的大军在莫斯科战役惨遭失败，一旦法国的西班牙军团被赶回比利牛斯山以北，挣脱法国霸权枷锁的机会终于就要到来了。到了这种时候，普鲁士人、俄国人、瑞典人、奥地利人和其他民族所需要的就是步枪、皮靴和制服，当然还有金钱，这些都是英国人已经在向他们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盟友提供的东西。这样，一方面是不列颠群岛的安全和它的相对繁荣，另一方面是法国统治战线过长及其日益贪婪的性质，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终于开始推翻拿破仑帝国。

    1815年维也纳的最后解决办法，并没有像普鲁士一度建议过的那样，瓜分法国。但是和约确实用许多国家把路易十八的法国包围起来：北面是荷兰王国，东南方是扩大了的萨丁王国（皮德蒙特），还有在莱茵兰的普鲁士。西班牙虽然重新回到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领土完整得到大国的保证。胜利者们经过激烈的争吵达成妥协，均势思想在法国的东方也得到贯彻。由于奥地利的反对，普鲁士吞并萨克森的企图未能如愿，作为代替办法，它接受了在波森和莱茵兰等地的补偿。由于奥地利在战争结束时仅保存了波兰的加里西亚地区，它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东南部得到补偿。俄国占据大部分波兰领土的要求虽然最终取得了列强的让步，但是它主宰萨克森未来命运的野心却遭到了列强有力的抵制。1815年初，英、法、奥三国为了反对俄国吞并萨克森，险些结成三国同盟，这使俄国大为震动，很快就从对抗中退缩回去。看来，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被允许再像拿破仑那样把其意志强加到欧洲其余部分的头上了。虽然1793—1815年间的事件并没有消除欧洲各国自私自利的观念，但是“遏制与相互补偿”的双重原则意味着任何国家想单方面独霸欧洲都不大可能。即使是小范围的领土调整，也要得到欧洲协调体多数成员国的赞同。

    然而，在谈到欧洲“五角政治”的时候，应该牢记这五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1750年甚至1789年时的关系了。虽然俄国迅速崛起，但可以说拿破仑垮台后欧洲大陆仍然存在着基本上的均势。另一方面，在海洋上却无均势可言，英国近乎享有海军实力的垄断权。与此同时，英国取得的超越其所有竞争对手的领先地位，又加强并巩固了它的海上霸权。在许多地方，如印度，英国经济的领先地位是它逐步进行军事扩张和掠夺的结果。到18世纪末，英国的战争政策和牟取暴利的活动互相推动，终于把印度次大陆纳入了纯英国轨道。与此相似，法国大革命前，圣多明各在法国殖民地贸易中占3/4，英国对圣多明各的占领到18世纪90年代为英国的货物提供了一个重要市场，并为英国的转口贸易提供了重要来源。此外，北美、西印度群岛、拉丁美洲、印度和东方的海外市场不仅比欧洲的贸易市场增长迅速，而且同这些地区的长途贸易，还给航运、商品交易、海事保险、票据结算和银行活动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并刺激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伦敦也因此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新的金融中心。虽然近来有些文章对18世纪英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对外贸易在英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提出了疑问，但事实仍然是，海外扩张的确为英国攫取巨额新财富打开了可靠的通路，这是其他竞争者所享受不到的。到1815年，英国人控制了欧洲绝大部分的海外殖民地，控制着海上航路和利润丰厚的转口贸易，在工业化进程中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在人均收入方面，英国人现在是欧洲最富裕的民族了。读者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在下半个世纪里，当不列颠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发展成为“超级优势经济”时，英国人将变得更加富有。虽然皮特和卡斯尔雷大肆鼓吹均势原则，但他们只在欧洲大陆领土的安排上运用这一原则，而不把这一原则用于殖民地和贸易领域。

    这一点并没有使19世纪早期聪明的观察家们吃惊。尽管拿破仑自视甚高，但有些时候也被不列颠搅得心神不宁，被它坚不可摧的地位、海上霸权、银行和信贷系统所困扰，并渴望亲眼看到大英帝国土崩瓦解。毫无疑问，西班牙人、荷兰人和其他目睹英国独霸外部世界的人们，对英国都普遍怀有这种又妒忌又憎恨的感情。法国大军在1812年刚刚被赶出俄国，库图佐夫将军就想让他的大军停止西进。他曾说过，“取拿破仑而代之的不会是俄国或任何一个大陆国家，而将是已经控制了海洋的大国。这个大国的支配地位将令人不能容忍。”库图佐夫的这番话，不仅仅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因为他怀疑彻底打垮拿破仑的做法是否明智。但是，战争的结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这一结果：拿破仑的自高自大、拒绝妥协，不仅注定了他的垮台，也注定了他的头号敌人将从中取得最大的胜利。正如另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格纳森诺将军在他得出的苦涩结论中所说的那样：

    大不列颠从这个暴徒（拿破仑）那里得到的好处要比它从其他地方得到的多得多。因为正是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英国变得更强大，更繁荣，更富有。英国是海洋的主人。不论在这一领域还是在世界贸易领域里，现在都无人敢望其项背。

    【注】

    ［1］例如，1860年后蒸汽机驱动战舰的出现，使英国（英国有大量的煤）占了法国（法国只有少许的煤）的上风。

    ［2］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39—1749年）时，英国政府能够以3%或4%的利率，也就是马尔巴勒时期通行利率的一半，借到大批贷款。

    ［3］对比之下，在路易十四当政的早期，法国能以比斯图亚特王朝、甚至威廉三世还低的利率借到贷款。

    ［4］例如，在1689—1697年和1702—1714年战争期间，法国用于海军的拨款还不足其总支出的10%，而用于陆军的拨款则占57%—65%（英国的相应数字是35%用于海军，40%用于陆军）。1760年，法国海军得到的钱只及陆军经费的1/4。即使有了钱，法国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它在战争时期常常难以从波罗的海搞到维持其舰队作战能力的军需品。

    ［5］这里原文是“1779”，但北美独立战争应为1776—1783年。——审校者注

    ［6］这里且不说皇家海军和商船赖以生存的波罗的海的造船用品的战略重要性了。这种依赖性反映在英国舰队经常受命前往波罗的海去维持该地的均势，并保障木材和桅杆的自由输出。

    ［7］阿喀琉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传说他除脚踵外，全身刀枪不入。现西方人多以“阿喀琉斯之踵”形容一个人或国家的致命弱点。——审校者注

    ［8］原文为“1.67镑”，但从前后文看，显然是漏排了“million，百万”一字。故译为“167万镑”。——审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