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路易十四在1661年3月取得了对法国政府的全面控制时，欧洲的形势特别有利于一个决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欧洲的国王。在南部，西班牙仍在劳民伤财地为恢复对葡萄牙的控制而作徒劳的努力。海峡对岸，查理三世的复辟王朝正竭力在国内站稳脚跟。在英国的贸易禁脔内，荷兰人正垂涎欲滴。北方刚刚结束的一场大战使得丹麦和瑞典大为削弱。在德国，新教王公们对哈布斯堡王朝任何改善其地位的新企图都持怀疑态度。维也纳的帝国政府被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以及稍后的奥斯曼帝国的复兴弄得焦头烂额。波兰则为防范瑞典和俄国的掠夺者而日渐衰落。这样，继承黎塞留最好传统的法国外交，就可以轻易地利用这种环境，它挑动葡萄牙人去反对西班牙人，挑动马扎尔人、土耳其人和德国的王公们去反对奥地利，并挑动英国人反对荷兰人，而同瑞士各州签订的1663年重要条约则加强了法国自己的地理（和招募军队的）地位。所有这一切给了路易十四充足的时间以确立其绝对君主的地位，摆脱在上一世纪困扰法国政府的国内动乱。更重要的是，这一切给了柯尔培尔、勒泰利埃等国王重臣一个彻底整饬行政机构的绝好机会，他们为替太阳王取得荣耀而将财力大量用于陆军和海军。
因此，路易十四在其统治初期试图“修补”法国疆界就变得轻而易举，尤其是到1665年英荷关系恶化并演变成公开冲突时（第二次英荷战争）。虽然法国信誓旦旦地保证支持联合省，实际上它在海战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这时它却腾出手来准备入侵仍虚弱不堪的西班牙手中的南尼德兰。当法国于1667年5月最终挥兵入侵时，一个又一个的城市迅速落入它的手中。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是这一时期外交关系迅速变化的一个典型。英荷两国被双方都无利可图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并担心法国的勃勃野心，便于7月在布列达签订和约。同时为了限制路易十四获得太多好处，在瑞典参与下，英荷竭力对法西争端进行“调停”。1668年的《亚琛和约》恰好达到这一目的，但其代价却是激怒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决定报复他认定的实现其雄心壮志的主要障碍——联合省。在随后几年中，当柯尔培尔对荷兰进行关税战时，法国的陆军和海军都在秣马厉兵。法国的秘密外交离间了英国和瑞典同联合省的联盟，安抚了奥地利和各德意志国家。到1672年，法国的战争机器由于有了英国人在海上助一臂之力，已做好了战斗准备。
尽管是伦敦最先向联合省宣战，但是英国在1672—1674年第三次英荷战争中表现消沉，在此毋须赘述。当在海上遇到多谋善断的德·吕泰尔而遭挫折，无法在陆上有任何作为的时候，查理二世的政府遇到了国内越来越多的批评：政治**，财政混乱，人们对于同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寡头政治的天主教国家结盟极为反感。这些都使这场战争不得人心，并迫使政府在1674年退出战争。回过头来看，它说明英国在斯图亚特王朝最后几个国王统治时，其政治、财政和行政管理是多么不成熟和不稳定。然而，伦敦政府的改弦更张具有国际意义，它部分地反映出路易十四的野心在全欧洲引起广泛不安。在下一场战争期间，荷兰的外交和津贴就争取到了许多愿意把力量投入同法国作战的同盟国家。德意志的大小公国、勃兰登堡（于1675年在费尔柏林击败了法国仅剩的一个盟国瑞典）、丹麦、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帝国都卷入反对法国的战争。这个国家联盟尚未强大到足以制服法国的地步，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仅有很少的陆军，其侧翼受到牵制，而且这个反法联盟的核心仍然是在其新领袖奥伦治的威廉统辖下的联合省。但是，北部有河道障碍，法军在莱茵兰的战线易受攻击，而自己又面对各种敌人，这一切使得路易自己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在海上，存在着同样的僵持局面。法国的海军控制着地中海，荷兰和丹麦的舰队统辖着波罗的海，双方都无法在西印度群岛上占压倒优势。在这场战争中，法国和荷兰的对外贸易损失惨重，像英国那样的中立国便趁机渔利。实际上，到1678年时，阿姆斯特丹的商人阶层催促政府同法国单独讲和，其必然结果是，德意志国家（依靠荷兰的资助）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把战争继续下去。
尽管1678—1679年签订的《尼曼根条约》结束了公开冲突，但是路易十四扩展法国北部疆界的明显意图——他充当“欧洲仲裁人”的要求，以及他在和平时期保持一支20万大军这一令人惊恐的事实，使德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坐卧不安。这并非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战。荷兰的商人宁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贸易，德意志的王公们像英格兰的查理二世一样都被巴黎的资助拴住了，而哈布斯堡帝国则在全力以赴地对付土耳其人。因此，当1683年西班牙竭力保卫其卢森堡领土免遭法国强占时，它只能孤军作战，不免一败。
然而，从1685年起，情况的变化开始不利于法国。法国镇压胡格诺教派震惊了新教徒的欧洲。在以后两年之内，土耳其人被打得落花流水，逃出维也纳。此时的利奥波德皇帝随着声望的提高和军力的强盛，终于可以把他的部分注意力转到西方。至1688年9月，焦躁不安的法国国王决定进攻德国，终将这场欧洲的“冷战”变为“热战”。法国的举动不仅激起大陆上的对手向它宣战，而且还使奥伦治的威廉趁机溜过英吉利海峡，取代声誉扫地的詹姆斯二世，登上英国王位。
因此，到1689年度，法国孤军同联合省、德意志、英格兰、哈布斯堡帝国、西班牙、萨伏依以及主要的德意志国家作战。这个联盟并非像它看上去那样令人不安。大同盟的核心实际是由英荷联军和德意志国家组成的。尽管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铤而走险的集团，但它们拥有足够的决心、财源、陆军和战舰同太阳王的法国抗衡。10年以前，路易十四或许能够取胜，但在柯尔培尔死后，法国的财政和贸易已不尽如人意，而且不论是陆军还是海军，虽然在数量上占有压倒优势，但其装备都不足以进行一场持久和远距离的战争。迅速打败一个主要同盟国家也许会打破僵局。但突破口又该选在哪儿呢?路易有没有采取破釜沉舟行动的勇气呢?在3年时间里，路易都举棋不定。1692年，当他终于聚集一支2.4万人的入侵大军横渡英吉利海峡时，“海上大国”简直是太强大了，它们在巴尔弗勒尔-拉豪格一举粉碎了法国战舰和驳船。
自1692年起，海上冲突对双方都变成了一场针对贸易的、折磨人的破坏性战争。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种袭扰贸易的战略，鼓励其私掠船掠夺英国和荷兰的商船，同时它自己减少了给海军战舰的拨款。同盟国海军方面则竭力对法国的贸易进行封锁，增加对法国的经济压力，这样就使荷兰人放弃了同敌国贸易的习惯做法。双方的措施都未能使对方屈服，却都增加了战争的经济负担，致使这场战争在商人和已连遭几年歉收的农民中间十分不得人心。陆上战役同样耗费巨大，争夺要塞和渡河的战斗进展缓慢：沃邦的要塞使法国实际上固若金汤，同样的障碍也使法国难以轻而易举地挺进荷兰或巴列丁奈特。由于双方在战场上都保持着一支超过25万人的大军，即使对富裕国家来说，其开销也是可观的。虽然在欧洲以外也进行了战斗（西印度群岛、纽芬兰、阿卡迪亚、印度的本地治里），但这些战斗的意义都不足以扭转欧洲大陆及海上的基本均势。这样，到1696年，托利党的乡绅们和阿姆斯特丹的市民都对苛捐杂税怨声载道，而法国则受饥荒的困扰。这样，威廉和路易都有充分的理由达成妥协。
结果，《里斯维克条约》（1697年）虽然允许路易保留早先夺取的一些边境领土，但总的来说是恢复了原状。虽然如此，1689—1697年的“九年战争”的结果并非像当代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无足轻重。法国的野心显然在大陆上受挫，其海上实力也削弱了。1688年光荣革命的成果得到了巩固，英格兰确保了它在爱尔兰的侧翼，强化了它的财政制度，重建了陆军和海军。同时，英国、荷兰和德意志不让法国进入佛兰德和莱茵兰的传统形成了。这一切的代价尽管巨大，但欧洲的多极政治体系再次被肯定下来。
在厌战情绪笼罩着欧洲大多数首都的情况下，重新燃起战火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是，1700年当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给了路易十四的孙子时，太阳王把这看成是加强法国实力的理想机会。他不与潜在的敌人妥协，而以他孙子的名义迅速占领了南尼德兰，并在西半球西班牙的广大帝国内为法国商人争得了贸易专卖特许权。路易十四的种种挑衅行为，使英国和荷兰极为震惊，促使他们为扼制路易的野心于1701年同奥地利一起进行了另一场同盟战争，这就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
同上次战争一样，在这场战争中两大集团的军事力量和财政资源大致势均力敌，这再一次说明：一方可以重创另一方，但无法制服对方。从某些方面看，与1689—1697年战争相比，路易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要稳固一些。西班牙人欣然同意作路易十四的孙子——现在他们的费利浦五世的臣民。这样一来，两个“波旁国家”就可以在许多战场上携手合作了。从西班牙进口白银就肯定使法国财政受益不浅。此外，法国还全力加强它的战争机器，有一个时期，它的军队达50万人之多。而减轻了巴尔干侧翼忧患的奥地利人，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比上次战争大得多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果断的英国政府将大量国民资源投入这场战争。它以大量金钱资助德意志同盟国，保持着一支压倒敌人的舰队，还非同寻常地派遣了一支在天才统帅马尔伯勒率领下的庞大的陆军远征军。这支远征军由4万到7万英国人和雇佣兵组成，联合超过10万人且英勇善战的荷兰军队，以及同等规模的哈布斯堡大军，以挫败路易十四将其意志强加给欧洲的企图。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大同盟可以使法国或西班牙俯首帖耳。在这两个王国疆域之外，战局的确有利于盟国。马尔伯勒公爵在布伦亨的大捷（1704年）重创了法国-巴伐利亚联军，使奥地利摆脱了法国入侵的威胁。稍后的拉米耶战役（1706年）使英国-荷兰联军占领了南尼德兰的大部，而在欧德纳尔德之役（1708年）英荷联军则无情地制止了法军收复南尼德兰的努力。
在海上，自从非决定性的马拉加之役（1704年）之后，皇家海军和日趋衰落的荷兰海军已经找不到可与之作战的敌主力舰队了。它们充分显示了优势海军力量的机动性。新的盟国葡萄牙从海上得到了支援。同时，里斯本又为英荷舰队提供了一个海军基地，而巴西则提供了黄金。盟国可以派遣军队远征西半球，进攻法国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领地，海军的突击分舰队则可以追捕西班牙运送金银的船队。占领直布罗陀，不仅使皇家海军占据了控制地中海到大西洋出海口的基地，还分割了西班牙-法国的舰队和海军基地。英国舰队确保了对米诺卡岛和撒丁岛的强占，保护了萨伏依和意大利海岸免遭法国的袭击。当盟国转入进攻时，英国舰队则为入侵西班牙的大军提供保护和支援，并为进攻土伦提供支持。
可是，盟国海军的这种总体优势并不能阻止法国重新进行商业袭扰。1708年皇家海军被迫建立护航制度，以减少商船损失。正像英国的护卫舰无法阻止法国私掠船偷偷进出敦刻尔克和吉伦特一样，它们也无法建立有效的贸易封锁，因为那将意味着对整个法国和西班牙海岸线进行巡逻。尽管在1709年那个可怕的冬天，英国海军在法国港口外捕获了大量法国运粮船，也未能使路易十四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帝国屈服。
同盟国这支只能伤敌、不能毙敌的联合力量的弱点，在同法国和西班牙的陆军作战时，暴露得更加明显。到1709年时，同盟国的入侵大军面对西班牙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已无法守住所占领土，只得在短暂地占领马德里之后撤退。
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和约条款载入了《乌特勒支和约》（1713年）和《拉施达特和约》（1714年）。总体来看，和约中的最大受益人毫无疑问是英国。尽管英国取得了直布罗陀、米诺卡、新斯科舍、纽芬兰、哈得逊湾以及西属新大陆的贸易特许权，它仍未忽视在欧洲的均势。实际上，由11个单独条约的体系组成的1713—1714年的和解办法，令人满意而又巧妙地巩固了欧洲的均势。法兰西与西班牙王国永远分裂，而英国新教徒的王位继承权得到正式承认。在西班牙遭受失败的哈布斯堡帝国得到南尼德兰和米兰（这样一来便加强了对法国的遏制），外加那不勒斯和撒丁。荷兰保住了独立地位，但联合省再也不是一个强大的海军和贸易大国了，它被迫投入大部分力量守卫其南部边境。最重要的是，路易十四扩展其王朝和疆土的野心最终被彻底遏制。法兰西民族也因可怕的战争消耗而受到惩罚，其结果之一是，政府债务总额增长7倍。在欧洲大陆，和约保证了大国之间的实力均势，而在海上，英国获得了主宰权。1714年，乔治登基后，重新掌权的辉格党人便急于维护《乌特勒支和约》，并且在第二年不共戴天的敌人路易十四死后，居然愿意同法国结盟，这一切都是毫不奇怪的。
在这场半个世纪的战争中发生的西欧列国中实力的再分配，没有东部发生的变化那样富有戏剧性。东欧国家的边界比西方更加变化不定。大量的领土不是控制在一个开明君主的正规军手里，而是掌握在边境贵族、克罗地亚的非正规军以及哥萨克军队手中。当东欧的民族国家彼此交战的时候，它们常常是在很远的距离作战，并且为了实行某种重大战略打击的需要，它们还使用非正规军、轻骑兵等等。与在低地国家进行的战争不一样，这里战争的胜败会造成土地的大规模转移，这一点更加剧了列强中一些国家的崛起和另一些国家的衰亡。例如，仅在这几十年中，土耳其人曾最后一次给维也纳造成大规模的军事威胁，但随即他们又遭受失败并衰落下去。奥地利、德意志和波兰军队最新的强有力反击不仅于1683年从土耳其围城军队手中拯救了这座帝国城市，而且也导致扩大的神圣同盟进行范围更大的战斗。在摩哈赤附近的大战（1687年）之后，土耳其在匈牙利平原的力量被彻底摧毁了。如果德意志和哈布斯堡的军队因为在1689—1697年期间多次应召对法国作战而使战线巩固下来了的话，那么以后在萨拉姆开门（1691年）和孙托（1697年）再败土耳其人，更巩固了这种趋势。只要奥地利能够将其全部力量集中于巴尔干战线并有欧根亲王那样能干的将领，哈布斯堡帝国现在就可以稳固地抵挡土耳其人了。虽然哈布斯堡王室还不能像西欧的君主那样有效地治理其多民族的国家，然而它作为未来欧洲大国之一的地位已经确立。
用这种标准来衡量，瑞典就不那么幸运了。年轻的查理十二在1697年刚一登上瑞典王位，邻国的掠夺本性便抬起头来。丹麦、波兰和俄国都对它们面前这个波罗的海帝国瑞典的某些部分垂涎三尺。它们于1699年秋天商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瑞典。然而，战争一开始，瑞典的强大军队、国王的军事才能以及英荷海军的支援，弥补了它力量上的明显不足。这3个因素合起来曾使查理一度给哥本哈根造成威胁，并于1700年8月迫使丹麦人退出战争。随后，他把其军队运过波罗的海，在3个月之后取得纳尔瓦大捷，大败俄国人。查理在体验了令人陶醉的战斗与征服的喜悦后，他把随后的几年用于征服波兰，并向萨克森推进。
善于回顾过去的历史学家认定查理十二将其注意力集中到波兰和萨克森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使他的注意力离开了彼得大帝纳尔瓦战败后在俄国强制推行的改革。在众多的外国顾问辅助下，彼得大帝极力广泛借鉴西方的军事技术，他以其在泥沼中修建圣彼得堡的同样魄力，组建了一支庞大的陆军和海军。当查理于1708年统率一支4万人的大军掉过头来对付彼得的时候，也许已经为时太晚。虽然总的说来瑞典士兵在战斗中打得很出色，但瑞典军队仍旧损失惨重，永远也无法摧毁俄国的陆军主力，而且落后的后勤保障还绊住了它的手脚。当查理挥师南进乌克兰并在那里度过1708—1709年的严冬时，这种困难就更加严重了。1709年7月，当大战役在波尔塔瓦爆发的时候，俄**队在人员数量和所处的防守阵地上都占了很大优势。这场大战不仅使瑞典军队全军覆没，而且当查理只身逃至土耳其并在那里长期流亡时，瑞典家门口的敌人获得了千载难逢的良机。1715年12月，当查理最后回到瑞典时，他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土已丧失殆尽，芬兰的一部分已落到俄国手中.
又经过数年征战（查理十二在1718年同丹麦人的一场战争中阵亡），瑞典筋疲力尽，孤立无援，只好在1721年签订的《尼斯塔特和约》中承认失去其在波罗的海的大部分省份。这时的瑞典已降为二等国家，而俄国则上升为一流大国。彼得为纪念1721年对瑞典的胜利而自称皇帝，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尽管沙皇的舰队在以后衰落了，而且国家也极端落后，但它明确地显示出，它像法国和英国一样，“有能力在不依靠外援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大国独立地发挥作用”。用狄西欧的话来说，在欧洲的东部和在西部一样，现在出现了一个“同欧洲心脏的集中力量相抗衡的力量”。
1715年后英法之间持续了近20年的缓和保证了欧洲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这种总体均势。在一场使其对外贸易大伤元气并使国债大为增长（仅支付债款利息的数额就相当于国家的常年收入）的战争以后，法国特别需要喘息一下。此外，伦敦和巴黎的君主政体在其王位继承问题上忧心忡忡，它们对任何改变现状的企图都极其不悦，并且发现在许多问题上两国携手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例如，1719年，两国共同动用武力阻止西班牙在意大利推进扩张政策。然而，到18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的模式再次发生了变化。在这一阶段，法国人对同英国人的联系已不再那么热情，相反，他们试图恢复其昔日欧洲主要大国的地位。如今，法国的王位继承问题已得到解决，和平岁月促进了法国的繁荣，并使其海外贸易大为发展，从而向海上强国发出挑战。当法国在其首相弗勒里领导下迅速改善同西班牙的关系并将外交活动扩展到东欧的时候，英国正在谨慎的孤立主义者渥尔波尔的领导下，竭力置身于欧洲大陆的事务之外。甚至当法国1733年进攻奥属洛林和米兰，进入莱茵兰时，英国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由于得不到奉行孤立政策的渥尔波尔和惊慌失措的荷兰人的任何援助，维也纳被迫与巴黎谈判，并于1738年同巴黎签订妥协性的和平条约。有了在西欧取得的军事和外交胜利，有法西联盟的支持，加上联合省对法国心存畏惧，以及瑞典甚至奥地利对法国言听计从，法国现在的声望达到了路易十四早期以来的顶点。次年，当法国外交当局通过谈判促成俄奥对奥斯曼帝国战争（1735—1739年）的结束，从而使这两个东方君主国将夺取的领土归还土耳其的时候，法国的声望更是如日中天。
在渥尔波尔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无视发生在欧洲的这些事件，但商业利益集团和政治上的反对派，则越来越关心英国在西半球利润丰厚的殖民地贸易和互相冲突的殖民者的扩张，为一场争端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739年10月，渥尔波尔内阁勉强同意和西班牙开战，作为结果而发生的英西战争，如果没有法国决定给予西班牙各种形式的援助，特别是在加勒比海“界线以外”的援助，可能仅仅会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在18世纪进行的一系列地区性战争之一。同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相比，波旁政权同英国在海上竞争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改善，特别是由于英国的陆军和海军装备很不完备，不能像国内许多权威人士期望的那样，去征服西班牙殖民地。
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六世皇帝死后，玛丽亚·特利萨继承了王位。
腓特烈大帝利用这个时机于1740—1741年冬天夺取西里西亚，这一连串的事件使欧洲局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使英国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法国国内的反奥地利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抑制不住其反奥情绪，全力支持普鲁士和巴伐利亚攫取哈布斯堡王朝的遗产。但这必然导致英奥重新结盟，这给四面楚歌的玛丽亚·特利萨带来了巨大资助，英国人通过向奥地利人提供援助，通过调停使普鲁士和萨克森暂时退出战争，通过1743年在德延根的军事行动，英国政府为奥地利解了围，保护了汉诺威，消除了法国在德意志的影响。到1744年，英法的对抗演变为正式的战争，冲突更形激烈。法国大军挥师北上，穿过奥属尼德兰的边境要塞，直奔吓得六神无主的荷兰。在海上，皇家海军由于没有遇到波旁王朝舰队的严重挑战，对法国的贸易实行了越来越严厉的封锁。在海外，在西印度群岛，上溯圣劳伦斯河，在马得拉斯周围，沿着通向利凡特的商路，进攻和反攻连续不断。1743年，普鲁士重新对奥开战，但两年后，又被英国说服，再次退出了战争。英国的钱财资助可以用于维护奥地利的秩序，用于收买雇佣军来保卫汉诺威，甚至还可用于雇佣一支俄**队来守卫尼德兰。用18世纪的标准来衡量，这样打仗花费太大，许多英国人对日益增长的赋税和增加了两倍的国债抱怨不已。但是逐渐地，战争迫使比英国还要精疲力竭的法国寻求一种妥协性的和平。
上面曾讨论过的两个关键因素：地理因素和财政因素，终于迫使英国和法国政府签订了《亚琛和约》（1748年），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到此时，荷兰已处在法国大军控制之下，但这能补偿法国被英国日益加紧控制的海外贸易吗?能补偿法国主要殖民地的丧失吗?相反，如果法国征服了低地国家，英国占领圣劳伦斯河上的路易斯堡以及安松和霍克斯取得的海战胜利又有什么益处呢?结果，外交谈判使得原状全面恢复，仅以腓特烈征服西里西亚作为一个重要的例外。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亚琛和约实质上仅是一个停战协定而不是一个持久的和平条约。它使玛丽亚·特利萨急于报复普鲁士，使法国考虑如何在陆上取胜的同时也在海上取胜，并使英国处心积虑地要在下一场战争中不仅将它的劲敌在海上和殖民地战争中彻底打败，也要在大陆战争中把它彻底打败。
* * *
在北美殖民地，英国和法国的移民（每一方都有印第安人和当地一些驻军的援助）在18世纪50年代初，一再发生冲突。“停战”一词简直是有名无实。这种棘手的军事对抗对本国政府来说几乎是无法控制的，更何况每一个国家本土都有一个“爱国者集团”，他们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支持本国殖民者，并助长这样一种看法，即一场关系到你死我活的重大斗争正在进行中——这场斗争不仅是为了争夺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流域地区，而是为了加拿大、加勒比海、印度，不，是为了除欧洲以外的整个世界！到了1755年，在双方都派出更多的援军并使各自的海军处于战备状态的情况下，其他国家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又一场英法战争的前景而开始调整各自的战略。对于当时已沦为二等国家的西班牙和联合省来说，它们极为担心自己的国家会葬身在这两个西方大国的冲突中。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保持中立，虽然这对像荷兰人那样的商人来说是极为困难的。
然而，对于东部君主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来说，在18世纪50年代中期避开一场英法战争是不可能的。第一个原因是，尽管某些法国人鼓吹应该把仗打到海上和殖民地去，但是巴黎自然倾向于通过进攻汉诺威来打击英国，这是岛国人战略上的阿喀琉斯［7］之踵。虽然这样一来，法国不仅会使德意志各国发生惊慌，还会迫使英国人去寻找一个可以用金钱资助的盟国在大陆上扼制法国。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奥地利横下一条心，要从普鲁士手中收复西里西亚，而女皇伊丽莎白统治下的俄国也在寻机惩罚桀骜不驯、野心勃勃的腓特烈。这些大国各自都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普鲁士超过15万人，奥地利近20万人，俄国大约33万人）并且都在筹划出击的时机，但是它们都得从西方争取金钱资助以维持其军队的规模。最后，如果这些东部对手的任何一方在巴黎或伦敦找到“搭档”，那么其他各方就会被迫加入对方阵营，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这样看来，1756年著名的“外交革命”从战略上讲似乎仅仅不过是重洗一遍牌而已。法国现在摒弃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前嫌，加入到奥地利和俄国阵营对普鲁士作战，而柏林则取代维也纳，成了伦敦在大陆上的盟国。乍看起来，法-奥-俄同盟似乎占了上风。从军事角度上讲，它比对手拥有决定性的优势，而到1757年，腓特烈失去了他早先夺取的所有领土，坎伯兰公爵指挥的英德联军已缴械投降，这使汉诺威以及普鲁士本身都处于前途险恶的境地。米诺卡岛已落入法军之手，在更遥远的战场上，法国及其当地盟友们也取得了节节胜利。撕毁乌特勒支和约，对奥地利来说是撕毁亚琛和约，现在看来是唾手可得了。
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的原因，在于英-普联盟在3个重要方面占了优势：领导才能，财政支撑能力，以及陆军、海军的战略战术。腓特烈的治国才能和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成功地把普鲁士举国上下的力量全部集中于夺取军事上的胜利这一目标，他在战场上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然而功劳或许应该主要归于威廉·皮特，他毕竟不是独裁君主，仅仅是政治家中的一员，他不得不同那些敏感的、嫉妒他的同僚们，同变化不定的公众和一个新登基的国王巧妙周旋，与此同时，他还要贯彻、实行一种有效的大战略意图。他所取得的成就无法简单地用英国夺取的几个产糖的岛屿或颠覆法国支持的几个印度土邦王来衡量，因为如果英国的敌人占领汉诺威和消灭了普鲁士，所有这些都只能是暂时的。皮特逐渐地意识到，通向最后胜利的成功之路，在于用一项“大陆”战略来弥补大家所热心的“海上”战略之不足，其条件是向腓特烈的军队提供大规模的资助，并向在德意志的一支规模可观的“警戒大军”付款，以保护汉诺威并扼制法国。
但是这样一种政策必然依赖于国家充足的资金来度过年复一年耗竭人力和资源的战争。腓特烈和他的税收官们使尽浑身解数在普鲁士募集资金，但是如果同英国相比，普鲁士的实力就黯然失色了。英国在大战**时，拥有一支超过120艘主力舰的舰队，军需花名册上有一支超过20万人的军队（包括德意志雇佣军），同时还为普鲁士提供资助。实际上，七年战争花费了财政大约1.6亿英镑，其中6千万英镑（37%）是在金融市场上募集的。虽然国债的进一步增长引起了皮特同僚们的不安并导致他于1761年10月下台，但该国海外贸易却在增长，使得关税收入增加并促进了全国的繁荣。这是利润转化为实力、英国的海军力量被用来（例如在西印度群岛）保障国家利润增长的一个极好例证。正如英国驻普鲁士大使曾被告知的那样，“我们在做士兵之前必须先做商人……贸易和海军力量互相依赖，而且……本国的真正资源财富仰仗于它的贸易。”相反，所有其他交战国的经济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即使在法国国内，法国首相舒瓦瑟尔也悲哀地承认：
在目前情况下的欧洲，决定大陆均势的是殖民地贸易及海军力量。像所有其他没有贸易大国津贴就不能打仗的国家一样，奥地利王室、俄罗斯王室和普鲁士国王不过是二流君主而已。
英普联盟所显示的陆军和海军军事艺术，至少是在初期的挫折之后，从以下几方面体现出来。在海上，安松麾下庞大的皇家海军逐步建立了对法国大西洋各港口的封锁，并且还有余力在土伦港外筑起一道屏障，同时重新夺回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当舰队在拉各斯附近、卡塔赫纳真的进行交锋的时候，霍克率领举世无双的舰队在狂风暴雨中对康弗朗的舰队穷追不舍，把它直逼进基伯龙海港。在这些战斗中英国海军一再显示出高超的航海技术。不仅如此，有全面后勤供应系统的英国海军分舰队，对法国进行了全天候的封锁。英国的封锁政策不仅扼制了法国大部分海上贸易，因而保护了英国的商业及其领土的安全，而且还阻止了法国向西印度群岛、加拿大和印度派遣足够的增援部队。1759年是充满奇迹的一年，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先后落入英国之手，这极大地鼓舞了英德联军在明登击溃法国两支大军取得大捷。当西班牙1762年愚蠢地参战时，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它在加勒比海和菲律宾的殖民地头上。
与此同时，勃兰登堡王室也已经看到它自己的一份“奇迹”。在罗斯巴赫和勒森两场大战中，腓特烈不仅分别摧毁了一支法国大军和一支奥地利大军，而且还挫败了这两个国家逼近北德意志的企图。1760年腓特烈在利格尼茨和托尔高再次击败奥地利人后，维也纳几乎到了穷途末路。然而，单单这些战役的代价，就在慢慢地拖垮普鲁士的大军（仅在1759年就损失6万士兵），而劲敌俄国却已证明要强大得多，部分是因为伊丽莎白对腓特烈的刻骨仇恨，但主要是因为同俄国大军的每一次遭遇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过其他各交战国都有同感，法国急于同现在也准备讲和的英国达成妥协，但这时普鲁士发现它还有足够力量阻止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前进，直到1762年伊丽莎白去世拯救了他们为止。伊丽莎白死后，新沙皇彼得迅速退出战争，这样一来，不论奥地利还是法国，除了在恢复战前欧洲态势的基础上和解以外，不可能期望任何更好的结果。恢复欧洲战前态势实际上意味着那些要摧毁普鲁士的国家的失败。
在1762—1763年和解中获利的显然又是大不列颠。即使把夺取的各地领土交还给法国和西班牙以后，英国仍然在西印度群岛和西非取得长足的进展。它基本上肃清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影响，最重要的是英国已成为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的主宰。这样，不列颠就占有了比洛林、西里西亚及大陆国家激烈争夺的其他更辽阔、富饶的土地。此外，英国在欧洲范围内扼制了法国外交和军事上的野心，从而确保了总的均势。相比之下，法国不仅在海外损失惨重，而且与1748年不同，它在欧洲本土也失败了。事实上，法国陆军在战争中毫无生机的表现，预示着欧洲的重心已经从西欧转移到了东欧。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法国的意愿受到普遍的忽视就证实了这一点。所有这一切正合英国各界的口味，他们对自己在欧洲以外的霸主地位心满意足，因而不希望被卷进欧洲大陆去承担义务。
四 赢得战争（1763—1815）
在英法下一阶段的斗争到来之前，有一段十几年的“喘息时期”。这段时期对英国命运即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提供了点滴暗示。七年战争使列强可征税的财力和社会结构紧张到了极点，以致大多数的领导人都不敢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当时各国都在进行反省和改革。腓特烈被这场战争给普鲁士带来的损失（50万人死亡，包括18万士兵）所震惊，现在他宁肯过一种稍微平静些的生活。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虽然在战争中损失了30万人，但它本身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太坏，可是，整个政府系统明显需要变革，这些变革无疑会引起地方上的不满（特别是在匈牙利人中间），并要耗费玛丽亚·特利萨大臣的精力。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处理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改革，还要镇压普加乔夫的起义（1773—1775年）。虽然这并没有阻止俄国继续向南扩张，也没有阻止它吞并波兰的种种阴谋活动，但这些仍然可以算做是地区性争端，不可与七年战争中各国疲于应付的全欧大联盟同日而语。东方君主们不再那么重视他们同西方各君主政体之间的联系了。
在英国和法国，国内事务也占据了中心地位。两国国债可怕地增长，使它们都努力寻求开辟新的财源，并进行行政机构改革。这些努力造成的争论为国王乔治三世同反对派之间已经紧张的关系火上加油，使法国国王同最高法院之间的矛盾更加恶化。英国政府忙于这些紧急事务，不可避免地对欧洲的外交政策比皮特时期更加没有计划性，更注意反省，英国同美国在税收和实施贸易法令和航海法令的问题上日渐尖锐的争执加强了这一趋势。但在法国一方，外交政策事务并没有完全被对国内事务的关注所压倒，实际上，舒瓦瑟尔及其继任者们对1763年法国的惨败痛定思痛，正在为加强法国未来的地位而采取措施。虽然国家急需开源节流，法国政府仍然逐步建立起一支海军，同西班牙的“家族联系”也进一步加强了。的确，路易十五对舒瓦瑟尔在1770年围绕福克兰群岛的冲突中大力支持西班牙同英国打仗不以为然，因为在该处一场大国之间的战争只会造成财政上的灾难。但是，法国仍然旗帜鲜明地反对英国并竭力从英国在海外所遇到的任何一点麻烦中获取好处。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伦敦同北美殖民者之间的争吵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时，英国所处的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比1739年或1756年虚弱。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为个人素质。不论诺斯、谢尔本，还是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能提供全国性的领导，也提不出一项首尾一致的大战略。由于乔治三世的干预，由于围绕北美殖民者事件的激烈争辩，政治派别的纷争益发加剧，国家也因此而分裂了。此外，不列颠实力的两大支柱：经济和海军，这些年也遭削弱。在七年战争中蓬勃发展的对外出口，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停滞了，在整个18世纪80年代，部分是由于殖民地的抵制，还由于同法国、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冲突日益加剧，英国的对外出口实际上下降了。在15年的和平时期，皇家海军全面削弱，它的某些海军将领同建造军舰的原木一样没有经过什么风雨。当法国于1778年参战时，英国决定放弃对法国的严密封锁战略。这虽然可能减少英军战舰的损失，但实际上英国却拱手交出了制海权，向直布罗陀、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沿岸派遣援军并不能代替有效地控制法国海岸的“西方出入通道”。控制这些通道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阻止敌人派遣舰队到那些遥远的战场去。等到1782年罗得尼取得圣徒岛大捷以及解除直布罗陀之围以后，皇家海军便重振军威，再次确定了它的制海权。此时北美洲的战争基本上已接近尾声。
但是，即使皇家海军装备精良，英国的政治家们运筹得当，1776—1783年的战争还是包含了不列颠在18世纪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所未曾遇到过的两个战略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北美的起义一旦蔓延开来，英**队要进行镇压，就得在离本土基地3 000英里以外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陆上”作战。同伦敦早先的愿望相反，仅靠海上的优势并不能使基本上自给自足的殖民地人民屈膝投降（尽管它可以明显地阻碍殖民地从欧洲输入武装弹药和补充兵员）。征服并防守整个美国的东部疆域对拿破仑的大军来说也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更不用说18世纪70年代英国人率领的部队了。遥远的距离及其造成的交通上的迟缓，不仅阻碍了从伦敦甚至从纽约进行的战略指挥，也加重了后勤保障的困难：“英国部队在北美所需要的每一块饼干、每一个士兵、每一粒子弹，都要经过3 000英里的大洋运来。”虽然英国陆军部作了重大改进，运输船只的缺乏和物资征购的困难仍然十分严重。此外，殖民地是一个政治、军事分散的社会，因而占领一两座城镇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只有当英国的正规军占领了出事的地区，英国政权才能胜利。而军队一旦撤出，起义者们就重新压制忠于英国的那些人。如果在20年前征服法属加拿大尚需5万英国士兵和殖民地的大规模支援的话，那么现在要重新恢复帝国的统治又需要多少英国士兵呢?15万?也许25万?一位历史学家曾争论说：“恢复英国在美国的权力，是用军事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军事力量运用得多么得当。”
英国大战略中第二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是，这一次英国是孤军作战，没有一个愿意牵制法国的欧洲伙伴帮助它。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其说是一个军事上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外交上的问题。英国在1762年后同普鲁士断绝关系，对西班牙盛气凌人，对像丹麦和联合省这样的中立国的航运业采取高压手段，此外，它还未能取得俄国的支持，现在，英国正为上述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样，伦敦发现它自己不仅在欧洲是孤家寡人，而且到了1780年，还要面对一个可疑的武装中立联盟（俄国、丹麦、葡萄牙）以及一个充满敌意的联合省。而这时，英国在对付北美的暴动和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方面已经是力不从心、疲于奔命了。然而，英国外交上的无能还远不止此。如上所述，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东部各君主国已同西方分道扬镳了。它们现在全神贯注于波兰的前途、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问题以及同土耳其人的关系。如果有一个法国像在路易十四时代那样，一心要成为“欧洲仲裁者”的话，这种分道扬镳就不可能发生。但是法国的军队在“七年战争”之后已相对衰落，而且它在政治上也没有插手东欧的事务。这就使伦敦对1779年以后法国企图的密切关注在它以前的盟国那里找不到市场。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下的俄国人对英国大概是最同情的了。但是如果大不列颠没有彻底被消灭的前景，即使他们也不会从中干涉。
最后，还有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法国曾一度采纳舒瓦瑟尔过去的论点，它顶住了进攻汉诺威或恐吓荷兰人的诱惑。同不列颠的战争只能在海外进行。这样一来，就使英国传统战略的“海军”力量同“大陆”力量脱节了。法国人破天荒地头一次将它全部的力量集中到海战和殖民地战争上去了。
其结果是重大的。它还有力地驳斥了英国孤立主义分子的论点，他们认为不列颠岛国最适合于打一场没有大陆盟国和大陆战斗拖累的海上战争。在“七年战争”中，法国海军一年仅得到3 000万列佛尔的财政拨款，这是给法国陆军拨款的1/5。从18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海军的军费预算稳步上升，到1780年它的总额达到大约1.5亿列佛尔，到1782年则达到了2亿列佛尔。当法国参战时，它拥有52艘主力舰，其中许多比同级的英**舰要大。这一数字很快就增加到66艘。此外还可以加上有58艘主力舰的西班牙舰队。到了1780年，又有一支由不到20艘可以作战的战舰组成的荷兰舰队。虽然英国皇家海军仍然比它任何一个单独的对手都要强大（1778年它有66艘主力舰，1779年90艘），但现在它发现自己常常是寡不敌众。1779年，英国皇家海军竟然失去了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一场法国、西班牙的入侵看来完全可能发生。1781年格雷夫斯率领的英国舰队同德格拉斯率领的法国舰队在切萨皮克外的一场遭遇战中，法国数量上的优势使英国舰队处于困境，从而导致了康华理在约克镇兵败投降，有效地结束了美国战役。即使在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扩大、敌人的规模缩小的时候（1782年英军拥有95艘主力舰，法国是73艘，西班牙54艘，联合省19艘），英国海军所占的优势仍然太小，不足以完成以下任务：保护北大西洋上的商船队、定期地接济直布罗陀、守卫波罗的海出海口、向印度洋派遣分遣舰队以及为加勒比海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英国的海军力量不再像以前战争中那样天下无敌了，它的制海权只是暂时的，局限于某些地区。岛国人的不幸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同法国陆军不在欧洲作战这一事实有关。
事实上，到了1782年，为维持如此庞大的一支海军而造成的财政压力，已经损害了法国经济并迫使法国做某些收缩。现在难以弄到船用物资，更严重的是缺乏水手。此外，一些法国大臣担心这场战争使法国过度地将精力和资源分散到欧洲以外，因而使它不能在欧洲大陆发挥任何作用。政治上的这种考虑，加上同时害怕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快会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促使巴黎希望及早结束战斗。经济上，法国人的荷兰和西班牙盟友也同样情况不妙。但是，虽然不列颠财政上的忍耐力要强一些，1782年以后出口显著上升，皇家海军的境况在逐渐改善，但这一切都不可能力挽狂澜，转败为胜，也不可能在眼见北美殖民地就要丢失的情况下，说服国内的各个政治派别支持这场战争。尽管在1783年凡尔赛和约中不列颠做出了让步（米诺卡岛、佛罗里达和多巴哥），这未必就是1763年英帝国取得的巨大利益的逆转，法国人是可以说他们对一个独立合众国的建立及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遭受的打击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从巴黎的角度来看，虽然代价很大，但是在七年战争中被打破的战略平衡如今已明显恢复。
相比之下，1763年以后，几十年期间，三大君主国的策略计谋并未严重改变东欧地区的战略均势。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关系的三足鼎立的性质，不论柏林、维也纳，还是更为踌躇满志的圣彼得堡，都不想挑动另外两个国家组成反对自己的联盟，也不想卷入一场像七年战争那种规模的大战。在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年）时，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扩张企图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抵抗。这场战争的短暂而极其谨慎的交锋，仅仅证实了它们普遍希望避免为一场大国争斗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要进一步获取领土只能是各国进行外交“交易”的结果，这种交易是靠牺牲弱小国家，特别是波兰的利益来实现的。波兰在1772—1773年、1793年和1795年相继三次被瓜分。在以后的几个阶段，波兰的命运越来越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即受叶卡捷琳娜二世镇压华沙“雅各宾党人”的决心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为在西方反法战争失败而在东方获得补偿的企图的影响。然而，这三个国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新的关注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三国相互对抗以及这些年间三个东欧国家彼此寻求勉强妥协的政策。
在这种三角关系的地理和外交范围内，俄国的地位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相比，继续得到改善，这是不足为奇的。俄国尽管落后，但受到攻击的威胁却比它的两个西方邻国小，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都极力与令人畏惧的叶卡捷琳娜和解。瓜分波兰时，这种情况以及俄国历来加强在波兰身上的影响，保证了圣彼得堡取得了这个倒霉国家的最大一部分领土。此外，俄国在南方有一条开放的、支离破碎的边界，它借此在18世纪70年代初夺得了土耳其的大片领土。1783年，俄国正式吞并了克里米亚；1792年，又夺取了黑海北海岸的一系列领土。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奥斯曼帝国战斗力的衰弱，同时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暗地里忧心忡忡。另外一些国家（1788年时的瑞典，1791年小皮特领导下的英国）对俄国也同样不放心。它们想尽办法来挫败俄国的扩张主义。但是，由于维也纳和柏林急于逢迎圣彼得堡，西方大国又心有旁骛，无法在东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