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国，形式上好像很平等，但它的决议对各国没有约束力。而安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具有实际效能的国际组织，都是实行加权表决制。所谓加权表决制是指依据一定标准，如成员国人口、对组织贡献大小、责任大小、利害关系等因素赋予国家投票权的一种表决制度。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目前在联合国大会上只有0.5%的投票权，而人口总数与中国相当的一批小国，却掌握了超过50%的投票权；美国长期承担联合国25%的会费，同样只有一票表决权；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当然不会同意向联合国大会“转移主权”。实行加权表决制后，联合国大会才有可能从一个国际论坛转变为类似欧洲理事会的“共同主权”的拥有者。拟议中的安理会改革，一方面是要根据新的国际形势适当增加成员国席位，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取消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从五大国“一致通过制”改为安理会“有效多数制”。

    实现“加权表决制”和“有效多数制”后，下一步的联合国改革必须在全球民主化的基础上进行，并且是具有“宪法式联邦主义”特征的根本性改革。首先是把现有的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全部整合到联合国的系统中；其次是由全球人民按人口比例选出类似于欧洲议会的联合国议会；再次是把联合国会费改为一种全球税收制度，并由联合国议会全权支配；第四是成立类似于欧盟委员会的联合国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立法的执行机构，其委员名额虽然要按地区与国家来分配，但已经不属于各成员国的派出代表，而是联合国秘书长那样的联合国公务员；第五是成立联合国最高法院；第六是成立联合**和联合国警察机构；最后是正名，联合国改称世界联盟、全球联邦或者地球合众国，等等。

    文明再造：共创新生活

    中国的GDP总量——无论是按名义汇率计算还是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PowerParity，PPP）计算——无疑可以在21世纪前半叶超过美国，但人均GDP水平赶上美国，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也要等到21世纪末了。即使人均GDP超过了美国，也不等于文明水平就领先于世界了。日本人均GDP水平已经高于美国，但是目前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都陷于停滞状态，而美国则被公认为是新经济与知识社会的策源地。丹尼尔·贝尔指出：在后工业社会，“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所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文化已成为我们的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而且上述文化冲动力已经获得合法的地位，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文化看作是制定规范、肯定其道德与哲学传统并以此来衡量、（通常是）非难新生力量的力量；如今的文化担负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变成了一种合理合法的、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活动。”［32］

    李慎之指出：即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达到了，要取得世界各国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或者如陈寅恪所说“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然而在他看来，这却是“决难必也”。［33］据吴宓日记所记陈寅恪的言论：“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34］晚清以来，朝野的一个共同倾向是强调“学要有用”，而所谓“有用”意味着能够指导或至少支持当时中国面临的中外“商战”和“兵战”，用更传统的术语说也就是要落实在“送穷”和“退虏”这类“物质”层面之上。1905年，康有为自戊戌出亡游历亚欧美八年后，写出《物质救国论》这一反思性著作，贯穿全书的是一种物质富而后可文明的观念：“以农立国”的“中国古教”虽“教化”可美，但“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物”；当时要救国、要“富强”、甚至要“文明”，都不能不致力于其所谓“物质学”。这种趋势后来发展到“今天下竞为物质之学”（顾颉刚1915年语）的程度。［35］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对20世纪中国思想影响极深。但是这一思路过于“希慕富贵”，“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现在中国人已经普遍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因而有“科技兴国”、“科教兴国”口号的提出；但是科学发展需要有一个人文学术的背景，人文学术的核心是哲学上的创造性思维，则尚未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如果没有哲学的突破、人文学术的繁荣、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进展，中国在21世纪仍将处在世界文明的边缘。而要取得学术上的成就，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学而后创”，先“衔接上世界性的文化”，再有所创新和突破。

    认为中国可以撇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弗雷格、胡塞尔、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直接从孔子、老子、墨子开启出21世纪的学术新路，是一种文化自恋式的乌托邦幻想。王国维早就“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两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国学丛刊”序》）“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论近年之学术界》）。［36］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不首先学习、“拿来”、融会中西两学的精华，光是胡思乱想是没有丝毫用处的；跟在古人、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不开动自己的脑筋思考新形势、解决新问题，也是没有出息的。西方社会现在也遇到了一系列的危机与难题，不是一切都堪称楷模、值得效仿。日益高涨的“现代性”反思，意味着文艺复兴后的“理性”权威受到了严峻挑战。

    所谓“共同的人性”包括三个层面：生物性、社会性、个体性，与此相对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了生态问题，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产生了世态问题，在个人精神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产生了心态问题。以往的人文学术集中关注的是人的社会性和世态问题。譬如作为政治哲学基础的社会契约论，作为经济学基础的社会分工论，以及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7］正是在世态领域中，理性主义大显身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致有福山所谓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社会的说法。

    然而，如果生态和心态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影响到人类在处理世态问题方面已经取得的历史性成果。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的蔓延与恶化，势必对全球反贫困斗争与争取全球平等产生不利影响；认同政治的崛起，已经对自由民主主义和全球政治一体化提出了挑战。面对21世纪的这些全球性问题，不能坐等他人去为我们寻觅答案，中国思想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应当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共同努力，一起开创人类新生活。胡适曾号召“再造文明”，他当时的意思是再造中国文明；今天我们接过他的旗帜，则是要沿着继续现代化和反思现代化的路径，再造一个更幸福、更安全、更多样化的世界文明。但是胡适所说的再造文明的方法，是全然不错的：“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38］

    我们确信中国人在21世纪能够为世界文明的创新与再造做出较大的贡献，不是因为相信在中国文明的元典中能够找到实现“天人合一”的密钥；甚至也不是因为如张光直所说，中国“有传统的二十四史和近年来逐渐累积的史前史这一笔庞大的本钱”，“这批代表广大地域、悠长时间的大笔史料中，一定会蕴藏着对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程序、发展规律，有重大启示作用、甚至证实价值的宝贵资料”；［39］而是依据中国几千年来持续不断地克服生存危机、创造和改造文明这一富于活力的历史传统，以及接近人类全体四分之一的人口基数。贾雷德·戴蒙德对欧亚大陆、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进行人类学研究后指出，文明的创造和进步与人类共同体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成正比。［40］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皆可以为舜尧，在空前未有的全球化和地球村的开放条件下，在摆脱了**和贫困的束缚后，十几亿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在文化创新上有突出表现。文化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如发明新材料）、社会技术创新（如有利于城市交通的基础设施）以及各种社会创新——市场创新（如租赁）、管理创新（如灵活时间工作制）、政治创新（如首脑会议）等，［41］处于最核心地位的则是人文学术与基础科学研究的创新。

    学术创新是不可能预先制定出多少年计划的，更遑论组织什么国家级学术创新“工程”。人们只能在保护学术自由外在环境与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秩序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与传承，期待可能出现的突破。

    我们虽然无法预测中国学术在未来一百年将会走过怎样的路径，但还是不禁要描绘21世纪末可能出现的理想图景：几十万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的高等学府求学，世界顶尖学者竞相申请到北京、上海、香港、台北进行学术交流、开办讲座，各国政界、工商界领袖以获得中国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为莫大荣幸……21世纪中国真正强盛的标志不是航空母舰在四大洋游弋，耀武扬威，而是孔子所说的“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子路》）。

    参考书目

    ［1］转引自赵英：《大国天命——大国利益与大国战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2］［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30—40页。

    ［3］梁启超：《国际联盟论序》，载《饮冰室合集》，4，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三十五，41页。

    ［4］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载高瑞泉选编：《向着新的理想世界——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180—181页。

    ［5］参见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123—129页。

    ［6］参见金应忠等：《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408—409页。

    ［7］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译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544、545页。

    ［8］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2—3页。

    ［9］同上。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21页。

    ［11］同上，363页。

    ［12］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13］参见肯尼斯·O.摩根：《牛津英国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556页。

    ［14］转引自赵志辉：《也谈开罗会议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兼与时殷弘和陶文钊同志商榷》，载北京：《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90-95页。

    ［15］参见刘作奎：《中国占领军没去日本》，载2002年8月19日《环球时报》。

    ［16］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根据125-132页表C—16a、C—16e计算。

    ［17］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载《饮冰室合集》，4，文集之三十七，10—12页。

    ［18］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载《饮冰室合集》，4，文集之三十六，27—28页。

    ［19］参见托马斯·G.罗斯基：《中国：充分就业前景展望》，载北京：《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92—103页；张翼：《中国当前的人口态势》，载1999年5月14日《中国经济时报》。

    ［20］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12月号（总第44期），42—43页。

    ［21］参见庞中英：《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它》，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49—51页；倪峰：《美国“软实力”策略为何得手》，载1999年6月30日《中国改革报》。

    ［22］陈晓律：《中国大国定位的起点》，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23］时殷弘等：《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载北京：《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24］参见张忠法等：《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新形势》，载2000年9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

    ［25］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五卷，上册，二十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79—80页。

    ［26］浙江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城市化》课题组：《关于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问题研究》，载“中评网”网站。

    ［27］池元吉等：《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必要性及建议》，载北京：《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1期，33—37页。

    ［28］张蕴岭：《关于推进东亚合作的若干战略构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

    ［29］宋念申：《东亚能否走到一起》，载2000年12月22日《环球日报》。

    ［30］转引自黄正柏：《战后欧洲联合中“联邦主义”思潮的初步考察》，载北京：《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2—12页。

    ［3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267页。

    ［32］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27—34页；《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79页。

    ［33］李慎之：《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34］参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9页。

    ［35］参见罗志田：《物质与文质：中国文化之世纪反思》，载“思想的境界”网站，原载《光明日报》。

    ［36］姚淦铭等编：《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卷，365—367页；第三卷，3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5页。

    ［38］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58页。

    ［39］转引自龙西江：《中国文明的当代贡献》，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108—110页。

    ［40］参见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41］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8年版，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