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筹备南迁，首迁京沪

    1931年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三省以后，又虎视华北，北京已处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为了不让文物沦入日本人手中，当时的国民政府制定了周密的抢运文物计划，决定转移故宫及北平文化珍宝的决定。北平故宫博物院决定先将最珍贵的古物、文物装箱，准备南迁。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及时买来木箱、棉花、稻草、纸张、绳子、钉子等用品。经过一段装箱实践，采取以棉花垫底、隔离，用纸包好，包与包之间再用稻草、棉花隔开，四周塞严，上下垫满，最后钉好箱子加封。古物馆除留下陈列室的文物供游者参观，其余从库房内的文物装起。北平的文物、古物的挑选，历时一年多。

    1933年初，长城抗战开始，日军攻占热河，平津地区面临直接威胁。2月6日，这一天揭开了人类艺术史上罕见的艺术大迁徙的序幕。深夜，首批文物装上两列火车南行，由故宫博物院秘书处秘书吴瀛为押运总负责。3月15日，故宫博物院又开始装运第二批箱子。同时帮助颐和园鉴定并代运文物。至5月15日共装运五批。故宫博物院三馆一处共计13491箱。其他各机关文物装箱数：古物陈列所5415箱，颐和园640箱，国子监（石鼓）11箱，共计6066箱。总计19557箱。这些箱子里装有242592件中国古代艺术品。其中包括自秦朝以来的6411幅书法和绘画作品，商代的4402件青铜器和3894件玉器，23780件南宋时期的瓷器。这是一批价值无法估量的稀世之宝，是中华悠久文化的精粹，是中国古代艺术的代表作。当这精选的24万多件国宝离开北京的时候，无论是计划的制订者，还是组织者、执行者都未曾料到，此一去竟是天涯海角，何止千万里，许多艺术珍品60余年仍不还。

    鉴于南京没有库房，国民政府决定将南迁文物暂存上海，在南京选定地点修建库房。1934年12月，王世杰理事在故宫博物院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上，提议把南京朝天宫一地全部划归故宫博物院，作为成立南京分院及建筑仓库地点。朝天宫库房建筑延至1936年3月开工，8月竣工。

    满载国宝的6列火车离开北京后，经平汉、陇海、津浦、京沪铁路运往上海，将国宝存放在上海的英、法租界里。1935年6月，曾从中精选出80箱，赴英国举办了一次中国艺术展览。1936年底，由于中日关系更趋紧张，故宫博物院遂将上海的文物珍宝陆续运存南京朝天宫地库的新库房。

    2为避战祸，再迁西南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上海烽烟又起，南京的机场和军工厂连遭日军飞机的轰炸，南京危在旦夕，转移国宝又迫在眉睫。于是，来自北京的国宝，连同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馆的收藏一起，除二千九百余箱仍留南京外，其他文物分为三批，又踏上漫漫西迁路。从南京运出的文物计16699箱，其中内政部古物陈列所占5303箱，其余均属北平故宫博物院藏品。《内政部关于战区内古物文献移转情况的报告》，1940年7月。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00页。

    西迁文物分水陆三路运往西南大后方。

    北平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曾于1936年参加赴伦敦展览的一批文物，加上一些重要文物，共80铁皮箱运往西南。1937年8月14日，首批西迁文物80余箱由招商局“建国轮”运达汉口，此行的目的地是长沙。船先到武昌，然后转汽车抵长沙。押运人员与湖南大学商定，将文物贮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马衡院长曾计划在湖南大学图书馆附近的山边，开一个山洞来贮存文物。但不久长沙即遭空袭。国民政府认为文物不能在长沙存放，有必要再向后方迁运，故宫博物院准备将文物迁至贵阳。文物离开长沙一个月后，日军飞机便轰炸长沙，炸毁了湖南大学图书馆。

    由于湘西一带时有土匪抢劫，国民政府行政院指定绕道桂林，并由湖南公路局派10辆汽车装运。到广西边境后，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到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1938年1月，车到贵阳，把文物存放在城里六广门内一个花园。为防空袭，1939年2月改运偏远的安顺，又将这批文物存入贵州安顺的华严洞，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安顺办事处。19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五箱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也移藏华严洞。对此，南京古物保存所主任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舒楚石函告，“奉令监同故宫及本所文物运湘存储，以时局关系，复由长沙经桂移黔，近因避寇机空袭，由贵阳运存贵州安顺县华严洞，此地不虞轰炸，并有滇黔绥靖主任公署派兵一连驻守”。《为奉令将经管南京古物保存所运黔物品点交贵州教育厅代为保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6。于是，这批国宝在这个山洞里沉睡了6年。

    陆路文物（加上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622箱）7288箱，于11月10日分三批从南京由火车运出。行车路线是北走长江，往宝鸡，并自宝鸡，再以卡车护运，经汉中至成都。此路由故宫博物院之庄尚严、那志良协同抢运。这是三条西迁路线中最艰苦的一趟旅行。火车一出南京，就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但未造成损失。第二天到郑州后，又遭敌特放火破坏，幸亏车站人员及时让车从大火中开出。当南京陷落时，专列已驶抵宝鸡。在宝鸡火车站卸车时，由于难民潮涌，秩序混乱，撞车事故时有发生，部分文物被震毁。这批文物运四川时值早春，秦岭经常下雨，路面窄而滑，经抢修才于1938年3月12日修好路面，当时从宝鸡到汉中只能用卡车运送。以一卡车装20箱计，往返三百多次，从宝鸡到汉中，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他们却费时48天才把七千多箱文物运到汉中，暂存文庙。1938年6月28日，押车卫士随身携带的手榴弹不慎爆炸，炸毁文物4箱。在汉中立足未稳，当地的飞机场就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不久，转移的命令又传下来，要乘汽车间越秦岭山脉。运输队不敢怠慢，马不停蹄地向四川进发。四川公路局派出5辆汽车接运，5月26日开出首批车。他们走的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当年攀援入川的古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由于车辆少（后减至2辆），路基、桥梁不好，且管理不善，满载国宝的汽车队在蜿蜒崎岖的蜀道上艰难缓行，直到1939年3月，费时10个月才告完成。陆路文物运抵成都。同年7月，文物从成都运到峨眉，木箱寄放在一个古庙里。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那志良：《故宫文物疏散到后方》（一）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第3期。在峨眉曾遭遇大火，幸好化险为夷。

    在陆路装运文物去西安、宝鸡的同时，也装船从水路运往汉口，然后从宜昌到重庆，最后迁至乐山。从水路入川的文物9369箱分两批西上，由杨师庚及中英文教会部分职员暨故宫吴玉璋等协同抢运。水路文物搬迁由杭立武主持。杭立武受命于危难之际，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护送这批文物至抗战大后方。杭夫人回忆道：“上船的时候，因为难民太多，他上不去，最后只好用吊绳把他吊上去。”1937年11月9日和12月2日，招商局“江安轮”、英商“黄埔轮”载运9250箱先后运抵汉口，在汉口码头卸船时破损瓷器类文物一箱，所有文物暂存于英商和平洋行仓库。因武汉地区笼罩着战争阴云，国民政府向重庆转移，为确保安全，存汉口文物不得不仓促运往宜昌，后又分批运抵重庆。

    首批运达重庆的文物存放于四川禁烟局仓库。1938年2月23日，该仓库严重坍毁，压损文物7箱。后在重庆南岸沙坪坝建仓库贮存。上述文物历经磨难，不断辗转于途，曾先后存放在王家沱、羊角滩、陕西街余家巷等处，由于仓库简陋、储存条件恶劣，部分文物发生霉变，其中一箱殿本图书集成彻底毁损。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屡遭日军飞机空袭，存放于重庆的故宫文物只得再度搬移，决定选取乐山为这批国宝最后的避难所。途经宜宾转运乐山安谷场，在转运途中，数箱文物失手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