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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战时日军对中国图书的掠夺(2/2)

舍也、梅田洁、外山八郎、菊地三芳等7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大家令三、大佐三四五、田中清、吉植司、原田四郎、青木实、奎士元、徐炳南、津田六郎、与谢野麟等10人;东亚同文书院的小竹文夫、福崎仪太郎、寺田仪三郎、大森毅、岛善次朗、原光次等6人。此外,还有东亚同文书院学生野田久太郎、稻野达郎、市村克考、山元静夫、松浦春男,以及临时参加者合原忠。以上3团体共29人。

    经整理后列出的分类主纲目共11类,具体开列为:

    A洋书单行本,各类合计27740册;另外欧文定期刊行物(装订本)计17549册,未装订的定期出版物有:国际联盟出版物1924册、中国税务出版物1027册。

    B.洋装本,总计160869册。计开:①总论6510册;②精神科学18090册③地理历史12424册;④政治外交18552册;⑤法律12117册;⑥经济11126册;⑦社会10587册;⑧自然科学7701册;⑨工学3861册;⑩军事6702册;产业14560册;交通906册;美术音乐画艺运动3202册;语学3076册;文学7660册;万有文库19194册;大学丛书1319册;文化史丛书281册。

    C.定期刊行物(支那、日本刊行):①公报11829册;②杂志11872册(支那杂志约500种,日本杂志约6500册);③报纸,总数150余种(其中支那报纸约130余种,外文报纸15种);④报告书类,装订良好、已上排架的,约1050册。以上所列的①②③④的各类定期刊行物,只是指已装订成册的,尚不包括大量尚未装订的在内。

    D.汉籍,因数量众多,如按经、史、子、集四部,只能作出概数:经部3万册;史部12万册;子部5万册;集部10万册;合计30万册。当时,是按书目类、地理类、会典类、一般法律类、九通类、丛书类等,分别配列上架,为待后再作整理用,并列出了四部分类的子目。即:经部(易、书、诗、春秋、礼、考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史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传记、史钞、载记、时令、职官、政书、史评、地理、目录);子部(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类书、小说、释、道);集部(辞、别集、德集、诗文评、词曲),共计42项。

    此外,尚有《清朝实录》约3000册、书画轴物4箱、8000卷旧楼藏本等,还未列入分类。

    E.杂志:档案类(含国民政府档案、内政部档案、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特种出版物(全国经济委员会刊行物)约80种、地质调查所的刊行物约40种。

    中日学者研究得出,由25位专家负责清点分类出的图书文献计880399册。其中古籍42万册,多为善本珍籍,有宋版本400余种,有《清朝历代皇帝实录》3000多册,10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日本学者松本刚氏的统计数,参考了战后中国政府递交的《抗战时期南京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南京一地被劫掠的图书就超过了当时日本最大的帝国图书馆的85万册的藏书总量。

    自1938年9月起,日本先后成立的东亚研究所、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帝大)、东亚经济研究所(东京商大)、东亚风土病研究所(长崎医大)、东亚图书馆、民族研究所等机构,它们以亚洲和中国为中心,对中国的古典和现代课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对了解中国的国情,建立殖民统治,确实发挥了作用。可见,对图书的劫掠确实是日本领土掠夺的扩展,也是对其他民族的生命和财产掠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书整理报告》充分暴露了日本损人利己,灭他国而图自强的侵略本质。②赵建民:《从“图书整理报告”看侵华日军对南京图书的疯狂掠夺》,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最新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究竟有多少图书古籍运回了日本国内,现在还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1946年3月20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向日本终战联络中央事务所发出命令,要求将公共搜集物及藏书的疏散、现在的位置及其状态迅速向司令部报告。此命令列举了从中国掠夺去的图书收藏在宫城、宫内省(含宫内省所管的帝室博物馆)、游就馆(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校、坪内纪念演剧博物馆、钱币博物馆、书道博物馆、帝国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编纂所、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日比谷图书馆、东洋文库、东方文化大学、大桥图书馆等17个单位。上述各单位究竟藏有多少战时从中国劫掠的图书,没有日本政府配合查证,那将是个谜。但我们知道,战后中国从帝国图书馆和伊势原就追回从香港冯平山图书馆掠夺的珍贵图书古籍35000册。②

    现在从东洋文库一处,就可以看到中国图书古籍在日本的惊人数量。东洋文库位于东京文京区,与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园林六义园相连。1917年,曾任中华民国袁世凯大总统府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乔治·欧内斯特·莫礼逊归国,他把在北京等地收藏的大批珍贵中外书籍,转卖给日本三菱财阀巨头岩崎久弥。岩崎久弥建立东方学图书馆。1924年,便由他发起成立了财团法人东洋文库,扩大收藏范围。现在有藏书80余万册。印象最深者为:

    莫礼逊旧藏。有清朝各帝典籍及明清两代官、私版文字、方言古籍500余册,17至19世纪以介绍中国为主的西文书籍、图册6000余种约24000部。有1485年(明成化21年)出版的意大利文《马可波罗游记》。其中有300余册日俄战争期间交战双方对中国东北的地理山川、人文风俗的原始调查资料;

    日本僧人河口慧海法师于民国年间,从中国西藏带往日本的藏文文献。刊刻印行年代均为元、明、清三朝,在藏学界有世界级精品之誉。其中大藏经达10373件,经外的政、史、文、医、农等类文献3100件。此外,1931年,日本浪人潜入西藏、蒙古,无偿劫走西藏藏经丹珠尔一部103函,蒙经甘珠尔一部102函,蒙文佛经225种,母珠尔一部225函,并于1936年在上海劫走满族镶红旗文书从雍正至清末的资料共2402函。《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页。

    抗战前后由原北平国立图书馆等公私藏家搜罗去的宋、元、明等朝的珍稀版本300余部。其中包括经史子集各类书。难以释怀的是,这里有原江南陆氏“皕宋楼”所藏的罕见珍品。它于抗战时期由日本版本学家岛田翰斡旋,被陆氏后人卖给了三菱财阀。这批书经重新鉴定,有宋、元、明版各为约百余部。与这批藏书先后流入日本,并形成为一大特色的是,它拥有的一批中国明清方志、丛书和家谱族谱。该文库藏有中国各类方志、丛书四千余种,家谱族谱八百六十余种。方志几乎包括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府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