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夺中国图书的组织机构

    “同文同种”的日本侵略者，在为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而大肆毁灭中国文化的同时，还公然掠夺中国的珍贵的图书典籍。日本掠夺中国图书由来已久，早在1894年中日战争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为使日军能从战败的中国夺取更多的文献和文物，曾亲自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

    为了有效的对中国图书进行掠夺，日军曾组织专门机构。其主要有：

    “满铁调查部”，主要搜集有关苏共和**的情报资料。以A级战犯里见蒲为首，至日本投降为止，该组织共“购买”、劫夺25万册有关**及其活动的图书。里见蒲，1897年出生于福冈，1916年毕业于上海同文书院。后任天津日文报《京津日日》记者及主编。1928年改任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九一八事变后任关东军第四课的宣传工作，于1932年成立“满洲国通信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的指挥下工作。日本投降后，在东京国际审判法庭上受审。专事搜集“散乱图书”和文物的日军特科科“图书委员会”（1938年摄）

    ——采自《南京百年风云（1840—1949）》（南京出版社）

    “满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要活动于东北地区，任务是搜集各种中国古旧书。

    “新民会”，1937年12月24日成立，主要活动在华北一带。表面上是民间组织，实际是受日本特务机关控制与操纵，搜集有关抗日图书文献是其主要任务之一。

    设在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主要搜集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

    日军“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该机构于1937年12月13日成立。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三个单位，由军特务部主持下组成，故全称“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其任务是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即限定在华中地区，故冠有“中支”字样日军的特务部等单位为骨干组成。

    “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中心所组成。负责在南京、杭州等地学术标本的接收和保存工作。

    此外，还有军方各种组织（如调查部、宪兵队等）及私人劫夺中国图书组织。胡发贵：《日军侵华期间对中国图书的劫掠》，载《民国春秋》1993年第6期。

    图书掠夺的个案——南京的图书“整理”

    日本对中国图书的掠夺，是长期的、大规模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行为。研究日本对中国图书的掠夺，意义十分重要。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大都根据国内的资料进行研究，缺乏加害方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如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几亿人的流离颠沛，战后内战烽火又起，因此，图书损失的调查和统计，难以全面而翔实。对于加害方的资料，知之甚少。

    如关于日军劫掠南京图书文物的情况，是从日本东京一位77岁老人青木实于1986年8月17日在日本《赤旗报》刊登《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大屠杀”》一篇回忆，才知道有这回事，我们甚至对这场浩劫的惊人数字产生怀疑。因此，运用加害方的资料进行确证，就十分必要。1985年，北京大学教授严绍在任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期间，留意在日本的汉籍之考查，于1991年出版《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一书，该书第五章“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的劫夺”概要介绍了日本军队对南京的“文献扫荡”。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建民先生对此十分关注，并在国内介绍了他数度赴日访问期间所目睹的若干图书文献资料，深化了对日军图书掠夺问题的研究。赵建民教授介绍的资料表明，中国图书的巨大损失，完全是日本政府有计划和有组织的行为，是其侵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综合赵建民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以日军掠夺南京的图书之个案研究，揭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掠夺中国图书的真相。

    为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1937年12月日本在上海成立“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也称“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此外，还有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中心所组成的“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负责在南京、杭州等地学术标本的接收和保存工作。1938年8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的三省派出机关会议决定，上述机构解散，同时，于9月设立了“中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并在其监督指导下设立了“中支图书标本整理事务所”。因此，原来的“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的工作，即由“中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继承，图书整理等实务工作由“中支图书标本整理事务所”承担。

    占领南京后，“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在日军“通力合作下”，有计划地开展“文化大劫掠”，搜寻鉴定珍善本，送往日本。1938年1月22日，9名文化特务从上海赶来南京，对南京七十多处可能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进行调查。3月6日至4月上旬，他们在日军特务机关、宪兵的协助下，将搜掠来的散乱图书文献用卡车运往珠江路地质调查所内。地质调查所是一座石砌的三层大楼，二百余堆图书像小山一样，堆积至天花板。参加此次行动的有特工2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动用卡车310辆次。然后，由专设的“图书整理委员会”，从满铁株式会社、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调集了有图书整理经验者，加上东亚同文书院的5名学生，一行二十余人在6月30日到达南京。从7月1日开始，至8月底结束，此次整理总共调集的整理员达1098人，军队士兵420人，苦力劳工1902人。经过两次图书整理，将60余万册图书，均按事先分类上架。直到1939年2月末，日本内阁的东亚研究所还派出后藤贞治、小川要一等10名研究员赴南京整理被劫图书。《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日军在文化掠夺的同时，于1939年9月成立编译部，着手翻译、整理工作，并编出一系列目录，诸如“全国经济委员会刊行目录”、“中国经济财政金融资料目录”、“中国水利资料目录”、“中国矿业资料目录”、“中国公路资料目录”等。他们文化掠夺的目的之一在于，掌握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等重要情况，为其占领中国作战略决策之依据。

    对南京图书整理和劫收后，写就了一份《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报告》。该《报告》中的第五部分《图书整理报告》，详细记述了图书整理班子的组织、成员配备、所动员的兵力和苦力人数之众，以及整个整理过程中的分类纲要、整理纲目、语种以及数量等。从中可知，“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在南京的成员即专家是：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上野太忠、福冈重德、西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