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赫·穆斯列赫丁·阿卜杜拉·萨迪·设拉子依（120——1292）是13世纪波斯的著名诗人。他与菲尔多西、哈菲兹被称为中古波斯的三大诗人。萨迪生前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就享有很高的声誉，17世纪中叶又闻名于欧洲。萨迪的名字早已归入世界文化名人之列。

    萨迪的生平事迹没有准确的记载。根据他的作品分析，大致可以追寻到一些踪迹。他出生于波斯南部文化名城设拉子。父亲是一个下层传教士。童年时代，他曾受到父亲严格而细心的教育。14岁时，他的父亲去世。少年时期，他在生活上依赖亲友的接济，尝尽生活的艰辛。他自幼聪颖好学，经人资助，20岁左右来到东方穆斯林的中心巴格达，进入当地最高学府“内扎米耶”书院，并以优异成绩取得公费。在这里，他学习《古兰经》、古代哲学、法学、历史、数学等知识，对神学院超凡禁欲的讲经传道并不感兴趣，他对波斯和阿拉伯诗学方面有浓厚的兴趣，造诣颇深。

    由于蒙古人的入侵。战祸连年，萨迪未等毕业就离校而去，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30岁左右，他陪一位老师去麦加朝圣，从此以一个伊斯兰教“达尔维什＼游方者，行脚增）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中。向他们传经布道。他的行踪遍及亚非的广大地区，如埃及、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印度、阿富汗和中国的新疆。他常随商队上路，乘骆驼、骑驴马、坐船或步行，穿沙漠、渡险滩、过密林，历尽艰辛，多次遇险几乎丧生。他曾被十字军俘虏，被迫在的黎波里挖壕沟，后被一个好心的商人用钱赎出。这个商人还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为妻，但妻子十分凶悍，他无法忍受，被迫离家出走，继续流浪。在长期的流浪生涯中，他接触了各阶层人物，耳闻目睹民族的兴衰、社会的动乱、贫富的悬殊、人民的疾苦，广泛接触到东方穆斯林各国的社会生活，了解到各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精神面貌，对形形色色的生活现象有比较深入的观察和了解，丰富了他的生活经验和写作素材，为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他在《蔷该园》的开头所写：“……所以我才在这本书里写了各地奇闻，圣人训喻，故事诗歌，帝王言行，其中也掺杂着我自己的一部分宝贵的生活经验，这就是我写作《蔷薇园》的缘起。”

    1257年，萨迪终于结束了长期的托钵漫游生活，回到故乡设拉子定居。他在郊外一所简陋的房子里过着半隐士的生活，潜心著述。1292年逝世后安葬在这里。

    萨迪早在少年时代就已开始写诗，但那些诗都散失殆尽了。他写过抒情诗、道德诗、叙事诗、讽刺诗、哀歌、箴言、警句等，表现了他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的才能。萨迪的诗，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是13世纪三四十年代于巴格达和流浪中写成的抒情诗集《库里雅塔》，诗人把其中的一部分诗称之为“快乐的诗”。现存《全集》中，共有60O多首抒情诗，抒情诗是萨迪为人所称道的作品，他把抒情诗的格式提高到十分精湛完美的境地。

    1257年，萨迪把周游列国的见闻与平生回忆，用诗体写成一本10卷故事集《果园），作为游子奉献给故乡的礼物。《果园》又名《萨迪书》，包括正义、行善、爱情、谦逊、知足、礼拜、教养、感恩、忏悔及序诗，每卷都由一些小故事和寓言组成，并插入作者的见解，有着比较浓厚的道德说教意味和宗教色彩。这本诗集立刻使萨迪声名大振国王想聘他为宫廷诗人，但他不愿事奉权贵而婉言谢绝。

    1258年，萨迪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蔷薇园）。

    《蔷薇园》和《果园泻作年代紧接在一起，二者在题材、思想内容、结构形式等方面大体类似，都是训诫式的，可视为姊妹篇。《果园》的宗教色彩更浓厚。《蔷薇园》显得更深刻、更成熟、更完美。

    《蔷薇园》正文分为8卷：记帝王言行、记僧侣言行，论知足常乐，论寡言，论青春与爱情，论老年昏愚，论教育的功效，论交往之道，皆可独立成篇，前有引言，后有短跋。体裁采用波斯传统的散文夹诗形式。内容丰富多彩，深刻地反映了13世纪波斯与东方穆斯林地区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是萨迪一生智慧与经验的结晶。、萨迪本人是饱经磨难的下层僧侣，又深受新兴市民阶层的新思想的影响，他的《蔷薇园》处处渗透着同情人民、反对强暴的人道主义思想：

    亚当的子孙是一个身体上的四肢，

    原是来自同样的一种物质。

    这一肢如果受到压迫和痛苦，

    其他各肢也难安享幸福；

    你不同情别人的不幸遭遇，

    你就算不得亚当的后裔。

    萨迪的人道主义，其立足点是站在正直善良的人民一边。他的全部作品都表现出对人民的无比深沉、无比炽热的爱。他赞颂劳动者的可贵品质。有人问以慷慨闻名的豪富哈丁台：“你在世上见过或听说过有人比你更高尚吗？’”哈丁台对一个不肯到他家吃白食而靠自己劳动糊口的樵夫大加赞赏：“我看这人远比我豪迈而崇高。”有两兄弟，一个作官，一个自食其力。作官的邀兄弟也去当差以摆脱体力劳动，而穷兄弟却劝作官的摆脱侍候人的屈辱地位：“与其腰束金带、服侍他人，不如坐在地上自食其力。”赞美劳动和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与封建阶级的道德相悻的，这是难能可贵的。

    萨迪十分重视人民的力量。他再三强调人民是国家的根基。在《蔷薇园》第6章第6个故事中，明确指出“天下的得失在于民心的向背：

    暴君决不可以为王，

    豺狼决不可以牧羊。

    国王对人民任意榨取，

    正是削弱了国家根基。

    尽管这还属于“君轻民贵”的思想范畴，但在中世纪能够这样提出问题，是十分可贵的。萨迪清楚地看到了在暴政奴役下潜伏着危机，严正地提醒统治者，要让人民安居乐业，不要“任意榨取”百姓，否则“人民痛恨暴君，转眼叫他灭亡”。对人民力量的清醒认识正确估价，这是萨迪超越他同时代人的地方。

    萨迪怒斥那些鱼肉百姓、视臣民生命为儿戏的暴君。《蔷薇园》中的许多诗篇，谴责和暴露了暴君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的罪行，把他们比作豺狼，称其为“天下最大的恶人”，发出“暴君，暴君，价钱是人民的灾难”的诅咒。萨迪有着极强的是非观念，嫉恶如仇：

    我们虽然承认仁慈可取，

    不要为暴君的创伤敷药。

    你对毒蛇如果怜悯惋惜，

    就是对亚当子孙的残暴。

    他认为圣徒对暴君的“最好祝愿”是“取走他的生命”；表达了人民痛恨暴君、推翻暴君的心声。

    萨迪强调国王应该“仁慈宽厚”。《蔷薇园》中有歌颂英明君主的诗章，如写古代明君务计旺王的故事。诗人的基本思想还是“天下的得失在于民心的向背”。

    除了写暴君和明君外，萨迪还写了另一类国王。他们一开始很残暴，刚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