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人们称为“卡夫卡式”。

    “卡夫卡式”如同“莎士比亚化”或“席勒式”，涵盖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两个方面，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且已成为一个美学概念。

    在思想上，卡夫卡接受了存在主义学说，反映了世纪末情绪，表现了人的孤独与恐惧，表现了荒诞世界和异化主题。

    第一、权威的不可抗拒。在卡夫卡的意识中，始终被一种无所不在的、强大而无法抵御的异己力量——权威笼罩着，这简直成了他一生精神上的“紧箍咒”。这在许多作品中都有体现，最充分的是《诉讼》和《城堡》。前者涉及“法”，后者涉及“政”，都表现的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异化”现象。《诉讼》中作者把那个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和处决人的法院写得既具体又虚妄，既**又恐惧。在卡夫卡笔下，政治上腐朽的资本主义庞大国家机器每天都在冷漠地运转，虽然它的每个局部是可以看见和接近的，但整体却始终是神秘莫测的。农民在“法的门前”等到老死而不得进的寓言，更是卡夫卡对资产阶级法律投的否决票。而“城堡”则是与人民为敌的剥削阶级官僚化统治机构的写照，城堡可见而不可即，象征着它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资本主义是一个从内到外，从外到内，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层层从属关系的体系。一切都分成了等级，一切都带着锁链”，这个“戴着锁链”的社会越发展，它的官僚化统治机械越复杂、越庞大，暴君越多，人越受到它的统治。《致父亲》中作者揭露父亲“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神秘莫测的特征”。正是在这样荒诞和异化的世界上，人民受到无形的威权的奴役，盲目地修筑长城，人还不如一条狗，人的处境犹如地洞中的鼠类，发发可危，以至最后“异化”为“甲虫”了。

    第二、障碍的不可克服。卡夫卡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梦魇的世界。卡夫卡曾向雅诺赫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困惑的世界里，一切都像不能出海的帆船上的桅缆，吱吱扭扭地不停作响。”卡夫卡的这种感受决不是偶然产生的，其意识中日益严重的障碍无疑是现实生活在他头脑里一再叠映的结果，其作品有关障碍的描写俯拾皆是。《诏书》中垂死的皇帝亲自派一个钦差大臣把他的诏书送到目的地。这位大臣捧着死人的圣旨要走出皇宫，但宫殿重重，墙谍叠叠，台阶无数，上上下下总也走不到出口；出来在路上又遇到巨大的人群，他拼命挤呀，挤呀，挤不到尽头……一个人在公园里迷了路，陷进了一个荆棘丛中难以自拔，于是他发出呼救。一个园丁不慌不忙地走来，好像要来救他，但忽然又说：要请示他的上司……。《美国》中卡尔遇到的障碍还是阶段性的，《诉讼》里障碍就频繁多了，而《城堡》中障碍的密度更大，几乎每走一步都会遇到绊脚石。洋洋23万字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多少个障碍的辛酸故事！无怪乎卡夫卡感慨“我思考的能力有限，但要超越的障碍却无限。”

    第三、孤独的不可忍受。在卡夫卡荒诞异化世界里生活着的人，有一个突出特点：孤独。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完全孤独，但又不是那种独来独往的个人主义英雄，而是被一种无情法则排斥的不幸人们，以致于亲生骨肉、手足同胞之间的感情也不能抵御这种法则的侵袭。《判决》中格奥克无非欠缺一点“孝道”，竟然被生父置于死地；《美国》中卡尔不过年少失足，竟被双亲无情地放逐异乡；《骑桶者》中“骑桶者”严寒难熬，想向熟悉的煤店老板赊点煤炭救急，却被拒之门外；《饥饿艺术家》中艺术家顺利之时，人们为他欢呼，不利时就被冷落在一旁，以至死了却无人问津；《乡村医生》中医生冒寒深夜出急诊，非但没有得到感谢，反遭毒打，被剥光衣服，裸身挨冻，道旁熟人却无动于衷……陌生感、孤独意识主导了卡夫卡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状态。正如《城堡》中侍女佩壁感叹的那样；“我们房间外面一切东西都是冷酷的无情的——我得在那个陌生奇怪的大房间里，和陌生奇怪的人来往……”。这方面写得最成功的是《变形记》。这种孤独感源于卡夫卡对所处的家庭、环境、时代、社会的世态炎凉的切身体验，源于他本人浓烈的孤独意识，可以说这是他捧着自己的灵魂痛苦地呕吐出来的。

    第四、真理的不可求寻。卡夫卡深切地感到，这个上上下下联成的“网络”般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彻底“异化”了，它完全用虚假维持其存在，毫无真实可言，其大部分作品都是他想要解释世界而不能，或者说欲救真理而不得的苦恼访惶心境的艺术记录。《致科学院的报告》中主人公要找到出路，无出路，毋宁死。当然不仅指摆脱笼子，更主要指希求获得内在自由，即获得真理性认识或对世界的正确认识；《诉讼》中约瑟夫·K怀着对资产阶级现存法律制度的幻想，一心想求得还虚假以真实的目的——澄清自己莫须有的罪名，目的不但没实现，反而像一只狗一样被杀死。死前他终于醒悟：世上有真理，但真理可望而不可即。寓言故事《法的门前》农民的悲惨结局，譬喻“求真无路”；《城堡》中K为了在村子落个户口，竟耗尽毕生精力……卡夫卡作品字里行间似乎都在抗议，又在悲叹“真理在哪里？！”以致他说：“目标只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称为路者，乃踌躇也。”

    卡夫卡作品无一不反映深刻的社会矛盾，表现荒诞和异化的主题，表达人的恐惧孤独感。“卡夫卡式”的思想特征，与其艺术特征是密不可分的。寓言式的结构，象征梦幻的手法，人物、时间、地点与背景的虚化等，是很明显的。“卡夫卡式”的艺术特色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荒诞框架下的细节真实。“象征主义框架中细节的现实主义乃是卡夫卡的特色，也是他对现代小说的特殊贡献。”卡夫卡作品与纯粹荒诞作品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大框架的荒诞与细节的真实，或者说，小说的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作为中心事件的陪衬物却是真实可见的。《变形记》中除了“人变甲虫”这一荒诞事件之外，主人公和其它人物的音容笑貌，心理逻辑，都符合人类现实生活的特征；《城堡》中像城堡那样的目的物虽然若隐若现、虚虚实实，但小说中一个又一个小故事，都是日常生活中人情世态的真实描写；《诉讼》中K被捕的程序，被捕后依然自由等显出怪诞，但法庭捕人、预审、预审法官、犯人、陪审员等，又都符合常规。卡夫卡正是通过无数细节描写的具体性和真实性，导向逻辑终点的抽象性和荒诞性，而这荒诞性又不失其象征意义，从而将他所要表达的主体事件或中心意念表达得十分强烈。

    第二、怪诞。卡夫卡曾说：“我被疯狂的时代鞭打以后，用一种对我周围的人来说是最残酷的方式进行写作，这对于我来说是地球上最主要的事情。”他追求的艺术效果就是强烈、惊异，于是采用怪诞的手法，对怪诞的内容——中心事件、情节、画面等别出心裁地构思。《变形记》一个人可能遇到的偶然事件无非是暴病、创伤、逮捕……总之不可能是变形，可主人公格里高尔偏偏变成了甲虫；《老光棍鲁布姆费尔德》中孤独的老光棍忽然有两个活蹦乱跳的赛璐璐球与他作伴；《城堡》中一批妓女被带进酒店的马厩；《美国》中浴室的莲篷头比澡盆还大……卡夫卡不认为原原本本地“摹写”客观世界外象的作品是真实的，只有通过“怪诞”把现实加以变形，才能让人看到真实的本质。

    第三、象征。卡夫卡作品中的怪诞现象，串联起来，就成为歪歪斜斜、怪模怪样的“图案”，这些图像既是卡夫卡“个人的象形文字”，更是有象征意味，包含着譬喻和寓言，是卡夫卡作品出现多解性的原因之一。《城堡》叙述的是一个荒诞的故事，可那时隐时现，影影绰绰的庞然大物——“城堡”，不正是与老百姓隔着不可愈越的鸿沟的官僚机构的象征吗？《地洞》所展现的惊悸不安的心理，不正是“世纪末”中小资产阶级心态的象征吗？《法的门前》中农民的悲剧，又象征了资本主义社会多少人的不幸命运啊……卡夫卡潜心于充满超质感的图像，使之带有预言性，象征暗示了丰富的内涵，引人深思。

    第四、浓烈的自传色彩。卡夫卡的世界中，总是晃动着一个孤独的身影，总是颤动着一颗受折磨的灵魂，甚至许多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姓名如K、约瑟夫·K、Karl……，都是从作者的姓名Kafka上面“K”下来的，这是卡夫卡创作具有自传色彩最明显的表征。而且我们从很多主人公身上，都可以读出“卡夫卡”来，作者的不幸遭遇、浓浓的孤独感……都移植在作者笔下的人物身上了，他们似乎在说；“我们都是卡夫卡。”

    《城堡》表现了“卡夫卡式”小说的典型特型。

    主人公K，来自何方，何等身分，作品始终未作交待。一个冬日的早晨，K孤身一人，踏着雪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半夜抵达一个穷村落。这个村落坐落在小山上的城堡脚下，并归城堡管辖。而这个城堡便是K的目的地，他是到城堡去请求当局批准他在村子安家落户。他冒充土地测量员，先在村子里住下。他让巴纳巴斯作向导，第二天一早K向城堡进发，城堡分明就座落在前面的小山丘上，清晰可见，但K就是怎么也到达不了城堡。当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客店，城堡当局明明知道他不是土地测量员，却给他派来了两名助手。正当K一筹莫展之时，城堡里的“力部部长”克拉姆叫巴纳巴斯给他送来一封信，告诉他巴纳巴斯将负责K同城堡之间的通讯联络工作。但K想见的城堡长官CC伯爵，虽然人人皆知，然而谁也没有真正见过他。为了能和克拉姆面谈，K无法，只得去结识并勾引在旅店酒吧间做招待的克拉姆的情妇弗里达，却又因此得罪了女店主，反而成了K与克拉姆晤面的障碍。K被迫离开客店，到一所学校当门房，又因冒犯教员而被赶了出来。于是K又住进了一所“贵宾招待所”，他听说几城堡当局的官员来村都在这家宾馆投宿，就以为那里住的一位大老爷必是克拉姆，可却是他的一位秘书。K得到克拉姆给他的一封信，赞扬K在村里的土地测量工作做得不错。K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从未干过一点测量工作。K一直在等待巴纳巴斯的信息，这时巴纳巴斯的妹妹奥尔嘉不得不告诉他，原来巴纳巴斯这位信差自己也从未见过克拉姆，更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克拉姆。因此，他每次去城堡都是空跑，指望巴纳巴斯取回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K与奥尔嘉的友情又引起了弗里达的醋意，她向K宣布自己已与少年的伙伴同居了，这个伙伴正是近日同K朝夕相处的两个助手中的一个。最后，克拉姆的一个秘书艾芒格尔召见K，命令他立即把弗里达还给克拉姆。其实，这时弗里达早已走了。至此，K与城堡联系的一切可能性都断绝了……

    小说没有结尾，只写到20章。据布洛德回忆说：卡夫卡从未写出结尾的章节，但有一次我问起他这部小说如何结尾时，他曾告诉过我，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将得到部分的满足，他将不懈地进行斗争，斗争到精疲力竭而死。村民们将围集在死者的床边，这时城堡当局传谕：虽然K提出在村中居住的要求缺乏合法的根据，但考虑到其它某些情况，准许他在村中居住和工作。

    《城堡》从人与城堡的关系表现人在荒诞世界中的生存状态。主人公K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老百姓特别是小人物的象征，也是现代人的命运的象征，同时也是卡夫卡的精神写照。“城堡”有多层寓意：它是权力的象征，是国家统治机构的缩影，是神秘的异己力量的象征。老百姓与国家之间，关系疏远而对立，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把两者隔开，永不相通。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与大小官吏的阻挠下，小人物的起码要求也无法满足，人们最低的生存权力也是没有具体保障的。据卡夫卡看来，人们永远怀抱着朦胧的“无望的希望”，永远追求，永远达不到目的。城堡的主要统治者CC伯爵和当局负责人克拉姆，好像是永不显现的神灵，但他们的阴影四处笼罩着人们，使人们时时刻刻都感到压抑、惶惑、忧愁。小说中的一些“插曲”，亦被卡夫卡赋予了深刻的批判性，如克拉姆的秘书索尔梯尼的办公室，文件堆积如山，形成了柱子，挡住了四壁，而且这些“文件柱”经常倒坍，发出巨大的轰响声。他和许多大小官吏一样，相当忙碌，不过他只是埋在文件卷宗之中，并不管老百姓的疾苦。克拉姆们，索尔梯尼们**暴虐，荒淫无耻。巴纳巴斯一家和她的妹妹受凌辱、倾家荡产的不幸遭遇，可以作为这些老爷及其帮凶们作恶多端的罪证。奥尔嘉愤慨地说：“在贵宾招待所那些跟班老爷们的眼睛里，我只是一个玩物，他们发起火来，可以任意摧残我。”奥尔嘉的妹妹阿玛利亚揭露说，克拉姆“能够一动不动的呆坐几个钟头、然后忽然做出些残暴行为，令人吓得发抖。”“克拉姆对女人简直是一个暴君，他叫一个女人来，然后再叫一个来，没有一个是玩得久的，玩厌了又叫她们走。”后来，阿玛利亚因为拒绝了克拉姆秘书索尔梯尼的求婚，全家陷入极大的恐惧，结果亲友邻人们疏远了，父亲鞋铺里的伙计也跑了，最后倾家荡产。这就是城堡管辖下老百姓命运的写真。小说役有具体的时代背景和地理空间，更增加了K等孤独者的“陌生感”。

    卡夫卡生前无名，但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受到西方评论界的瞩目。因为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法西斯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动荡局势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使人们从卡夫卡的小说中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现代人的困惑”。人们也从卡夫卡作品的了解中，去认识自己和人类社会。所以在西方社会中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卡夫卡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