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卡夫卡（1883一1924），表现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现代派小说的鼻祖，1883年7月3日出生于当时属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个白手起家的百货批发商，专横而又强暴。母亲忧郁而好幻想。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使卡夫卡从小养成懦弱羞怯、孤独内向、优柔寡断的性格。
卡夫卡从小受德语教育。1901年中学毕业以后入布拉格大学，初学文学，后迫于父命改学法律，并获法学博士学位。1906年大学毕业以后，先后在法律事务所和法院见习，后到“普通保险公司”任职。1908年起受聘于半官方的工伤保险公司，直到1922年因病离职。卡夫卡患有肺结核，几度疗养不见痊愈，1924年6月3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逝世。
卡夫卡从小就爱好文学，中学开始读斯宾诺莎、达尔文、尼采的著作及易卜生的戏剧。以后对丹麦哲学家基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著作发生兴趣，也开始研究中国的老庄哲学。这对他的人生观、创作思想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卡夫卡一生憧憬着爱情和婚姻，可他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一直没有成家，终生寂寞不得意。他孤独、苦闷、抑郁，为此曾说过：“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能够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仗上刻着：‘一切障碍都能够摧毁我。”’孤独脆弱、悲观自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因素看，卡夫卡所处的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强横的军警作后盾，对外侵略称霸，仇视各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对内实行**暴政和民族压迫，给卡夫卡敏感的心理罩上阴影。从时代的因素看，世纪之交的忧郁幻灭感弥漫欧洲大地，一次大战的爆发使数千万生灵涂炭，世代累积的财富和文明化为灰烬，卡夫卡绝望地悲叹：“人类存在的支柱垮了”，“他们陷入一片空虚之中”。从民族因素看，卡夫卡作为一个犹太人，无法摆脱排犹种族歧视主义的精神折磨，时常感到自己是一个异乡漂泊者，加之卡夫卡操的是德语，又被周围的捷克人视为异己，民族与语言的隔阂加深了孤寂感。从个人及家庭因素看，他无法处理好父子关系，身体屠弱多病，努力成家又终归失败等也影响其心理及性格的形成。
卡夫卡在大学结识了爱好文学的同学马克斯·布洛德，保持了从未出现过阴影的长达22年的友谊。在布洛德的鼓励下，开始文学创作，后来竟然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内容。卡夫卡创作非常勤奋，但几乎完全是在业余时间，加之病魔的折磨，因而作品并不多。他并不想成名，甚至不想发表作品。生前没有发表多少作品。卡夫卡只是把写作看成是忠实的伴侣和赖以寄托思想感情的工具，其目的在于自我体味寄托在作品中的主观意识与情感。卡夫卡死后布洛德在遗物中找到一封信，内容如下：
最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请求是：我遗物里（也就是书箱里、衣柜里、写字台里、家里和办公室里，或者可能放东西的以及你想得起来的任何地方），凡属日记本、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等，请勿阅读，并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同样，凡在你或别人手里的所有我写的东西和我的草稿，要求你，也请你以我的名义要求他们焚毁，至于别人不愿交给你的那些信件，他什1至少应该自行负责焚毁。后来还发现一封表达同样愿望、更详细的信。庆幸的是，挚友布洛德觉得这是人类财富的一部分，因而“背叛”了卡夫卡，花了很大的精力将遗稿整理出版。遗憾的是，卡夫卡的女友已销毁了一些作品。1935——1937年出版了布洛德主编的6卷本《卡夫卡全集》；1950——1958年又出版了9卷本的全集（其中8卷都是卡夫卡生前未发表过的），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片断、日记、书信、箴言等。
卡夫卡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三部分：一是生前发表过的短篇小说：《观察》（1913）、《判决》（1913）、《变形记》（1915）、《在流放地》（1919）、《乡村医生》（1919）、《饥饿艺术家》（1924）、《骑桶者）（1921）等。二是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短篇小说：《一场斗争的描述）、《乡村教师》、《地洞》等约34篇。三是生前未发表过的3部长篇小说《美国》、《诉讼》、《城堡》等。
《美国》原名《生死不明的人》，现名是布洛德出版时改定。卡尔·罗斯曼是文科中学学生，出生于布拉格的富有人家，16岁时受到35岁的女仆的引诱，和她生了孩子，此事颇损家庭体面。卡尔被父亲驱出家门而流落美国。在横跨大西洋的轮船上，卡尔认识了船上的伙夫。伙夫不仅劳动艰苦，还受尽司炉长的欺压，工资也常遭克扣。卡尔深表同情，挺身出来打抱不平，但好心没有得到好报，反而招来麻烦。到了纽约，又突然遇到一个自称是他舅父的身为参议员的百万富翁，把他领到家里，让他过上了极其富华而又有教养的生活，请家庭教师补习英语，学钢琴，骑马……但是，两个月后，这位舅父借口卡尔行为不轨把他捧走。以后流落街头，他当过“西方饭店”的电梯工人，不久因失职而丢了饭碗。当他在市郊无证件而受到警察追捕时，得到流氓德拉马什和罗宾逊的庇护，从此成为德拉马什及其同伙的仆人。后来又应招去当技术工人，随着火车日夜奔波在美洲大陆——…·小说到此中断。在日记中卡夫卡提过，可能以卡尔的死来结束小说。该小说在形式上受流浪汉小说的影响，用狄更斯式的传统叙述手法，揭示了西方社会人的生存状态。
《诉讼》（一译《审判》）叙述银行襄理约瑟夫·K的悲惨故事。K在他30岁生日的早晨，躺在床上突然被法院宣布逮捕。奇怪的是K被捕并没有正式的逮捕证，只是两个法院看守给他一声通知。他犯了什么罪？是谁控告了他？依据什么法律？逮捕他的看守一概无可奉告。更令人费解的是，K被捕以后，依然行动自由，照常上下班，甚至他最后被处死前不久，还陪同一位同银行有业务联系的意大利朋友参观当地名胜大教堂。从宣布他被捕到处死，一年间法院只传讯过他一次。而且为了不妨碍K的业务工作，把预审的日子特地定在星期天。预审法庭坐落在K从未去过的市郊，没有明显的标志；预审法庭所在的大院，高大的大门显然是供运货车用的，大院四周又有仓库。预审室竟设在一个空气污浊、尘土飞扬、光线昏暗的中等大小的会议厅。在一个挤满人、乱哄哄的讲台上，开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预审。预审法官第一句话又是牛头不对马嘴：“您是一个油漆匠吧？”“不”，K说，“我是一个大银行的襄理。”K的如实回答却引起了哄堂大笑。当K慷慨陈词，指出这次草率的预审是毫无法律根据时，在一片沉寂的法庭上，忽然又莫名其妙地闯进一个刚洗完衣服的洗衣妇。接着K公然把预审法官手中那污点斑斑、纸页发黄的记录本一把夺了过来，表示出极大的轻蔑。就在K侃侃而谈，法庭上气氛肃严的当儿，在这个光线暗淡的大厅那头，发出一声尖叫，原来一个男人把那个洗衣妇拽到门边的角落，欲行非礼。在骚动中，K愤怒地匆匆奔下楼去，一幕预审的怪诞剧演完了。尽管K一开始对自己没有犯罪充满自信，拒绝他叔叔要他到乡下避祸的建议，而是四处奔走，想弄个水落石出。但当K越是要为自己开脱，就越是把自己推向毁灭的深渊。“法”的邪恶之手一旦伸向了他，就不管你是否有罪。正如一位为法官画像的画师对K说：“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起诉，它就坚信这个被告有罪，如果要消除这种信念，那真是困难万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彻底宣判无罪的例子。”K聘请的律师竟然几个月都写不出一份抗辩书。神父对他讲了一个“法的故事”：一个乡下人在法的大门前要求守门人让他进去，但守门人要他在门口等着，一年复一年，一直到死也进不了法的大门。K的无罪虽无须证明，但K的死也是不可改变的，在31岁生日前夕晚9时左右，两个穿着礼服的刽子手，把K驾到一个荒凉的采石场，K孤苦伶什地被他们像一条狗似的用屠夫的刀杀死了。这部小说标志着“卡夫卡式”的形式：画面荒诞，支离破碎；描写抽象，象征浓厚；充满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主观感受，使人体验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忧郁感、灾难感和压迫感。
《城堡》是典型的“卡夫卡式”小说，与《美国》及《诉讼》被称为“孤独三部曲”，都贯串着社会批判的主题。
《判决》一开始，主人公格奥克·本德曼正在给一位多年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后到父亲房间。其父对他态度极为不好，怀疑他指责他嘲笑他。其实他的父亲一直在跟他的朋友通信，且早把他订婚之事告诉了他朋友，为此朋友与格奥克疏远了。他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其父竟提高嗓门说：“现在我判处你淹死！”于是格奥克冲下楼梯，真的投河了，临死前还轻声呼喊：“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一直是爱你们的呀！”小说带有自传色彩，通过象征性隐喻，寄托着作者关于“罪与罚”的内心体验，也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变形记》故事神秘离奇。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家公司任旅行推销员，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挣钱养活家人。一天早晨格里高尔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腹部长了两排细腿，背部变成硬壳，翻不了身，下不了床。他感到恐慌，担心失去工作，也无法见人。他的父母和妹妹葛蕾特见到这个情景，极为震惊。父亲不理他，母亲悲伤并害怕，妹妹开始同情他，照顾他。由于他失去了挣钱养家的能力，家境江河日下，他们只得出租房屋以增加收入。一天格里高尔被妹妹的小提琴声吸引爬了出来，房客惊恐要退租，妹妹表示无法忍受，一定得把这个“怪物”弄走。此时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他反锁自己不再进食。很多天后，老妈子发现他已经死了，成了一具干瘪的尸体，全家人仿佛卸掉了沉重的包袱。作品通过格里高尔的变形及变形后的遭遇及悲惨结局，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裸的利害关系，表现了人的“异化”。
《在流放地》在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方面，最为惊心动魄。一个士兵因为冒犯了上司的尊严，就被处以死刑，执刑时用了一架特别的行刑机器，在犯人身上刺字、刻图案，让犯人活活地经受了12小时的**折磨后才死。然而比杀人本身更残忍的是那个亲自执行的军官，他表现得就像操作一部生产机器那样若无其事。而当他发现新来的司令要废除这种刑罚，他不动声色地从机器上卸下死人，又无动于衷地自己躺了上去，亲自操作机器把自己凌迟处死。
《致科学院的报告》写一个马戏团把一只从非洲捉来的猿猴驯化成会说话的人的故事。这当然是十分荒诞的。这只猿猴在找到“人类的道路”以前，被关在一只很窄小的笼子里，站不直，也坐不下，非常难受，凌驾一切之上的只有一个感觉：没有出路。“我甚至觉得，人类因自由两字而上当受骗是否已经太多了一些？”“不，我所需的并不是自由。我只要有个出路，右边、左边，随便什么方向都成。”表达了中小资产阶级找不到出路的孤独、恐惧感。
《乡村医生》中医生在严寒深夜出急诊，让女仆去借两匹马来套车，却突然从猪圈里奔出两匹骏马来。到了目的地后，那个求医的少年病人并没有病。他打算回家时，却发现少年腰上有个致命的伤口，这时病人的家属却剥光医生的衣服，把他按倒在病人床上。与此同时，两匹马把头探进窗子，医生赤身**跳出窗口，跃上马车，但马车在冰天雪地里却磨蹭起来，而他一面担心女仆被马夫纠缠，心急如焚，一面想抓衣服，而衣服勾在车后头就是够不着，可他那些心灵手巧的病人竟无动于衷不肯帮忙，于是他大喊：“我受骗了！我受骗了！夜间门铃响时本不该去开门的。真是一失足成干古恨！”小说相当流畅，很有节奏感，但它仿佛是一幕幕梦幻的记录。它表现了生活在非理性社会中的无能与痛苦。
《饥饿艺术家》表现了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追求之间的永恒矛盾。饥饿表演原定40天，但艺术家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要继续演（即饿）下去，他不愿在艺术正处于最佳状态时中止表演，而追求艺术最佳境界的代价却是生命本身，这正如浮士德的满足就意味着**死亡，追求无限的代价就是消灭有限的**。艺术与生命在这里被同时“卡”住了。
《地洞》写一只人化了的鼠类动物，为了保存自己，抵御大小动物的进攻，营造了一个既能储存食物又有不同出口的地洞。然而这只动物对自己营造的地洞是否安全可靠又满腹狐疑，缺乏信心。为此他常常寝食不安，夜里常常惊醒，始终觉得响声随处可闻，“有许多同类比我更强，而且我的敌人多得不可胜数”。整篇小说都是这只人化了的动物的内心感受。它表现了小人物的恐惧心理和生存环境的非理性。
卡夫卡这位欧洲文坛的怪才，就是他的名字（Kafka，穴鸟之意）亦给人一种挤压、扭曲、尴尬、窒息的感受。他在《乡村婚事》中说：“我手无寸铁地面对着一个形体，他安静地坐在桌旁，望着桌面。我围着他绕圈子，感到自己被扼住了喉咙快窒息了似的。第三个人围着我转圈子，觉得被我扼住。第四人围着第三人走，感到被卡住喉咙，就这样持续下去，直到星辰运行到宇宙之外。万物都感到被卡住了脖子！”卡夫卡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内心状态和幻象的直接延续、记录。通过内心感受所激起的幻想和怪诞，揭示现代社会中人的深层心理骚动和对这个灾难遍地、满目疮痍的世界的心理反应，描写了一种任人摆布、无法自主、错综复杂、似真似幻的处境，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掘进程度”。人们阅读卡夫卡的作品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