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个绝望的孤独者，表现了缨塞自己的幻灭心情。
《世纪儿的仟悔》是缨塞的自传体小说，它塑造了一个“世纪病”患者阿克达夫的形象。阿克达夫属于第一帝国时期出生的一代青年。他们在战鼓和硝烟中长大，仰慕父辈们随拿破仑转战欧洲的战绩和功名，但王权和神权的恢复使他们失去了信仰，又无所追求，于是他们在放荡的生活中消磨青春，在闲暇和厌倦中度日。阿克达夫就是这一代青年的典型。起初，他梦想着纯洁无瑕的爱情，热恋他的情妇。一次，他无意中发现了他的情妇与别人的私情，他与情敌决斗，结果身心均受伤害。从此他悲观厌世，陷入无法自拔的孤独和忧郁之中。后来，温柔善良的比莉斯又唤起了他的爱情，但他悲观怀疑和忧郁始终无法医治。他爱比莉斯却又无端地怀疑虐待她，最后他发现比莉斯和音乐家史密斯互相爱慕，又陷入极度的悲哀中。作者通过阿克达夫的形象表达了对复辟王朝压抑人性的不满。
大仲马（1802——1870）出生于军人家庭，父亲的坚定的共和主义思想和大将的气度从小就给大仲马以深刻的影响，形成他热情、勇敢和富于幻想的性格。大仲马一生写过200多部小说。
大仲马的小说大多写16——18世纪发生的事情。《亨利三世及其宫廷》写的是16世纪宗教战争期间国王和反动贵族之间层出不穷的阴谋倾轧；《基督山伯爵》写的是波旁王朝复辟到七月王朝时一个报恩复仇的故事；《三个火枪手》描写的是17世纪的社会生活、宫廷斗争。作家用历史演义的形式，加上浪漫主义手法，描写出法国几百年的社会风貌。但他的小说并非都是历史真实，有的相去甚远。
大仲马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富于浪漫色彩。情节的发展常突如其来，但又在情理之中。如三个火枪手和对手交锋时无论怎样身陷绝境，总会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基督山伯爵》的故事情节更是新颖奇特，环环相扣，自始至终生动曲折，引人入胜。
人物刻画独具匠心，个性鲜明，栩栩如生，是大仲马小说的又一特色。作者常通过大段对话刻画人物形象，交待历史背景，展开故事情节。如《基督山伯爵》，通过几段人物对话，就使疾恶如仇的邓蒂斯、智慧超人的法利亚、唯利是图的邓格拉斯的形象跃然纸上。
19世纪初期，俄国还是一个沙皇**的农奴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残酷、野蛮的**制度不仅大大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严重窒息了文学的生机。法国大革命后欧洲蓬勃开展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震荡了这个封建堡垒，西方的民主思潮不可遏制地涌入俄国，深入到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贵族青年开始觉醒，尤其是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更是极大地激发了俄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个了解了西方文明并在卫国战争中看到了自己力量的民族再也不愿忍受沙皇的**统治了，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渴望自由和民主。在一些进步人士的倡导下，一个个秘密社团相继成立，先进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出现了一个社会思潮相对活跃的时期。同时，面对人民的日益觉醒，沙皇统治者在充当国际宪兵、镇压欧洲革命之际加强了国内的**统治，企图以严酷的手段扼杀一切进步的思想。一方面是强烈的民主意识，一方面是野蛮的**统治。民主意识使人们对现状极端不满，**统治更激起人们反抗的激情。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正是在这种民族意识的大觉醒、进步与黑暗的大决战中，在这种强烈反差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对自由的歌颂，对民主的向往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旋律。
茹科夫斯基（1783——1852）是俄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他曾亲身参加过卫国战争，写了《俄**营中的歌手》（1812）等充满爱国热情的诗歌。后来，他又利用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为减轻对十二月党人的刑罚，对改善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进步作家的境遇也做过有益的工作。他的诗歌善于剖析人物心理，表现人物内心丰富的感受。他在发挥诗歌的音乐性、扩大诗歌的表现力、拓宽诗歌的题材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茹科夫斯基被誉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抒情诗人。茹科夫斯基很重视民间文学，善于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养料，他的不少作品均取材于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如悲歌《黄昏》，1806；《捷昂与艾斯欣》，1815；故事诗《柳德米拉》，1808；《十二个睡着的姑娘》，1817等）。别林斯基说他“使我国诗歌获得了心灵”，并把他视为普希金的先驱，认为“没有茹科夫斯基，我们就没有普希金。”
20年代，普希金、莱蒙托夫和以雷列耶夫为代表的十二月党诗人的创作形成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
十二月党诗人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力军。他们大多出身于中小贵族家庭，是最早受到欧洲民主思潮影响、最早觉醒的一批贵族先进分子。他们主张推翻沙皇统治，彻底解放农奴，建立共和国。十二月党诗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的创作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中一个光彩夺目的组成部分。但他们首先是贵族革命家，把创作视为抨击沙皇**统治的工具，视为贵族革命的舆论准备。因此，他们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明确的政治目的。他们在那些激情澎湃的诗歌中愤怒控诉**农奴制的罪恶，无情抨击沙皇统治的**，热情歌颂自由、民主，号召人民为正义而斗争。他们的领袖雷列耶夫用诗歌吹响了向沙皇斗争的号角：
在暴君和奴隶之间
不可能有调和与妥协；
这里用不着墨水，只需要鲜血！
我们应当用宝剑来行动！
十二月党诗人强调文学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用，认为文艺就是要“真实地表现高尚的、善良的思想”，指出“诗的力量和美不在于字音的和谐，不在于冠冕堂皇的思想，而在于……真挚地叙述崇高至善的感情”。他们认为“描写那些不仅不能鼓舞、反而会降低崇高思想的事物和感情，无论它怎么美，都不配叫做具有教育意义的诗。”可见他们的文艺观就是要诗人歌颂高尚、善良的思想，鼓舞人民为高尚、善良的理想而斗争。十二月党诗人写了很多“公民诗”。他们认为诗人首先是一个公民，而一个公民的职责就是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自觉战斗。雷列耶夫曾骄傲地说过“我不是诗人，而是一个公民”，这表现了十二月党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无畏的斗争精神。
十二月党人重视发展民族文学，重视在创作中发扬民族风格，把民间文学当作“我们文学最优良、最纯洁与最可靠的来源。”他们特别喜爱民间文学中那些反**、反暴政、为了祖国和人民而浴血奋战的英雄，往往以此为素材进行创作，鼓舞人民起来斗争。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仅为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增添了光辉的篇章，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和后来千千万万为推翻沙皇**统治而战的人民群众。
莱蒙托夫（1814——1841）是贵族革命向民主主义革命过渡阶段的代表作家。他出生于贵族家庭，从小在外祖母的庄园里长大。农奴所遭受的残酷虐待及他们悲惨的命运在莱蒙托夫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小就憎恨这种野蛮、残酷的农奴制度。在外祖母的亲戚、朋友和仆役中不少人参加过卫国战争，有的则是十二月党人的亲密朋友，莱蒙托夫的家庭教师还做过拿破仑的军官。这样的家庭环境，这些人的教育和熏陶培养了诗人的革命意识，培养了他对祖国、人民和正义事业的热爱。1830年，莱蒙托夫考入莫斯科大学，受到了别林斯基、赫尔岑等思想家影响，形成了他的进步世界观。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写出了一系列谴责**暴政，追求个性解放的战斗诗篇。1837年，诗人普希金被阴谋杀害了。这一噩耗震动了所有正直善良的心灵，也震动了莱蒙托夫。他满腔悲愤地写下了《诗人之死》，对杀害诗人的凶犯，对炮制这一个谋杀阴谋的沙皇政府发出了强烈的抗议。《诗人之死》道出了人民的心声，引起了千千万万正义人士的强烈共呜。莱蒙托夫因此遭到宫廷逮捕。1839年，度过了12年苦役生活的十二月党人奥陀耶夫斯基病死在军营之中。莱蒙托夫写了充满哀伤的诗篇悼念他，表达了诗人对十二月党人崇高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莱蒙托夫诗歌中越来越鲜明的政治倾向激怒了沙皇统治者，他们策划了多次阴谋迫害他。1841年7月27日，在一次蓄意安排的决斗中，莱蒙托夫被沙皇暗探局唆使的凶手杀害了。
莱蒙托夫的作品充满着对**社会的愤怒。他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是社会的叛逆。他们憎恶现实，否定现实，甚至起来同黑暗的社会斗争。在《土耳其人的哀怨》（1829）中，诗人借土耳其人的悲惨生活表达了对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黑暗的俄罗斯现实的愤怒控诉。《瓦吉姆》（1831）描写了人民对压迫者的反抗斗争。莱蒙托夫认为诗人的创作应该“燃起战士战斗的火焰”，他的许多诗篇正是直接表现了这种向**社会宣战的斗争精神。他在《诺伐哥罗德》（18307中歌颂了十二月党人的英勇精神，并预言“你们暴君将死亡”。在《诗人之死》（1837）中更是愤怒痛斥了**统治者对普希金的迫害，把他们斥为扼杀“自由”和“天才”的屠夫，并警告这些刽子手，比法律更严厉的审判在等待着他们。
莱蒙托夫诗歌最基本的主题是对自由的渴望。在《希望》（1831）中，他感叹道：“为什么我不是一只飞鸟……为什么我不能够在空中翱翔遨游？”在《囚徒》（1837）里，诗人迫不及待地呼唤着：“快快给我打开这所监房，给我白日的灿烂的光华，……让我长风般地飞向天涯。”诗人在不少诗篇中对为国捐躯的英雄的歌颂，对民族解放战士崇高形象的塑造都是与这种追求自由的思想一脉相承的。这种思想在《童僧》（1839）中得到了最高的体现，童僧高傲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自由热烈的追求。
莱蒙托夫的诗还准确地反映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被镇压后，一代进步人士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白色恐怖下所感到的压抑、孤独和悲观的心态。在《囚徒》中，诗人感到俄罗斯成了一座牢狱，“我孤独的——没有一点安慰：四周都是光秃秃的高墙”；在《又苦闷又烦忧》（1840）中，诗人写道：“又苦闷，又烦忧，能向谁伸出自己的手，在这抑郁不乐的时候……徒然地永远的希望又有何用？……”
莱蒙托夫的诗歌常采用独特风格的日记体。他又喜欢采用民间文学中的素材，吸收民间艺术的手法。同时，他往往在作品中抒写自然美景。这些使得莱蒙托夫的诗作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的色彩。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也是莱蒙托夫创作的一大特色。
《恶魔》（1841）代表了莱蒙托夫浪漫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恶魔的形象表现了对旧世界、旧秩序、旧的传统观念的激烈的否定。但恶魔对现实的否定是盲目的，他对“眼前所能看到的一切，全都蔑视或全都憎恨”，不但否定了五和恶的，也否定了美和善的。他的极端的利己主义造成了女郎塔玛拉的死，也酿成了他自己的悲剧。恶魔的形象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叛逆精神，同时又表现了作者对自己一代人的批判。这个形象体现了俄国贵族革命家的力量和局限。
《童僧》也是莱蒙托夫最杰出的浪漫主义长诗之一。主人公是自小被掳到俄罗斯的高加索山民之子，他在牢狱一般的修道院中时刻向往着自由的故乡。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他勇敢地逃了出来。在三天艰难的跋涉中他历尽艰险，还与凶猛的豹子搏斗。虽然伤痕累累，奄奄一息，但他享受到了自由，他为一生中这幸福的三天而骄傲。童僧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自由热烈的追求和赞美，同时，童僧的悲剧又是对这个牢笼般的现实社会愤怒的控诉。
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39——1840）是莱蒙托夫整个创作的顶峰。小说由五个中篇组成，通过毕巧林的生活经历连缀成一个整体。厌倦了上流社会豪华生活的毕巧林为了寻求刺激，到高加索军中服役。路途中，闲得无聊的毕巧林企图调戏走私女郎，结果破坏了女郎一家宁静的生活。后来，在矿泉疗养地，他又玩弄手腕，从葛鲁式尼茨基手中夺走了美丽的玛丽小姐的爱情，从而引起了一场决斗。毕巧林在决斗中打死了朋友葛鲁式尼茨基，因此被流放到偏僻的N要塞。临行前，他拒绝了热恋着他的玛丽的爱情，面对她苍白的面容，恭恭敬敬地鞠个躬走了。来到N要塞后，毕巧林又爱上了土司娇美的女儿贝拉。但当他赢得了贝拉的爱情后，很快又对她厌倦了，致使她被复仇的土人杀死，她的家人也因此惨遭横祸。后来他去波斯旅行，死在归来的途中。
毕巧林是继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人”的典型。他是个精神空虚的人，不仅厌倦了上流社会的豪华与虚荣，而且厌倦整个生活，什么都不能使他满足，什么都使他腻烦，所以玩世不恭，惹是生非，到处寻求刺激。毕巧林又是个自私卑鄙的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以损害别人来娱悦自己。为了满足一时的虚荣，他骗取了一个又一个少女的爱情，然后再冷酷地将她们——一抛弃。他把女人仅仅看作“享乐的源泉”。正如作者所说，“这个肖像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作者通过人格分裂者毕巧林的形象，表现了一代贵族精神的崩溃、道德的沦丧，批判了造成华巧林个性的贵族上流社会。
细腻深刻的心理分析是作品主要的特点。作品通过主人公的自我剖析和日记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因而被誉为“俄国第一部社会心理小说”。小说的语言优美而富于哲理意味，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到1783年，历时8年的独立战争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美国不但从政治上摆脱了英国的统治，而且也迫切需要在文化上摆脱对英国的依附。当时美国文坛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方面是美国没有真正上乘的本土文学；另一方面整个文坛盲目崇拜欧洲，欧洲人对美国文学不屑一顾。英国人嘲笑美国没有自己的文学深深地刺激了美国作家，要求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学的愿望成为当时文坛的中心课题。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具有美国自己民族个性的文学诞生了，这就是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文学，从而掀起了美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美国浪漫主义的产生，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独立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当时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正处在全盛期。尤其是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对美国文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美国浪漫主义的发展过程可以划为三个阶段：①前期浪漫主义，以欧文、库柏等作家为代表。②从30年代开始形成后期浪漫主义，以霍桑、麦尔维尔等为代表。③50年代惠特曼《草叶集》发表，美国浪漫主义进入高峰时期。1892年，随着惠特曼的去世，美国浪漫主义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是现实主义的繁荣。
华盛顿·欧文（1783——1859）是美国建国后第一个获得国际声誉的作家，有“美国文学之父”之称。欧文早期的重要作品是《纽约外史》（1809）。这部作品并不是纽约历史的严肃纪实，而是充满滑稽幽默的地方风情的描述。代表作《见闻札记》（1820）使欧文获得了国际声誉。全书包括32个短篇，大部分写的是英国，包括散文、杂文、故事等，只有少数几篇写美国本土。
《瑞普·凡·温克尔》以荷兰殖民时期的乡村为背景，描写了农民瑞普的奇遇。欧文在这篇故事里一方面写了乡村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通过瑞普这个形象开创了美国文学的一种典型——反抗专横思想的个人（当然，瑞普反抗的是他的精明专横的妻子），并讽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欧文的创作，从思想深度看，不及后来的霍桑和麦尔维尔，但他创造性地运用了本土题材，为美国文学画廊增添了自己的形象，而且他的优美的文笔也是对美国文学语言的一个贡献。
库柏（1789——1851）的成就在于他对美国长篇小说创作的贡献。在欧洲，他被称为“美国的华尔特·司各特”，因为库柏擅长在冒险故事中引入历史的细节。但库柏在题材运用上是纯粹美国式的。
他的航海题材的小说《水手》，（1824）被誉为美国第一部海上冒险小说。
库柏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是“边疆系列小说”。“边疆小说”以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期间，美国边界不断向西推进和土居的印第安人及早期欧洲其他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为背景，以一个名叫纳蒂·班波（绰号“皮袜子”）的猎人为中心人物，展示了美国历史上一段特定的历史阶段。“边疆小说”由《开拓者》（1823）、《最后一个莫希于人》（1826）、《草原》（1827）、《探路者）（1840）和《打鹿将》（1841）等组成。
库柏笔下的“皮袜子”热爱森林，心地善良单纯。作家试图从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一种所谓的“蒙昧人身上的最高文明原则”，从而表达作家对文明的进程带来的社会进步所表示的怀疑。
爱伦·坡（1809——1849）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具有唯美倾向的作家。他的作品不被同时代人理解，直到19世纪后期，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大力推崇下，他的影响才传遍欧洲。他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远祖。
他的创作理论深受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的影响，竭力反对文学的功利性，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声称“一切艺术的目的是娱乐，不是真理”，提倡以艺术美引起审美的快感。他还提出了一套短篇小说的创作理论，特别强调小说创作的艺术效果。他的诗非常注重形式美，尤其刻意追求诗的“音律”，基调低婉、忧郁。爱伦·坡的小说可以分为两大类：推理小说和恐怖小说。推理小说的重要作品有《毛格街的谋杀案》（1841）和《失窃的信》（1845）。这两篇小说讲述的侦破过程，都基于侦探的推理。坡被誉为西方推理小说的鼻祖。恐怖小说的重要作品有《厄合古屋的倒塌》（1839）、《黑猫》（1843）等，尤其是《厄舍古屋的倒塌》体现了一种鬼怪神秘、阴森恐怖的哥特式小说的特征，对后来美国南方的小说产生了影响。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转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期间出现的超验主义理论影响了文学的创作。超验主义者宣称用情感和直觉而不是用逻辑去寻找真理，其思想核心是一种有机的自然观。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爱默生（1803——1882）建立“超验主义俱乐部”，全面宣扬了超验主义思想。在《论自然》（1836）中，他认为自然是人的精神的体现，每种自然形态都是人类作为观察者的某种内在特征的表现。他试图把人类生活中内在的、道德的、宗教的法则，都通过直觉直接找到自然界中的对应物和对应关系。
爱默生最著名的作品是《散文集》。
纳撒尼尔·霍桑（1804一1864）是美国19世纪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短篇小说《重讲一遍的故事》（1837）、《古屋青苔》（1842），长篇小说《红字》（1850）、《带七个尖角顶的房子》（1851）、福谷传奇）（1852）和《玉石雕像》（1860）都是其优秀的作品。
《红字》以英格兰殖民地清教徒居住的地区为背景。一个叫海丝特·白兰的妇女和她所在教区的年青牧师丁梅斯代尔“通奸”，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海丝特生下了一个女孩。出狱后，海丝特胸前仍被挂上一个红色的A字（英文Adultery义为“通奸”）作为耻辱的标志，住在远离市镇的小屋，靠针线活为生。海丝特凭着自己的毅力和坦诚，终于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胸前的红字似乎已不是耻辱的标志，而是一个精美的装饰物和德行的象征。
这部看似在讲一则爱情故事的小说，实际上揭示的是一个罪恶的主题。霍桑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到处存在着罪恶。小说开头就称监狱为“文明社会的一朵黑花”。海丝特和牧师的通奸也是一种犯罪行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罪恶和消除罪恶。海丝特·白兰面对罪恶，以坚毅的品格带着红字顽强地生活，由此表达了这种思想：罪恶并不是以标志有否来决定的，带着标志是一种不幸，不带标志也不意味着没有罪恶。按照基督教的思想，罪恶是与生俱来的。在消除罪恶的问题上，霍桑认为人应该以一种坦诚的态度面对自身的罪恶，把自身的罪恶充分暴露出来，达到一种自我净化。他说：“内在世界一旦净化，外在世界游荡着的许多罪恶都会自行消失。”霍桑的小说虽然比较阴暗、深邃，但作家理想的光束仍然在闪烁。《红字》被称为是一部“心理罗曼史”。霍桑善于结合环境气氛，运用象征手法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灵历程。
赫尔曼·麦尔维尔（819——1891）的小说《白鲸》（又名《莫比·狄克》）（1851）写一条叫“佩阔德号”的捕鲸船，在船长亚哈的带领下，航海追杀一条曾经咬断过亚哈一条腿的巨大白鲸（莫比·狄克）。最后，“佩阔德号”终于找到那条白鲸，紧张激烈的捕杀结果是：全船覆没，亚哈与白鲸也同归于尽，只剩一个幸存者来叙述这则故事。在这部令人瞠目结舌的作品里，小说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这部小说通篇充满了象征，亚哈船长和白鲸的关系是理解小说的关键。一种理解是把亚哈船长追杀曾经咬断他的腿的一条白鲸看作是一个报复的行动；另一种理解是把亚哈船长的追杀赋予象征意义，小说讲的是一个追求的主题。人类有两种追求的形式：哲学的（形而上的，诸诉理性的）和原始的（靠感情、本能、非理性的）。亚哈的追求属于后一种。亚哈把他的追求比作是囚犯打穿墙壁的出逃行为，他说：“一切看到的东西，都是硬板做的面具，只有戳穿这个面具，才能探出事物的本质。”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亚哈想戳穿这堵墙的冲动，他说：“如果太阳侮辱我，我也要戳穿它。”亚哈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偏执。另外，也可赋予白鲸以象征意义：白鲸是恶的化身或白鲸象征一种无限和永恒，亚哈追杀白鲸是人类对无限的刺探。作为有限的个体最终不能和无限同一，所以，亚哈的悲剧也就是必然的了。
惠特里（1819——1892）是美国浪漫主义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草叶集》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到顶峰的产物。
惠特曼一生的诗作几乎全收在《草叶集》里。1855年，《草叶集》首次出版，一直到诗人去世那年，其间出了12版，每版诗人都增加新篇并修订原作，最后一版共收了300多首。贯穿全集的是诗人民主、自由的思想，在诗篇里处处可见一个乐观、自信的自我。诗人用草叶形象来象征生机勃勃的年青的美国。
诗人以全新的感受表现了美洲大陆的一切，代表诗作有《我听到美洲在歌唱》。诗集里，最引人注目的中心意象是“自我”。全诗塑造了一组“自我”的形象，如《我歌唱带电的**》、《自我之歌》等，《草叶集》把人和自然作为一个有机统一体来歌唱。
在一片热情沉歌声中，诗人也看到了美国社会的现实和人类民主理想的不统一。从内在的自我扩展到整个社会和宇宙的统一成为惠特曼的理想。
《草叶集》除了全新的内容外，还呈现了崭新的诗歌形式。惠特曼摒弃了传统诗歌的格律，创造了“自由诗体”。全诗气势澎湃，情感抒发激越奔放。
《草叶集》是对乐观、自信的年青国家的一个总结，也宣告了浪漫主义时代的终结。
18世纪末，意大利仍然处于奥地利等国的奴役下。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进驻意大利，促进了意大利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掀起，浪漫主义也开始在意大利产生。白尔谢（1783一1851）是意大利浪漫主义理论家、诗人。他的《格利佐斯多莫给儿子的亦庄亦谐的信》（1816）被称为意大利浪漫主义的宣言。曼佐尼（1785——1873）是意大利浪漫主义小说家、诗人，他的代表小说是《约婚夫妇》（1821——1823）。曼佐尼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虽然出身贵族，但具有强烈的民主息想。《约婚夫妇》就以一对下层劳动人民夫妇为主人公。意大利最有影响的浪漫主义诗人是莱奥帕尔迪（1798——1837），他的诗篇和意大利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紧密相联。他著名的抒情诗《致意大利》、《但丁纪念碑》，通过对意大利过去的追思，表达诗人要求改变现实、追求自由的强烈**。莱奥帕尔迪一生致力于意大利民族的拯救，他的思想情绪也随着革命运动兴衰而起伏。
19世纪初，东欧一些国家虽然仍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但在文学创作上却出现了一批出色的作家。密茨凯维奇（1798——1855）是19世纪波兰最伟大的诗人。1822年他的诗集《歌谣和传奇》出版，标志着波兰文学进入了浪漫主义时期。他的最重要作品是诗剧《先人祭》（1823——1832）。全诗以立陶宛的古老风俗为基本内容，写在万灵节灵魂升天那日，有一个因失恋而自杀的古斯塔夫，因灵魂不能超度而痛苦。几年后，古斯塔夫变成一个热爱祖国和人民而无畏的斗士。全诗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强暴统治的痛恨。
裴多菲（1823——1849）是19世纪匈牙利最伟大的诗人。长诗《雅诺什勇士》（1844）写一个善良的青年，为追求爱情和幸福，经历了无数的磨难，终于如愿以偿的故事。除此之外，诗人还写了数百首抒情诗。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有《自由与爱情》（1847）：“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俱可抛。”裴多菲的抒情诗真挚动人，语言大众化，格调多变，在简朴中有一股清新率直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