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纯德

    "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

    这些名言，我默默地写在女作家柳溪的名下，作为她半生坎坷、黑暗中追求光明的写照，作为她半生奋斗、逆境中创造真理的总结……

    ——摘自1982年3月22日手记

    一

    我选择春天去天津访问柳溪。

    在她的书桌上，花瓶里插着一枝刚刚折来的杏花。我知道，从苦难中走出来的柳溪，其心境比春天还美。

    年已六旬的柳溪，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谁会想到她就是苦海中勇敢的舟子，从无边的惊涛骇浪中划到阳光灿烂的彼岸。

    我盯着她那满头乌发……她见我心中有疑，便说："大概你以为我的头发是染的吧？"我点点头。她笑了："不是的。很多人都以为我染了头发，其实不然。我的头发至今所以不掉不白，这完全是苦难逼迫的。不少人，因为突然的打击或灾难，头发可以在几天之内脱落或变白。我是在跌入深渊之后，下决心自强不息的。……我终于从绝望中挣扎出来，寒夜中重新认识了人生，于是承受了生活给予的光明和温暖。这种认识，就是苦中求乐的追求精神。"

    这种精神，是青春，是创造，是柳溪创作的生命。

    二

    许多中外大作家，其作品无不含有自己的生活，即多有自叙传的成分。我读着柳溪的《生涯》、《四姊妹》等作品，从吉悒兰、高婕等众多的人物中，不仅听到了爱与恨谱成的命运交响曲，还印证、辨析了她苦难的一生……

    1924年，中国北方，没有热，没有光，没有鲜丽，乌云迷漫，一片黑暗，生活窒息，是荒凉与寂寞，是废弛了的地狱……

    军阀正在混战。中国历史在苦难中跨过了一个新起点……

    这一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公历5月25日），正是北方农村桃李芬芳的季节，一个穿着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喇叭上衣、留着燕式刘海儿的满族旗人女子，激烈的阵痛之后，在中国最古老的民间接生婆的侍弄下，那个呱呱坠地的女婴就是柳溪。柳溪降生了，但是刚结婚一年多、年仅三十三岁，慈爱善良、粗通文字，能写"夫君见字如晤"信件的母亲，却因胎衣未下，而丧生在九泉之下。

    母亲悄悄地离开了人间，无私地把生命交给了柳溪。但命运却无情地把柳溪留在残酷的荒原。那个时代，对她来说，不是绿洲，没有奇花异草；柳溪说："别的孩子一生下就幸福地生活在慈母的襁褓之中，而我，人生的种种不幸好像是随着我的诞生而来的。"

    柳溪原籍河北献县，乳名慈恩，本名纪清亻先。其父是清朝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纂官、《阅微草堂笔记》作者纪昀（晓岚）的六世孙，他擅长绘画和诗词，因不满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而逃亡。

    柳溪丧母之后，三岁时有了一个漂亮的继母。"有后娘就有后爹"，这句话虽不是绝对的真理，确是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事实。从此，柳溪好像便与噩运结下不解之缘，不幸，总是不时地纠缠她。她像女作家庐隐小时那样，被家人视为灾星，永远承受着虐待、侮辱，在她的记忆里，童年是冷酷无情的，既没有灿烂的阳光，更没有温暖的怀抱。她总是在饥饿、寒冷和恐怖中生活。她的外祖父用滚烫的烟袋锅打她的脑袋，恶狠狠地咒骂道："八败星转世！妨死了你妈，一辈子活该命苦！"她的祖父用鸦片烟枪指着她说："就是这个妨人的东西，让她妈做了披发血鬼，不能进咱家的祖坟，当了游魂！"

    她生在书香门第，但没有过那种本该文明的"待遇"。她像一个小佣人，从来没有坐到桌旁和大人一起吃过饭。她总是含着眼泪，躲在远远的角落里，羡慕地望着继母和父亲，亲昵地逗着咿呀学语的妹妹，两人竞相抱妹妹、亲妹妹。年节时分，妹妹打扮得花枝招展，家里人上上下下称作"美丽的洋娃娃"，只有善良的保姆王妈妈，才能给她些微的同情与温暖。

    七岁，正是孩子上学和玩耍的时候。而柳溪不仅没有，反而做了一个真正的小保姆。

    "无论是寒冬、酷夏，还是刮风下雨，我都得抱着妹妹在院里或街上玩耍。她披着斗蓬，戴着皮帽，而我穿着姑姑的一双旧鞋，光着一双冻得皴裂的小手，在寒风里打哆嗦。如果是雨雪天气，那对我这个丑小鸭就更加残酷：我得一只手抱妹妹，一只手撑伞，累得我两臂红肿酸疼，躺下睡觉都不知往哪搁才好。"柳溪回忆说，"我是家里起床最早的一个。每天一大早就被继母的吼声、斥责声喊起。我睡眼惺忪，懵懵懂懂起床之后，便像开了发条的机器人那样，做起每天刻板的工作——扫地、倒尿盆儿、生炉子、买早点，最后抱孩子。"

    她的继母一共生了六了女儿，几乎都是她抱大的。如果她们生病，她得日夜值班抱她们，有一个妹妹竟是安静地死在她的怀抱里。那时的柳溪并不懂得死亡的意义，她羡慕死去的妹妹，希望自己也能在长眠中死去，这样可以把觉睡够，不再被命令去捡煤核，不再到垃圾箱里刨食德州的枕头西瓜的瓜皮，好摆脱饥饿魔鬼般疯狂的追逐，不再挨打受骂，不再干难以承受的繁重杂活，永远告别人间的苦难。不过，这只是她幼小心灵里最早萌生的一个幼稚的幻想。非但不能如"愿"，从八岁开始，柳溪还做了"一仆二主"式的小使女。除了在家里带妹妹、干活之外，还给一家山东来的地主董家当小丫环。她每天也是给董家抱孩子，只是在董家的小少爷哭闹得哄不下的时候，她得按照董太太的吩咐，趴在地上让那少爷当马骑，用柳枝、藤条披头盖脸地抽打，直到他破啼为笑为止。之后，她躲在墙角，摸着脸上浸血的印子，偷偷地哭泣。董太太爱打麻将牌，经常玩到深夜，她的任务是坐在走廊的石阶上随时等待主人的使唤：跑街买烟、水果和夜宵。这是她最害怕的苦差，因为她要壮着胆子，战栗地穿过好几条恶狗狂吠的胡同，还要遇上穿着黑色夜行服的更夫。虽然董家可怕，但她却宁肯留在那里，而不愿再过一挂肠子闲着半挂的受气挨饿的日子-一不愿看见继母每日飘忽在她的筷子与饭碗之间的阴森可怖的目光，不愿听那凶煞恶神的斥责与咒骂。

    在妹妹上小学的时候，柳溪说她的任务是充当"光荣的扈从"。每天早晨，她拉着妹妹的手，替妹妹挎着书包，小心翼翼地横穿马路，平安地把妹妹送到学校，看着她像小鸟一样唱着叫着飞进校门，飞上游艺场，去溜滑梯，轧跷板，登游船，打秋千，她是那样快乐！柳溪说："当时，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样幸福的儿童生活为什么没有我的份？！不但如此，除了饥饿折磨我之外，还要经常被打得皮开肉绽，瘦削的小屁股蛋上，总是被笤帚疙瘩和藤拍子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学习，这种权力应该属于每一个人。但是，人，生而不平等不自由，却是一个几乎无法扭转的事实。许多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革命家、理论家们，利用各种形式为之斗争，虽然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情况有所不同，但基本事实仍是一个严酷的存在。年幼的柳溪渴盼着读书，她羡慕妹妹，甚至嫉妒妹妹！但她对知识的追求和获取，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和进行的。那时有一种专门租赁小人儿书的车，每天下午四点，就摇着铃走街串巷，于是成群的孩子们一拥而上，这其中就有拿着两个铜元替董太太租书的柳溪。对于柳溪来说，许多回忆都是痛苦的，而说到租书，她脸上却流露出一种异样的愉快情绪："那时我迷恋着武侠和得道成仙的小人儿书，所以我也就以我的爱好替董太太租书。当然我不仅坐在车旁以先睹为快，而且半小时之后，我还能看完我和小朋友们交换的小书，然后飞奔着跑进主人的房里……这些小人儿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侠剑》、《火烧红莲寺》、《七侠五义》、《西游记》等等月附我不仅迷恋着上花果山去吃桃，而且还迷恋着到昆仑山去成仙；我想，那一切该是多么美好啊！那样，我再也不受继母打骂、申斥，再也不去跑街伺候主人，我可以吃仙丹、仙果，睡在高山密林之中，再也不在人间受气了。"

    这些小人儿书中，成道成仙、杀富济贫的思想和描写，是人们近于虚妄的理想、不满现实的反映。这种正义之气、英雄之举是极易为人所接受的。童蒙时期的柳溪，这些曾是她的精神支柱。因此，她曾和胡同里的小朋友讨论、商量过如何寻找昆仑山的问题，但都因那些孩子不愿离开亲爱的父母、温暖的家庭而作罢。

    柳溪的童年，虽然像一个受气筒，但她的性格，却不是怯懦的胆小鬼。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性格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了新奇而冒险。"她只要稍一有空，就组织一帮小朋友，玩那种占山为王的游戏。自然，她是当然的寨主，其他孩子只是二寨主或喽罗兵。

    "我住在河北二马路伊安里，但经常和大马路的伊公里为敌，进行战斗。我不是那种'耗子扛枪窝里横"的孩子，相反，在家门以外却是一个绿林豪杰。我常常把许多孩子打哭，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不管是比我大还是比我小，我都毫不费力地把他们打个鼻青脸肿，于是他们便甘拜下风，高喊："大寨主纪家二姐子，我投降，甘当你的喽罗兵！"柳溪轻松地回忆着童年时代她性格中顽皮的一面。但是她的胜利和荣耀，招致告状者终日盈门，从早到晚，常能听到："纪太太！管不管你家二姐子？看把我们孩子打成嘛样啦？"于是，接踵而至的，便是她的灾难。但她并不束手待毙。当继母恶狠狠拿起笤帚、藤拍时，她就飞也似的跑进后院，登着厕所那扇门，蹿到房上去，然后越过花墙，从隔壁煤铺的梯子上溜下去逃走。柳溪说："那时，我连做梦都幻想着能像《三侠五义》中的豪杰那样，也有飞檐走壁的本领！"但是。不管她暂时能跑多远，夜里总要回家睡觉。她继母也总结了自己的经验，白天并不急于向她表态，而夜里，当她悄悄地溜进屋里，钻进被窝，沉入梦乡之后，她只好束手就擒了。"啪！"一个藤拍落到身上，接着是一顿嘴巴；当她恐怖地从震惊中醒来，才发现一个披头散发有着两道凶光的女人脸，方醒悟到是继母在打她。她从小小的年纪所得的惊吓性头痛症，便是继母用夜间突然袭击的方式留给她终生不可忘却的纪念。

    继母的打骂、虐待，把她逼上了绝路。柳溪说："有一次，我实在不堪忍受，觉得死了比活着或许更有福。这时，我心里萌发了自杀的念头。我想起了两种死亡的方法：上吊或吞鸦片。"她曾亲眼见过十七岁的店铺小伙计，为反抗店主的虐待而上吊自尽。但当时她怕上吊后没有亲人给她刨地下的大泪球，"如果没有泪球，就要沦落在阴曹地府受罪，永远不能投生。"于是，她否定了这种寻死的方法。吞鸦片的方式，是她看《贫女泪》得到的启示。柳溪说："那时，我除了为苦难的贫女的不幸遭遇落了不少天真、同情的眼泪之外，也向她学习了辞别人世的方法——她是喝鸦片烟死的。"柳溪当时觉得这种方式省事，又没有死后不能投生的说法，所以便决定采用喝鸦片的方法，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

    那年8月，柳溪穿着一件刚盖过肚脐眼儿的绿格小褂，在夜里，又受到继母的一顿毒打之后，便于清晨，利用父亲上厕所之机，在紧张与慌惊中，抓了一大把茉莉花籽似的烟灰，放在嘴里，用水吞下。柳溪说："那时我的情绪非常好，因为我觉得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不幸的尘世，而到另一个极乐世界里去寻找生身之母去了。我幻想在那里有女儿和她作伴儿，她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寂寞、孤独了。从而，我也可以真正地去享享慈母之爱。"那天早晨，天空特别晴朗，霞光万道，飘着云彩。吞食鸦片之后，她自幼就有的幻听的毛病发作了，她总是听到白云深处有人说话。但不一会儿，那种稀有的快活心境，变成了肚子疼痛和恶心，浑身打着冷战。是她父亲及时发现，用手掏她的嘴，使之连续呕吐，直至吐出胆汁，又用绿豆汤洗胃，才把这个弱小、不幸的生命从通往黄泉的路上截回来。柳溪说："在我记忆中，虽然那一次我没能享受到长眠就是幸福的滋味，但是毫无疑问，那也是我小小生命中一次最充分最舒适的休息了……"

    "死"的斗争，并没有完全改变柳溪的命运，挨打受气还在继续。十三岁那年，继母又一次追打她。但这一次，她不再向她求饶，而是转身提起一根棍子，作为防身武器。她继母见此情景，更是怒火中烧，声嘶力竭地喊道：

    "你撂下！你反啦？！"

    "你撂下我就撂下！"柳溪指着继母手里的笤帚说。

    继母的大眼睛变得十分可怕，惊讶地望着好像不认识的柳溪。这时，柳溪含着泪说：

    "你已经打了我好些年，已经打够了。现在我长大了，再也不能像我小时候那样随便让你打了。以后你打我，我就打你！"

    这一着，使惊愕之中的继母慢慢放下了手中的答帚。这次反抗，使柳溪基本结束了挨打的生活，并使她第一次懂得了一个简单而明了的道理：生活，需要勇敢和斗争！

    童年，尤其是不正常的童年，对人的影响，给人的记忆是深刻的，清晰的，长远的。柳溪的童年，好像一部多卷的长篇小说，似乎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谁会想到，十岁时，曾以"被告人"的身分进过一次法庭——那是继母为转嫁到她身上的"打人罪"而施展的心术。这场"官司"是一场滑稽戏，但使柳溪第一次感到了法律的威严，也看到了人的虚伪、社会的欺骗。……为赚点钱，买吃的，柳溪还背着继母曾到专事丧葬和嫁娶的铺子——扛房——里充当执事的小工：去喊"肃静"，去"鸣锣"、"开道"，扛"雪柳"……柳溪说："为了五个铜板，我穿上绿色带黄花的衣服，头上围一圈黑色丝穗，举着一根白纸糊成的雪柳，随着浩浩荡荡的出殡队伍，一直送到坟地，等到下葬，才算完事。"不知为什么，她很喜欢那洁白的雪柳。柳溪说，她从事写作后，所以选择"柳"字作为笔名的一个字，便是由于"雪柳"的关系。

    ……人类的童年曾是残酷的、野蛮的。柳溪没有爱，没有温暖，但她却像北方野山里的小树，艰难地发展自己。

    "是的，没有人疼爱，经常生活在惊恐之中，饥饿、打骂、跑街、受苦，这就是我的童年。"这是柳溪的结论。

    三

    柳溪，好像一个黑夜里迷路的旅人，在荒山野岭中被折磨了十来年。但蓦然，她面前出现了一个明亮的山口，一条高低不平的路，蜿蜒着伸向远方的地平线……

    柳溪能上学读书，似乎有点戏剧性。在她试图第二次自杀的第二年春天，忽然飘起了鹅毛大雪。柳溪去学校接妹妹时，遇见一位瘦高个戴眼镜的张老师。他问她为什么不上学。她回答："……后娘不让我上学。"那位老师以仁慈的同情心，安排她当旁听生，每天到学校上课。她没有书，便和妹妹同桌，没有本子做功课，妹妹便高兴地把生字本拿给她，让她替自己做作业，自己去玩耍。她从十三岁开始，像跳棋一样，连跳两步，由一年级跳到三年级，以她的聪颖，仅仅三年，便从天津木斋小学毕业。提起上小学，柳溪至为感慨，激动地说："我一生永远也忘不了那位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给我以启蒙的恩师，是他第一个把我领上了知识的道路。"

    她上中学是在河北保定女子师范学校。那时他们全家都迁到了保定，住在小城南边，靠着城墙。初中二年级时，由于她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便开始幻想创作小说氏在她读到的许多作品中，当时她最喜欢庐隐女士（黄英）的那本石绿色封面的作品选集。她觉得庐隐的文笔隽永、自然、流畅、简练，情节哀婉动人，篇篇打动她的心。柳溪说："我至今还记得，那本选集附一张作者的照片，美丽安详。我熟悉她的传记，得知她早逝，还为她异常悲哀过。她的代表作《海滨故人》，我几乎能背……"就在这一年——1939年，她十五岁的时候，便模仿着庐隐的小说，写了第一篇作品《失意者》，投到《河北日报》。两三天后，此作便在这家报纸的文艺版上发表出来，这就是她的处女作。这篇作品以感伤的笔触，写了一个少女被男人欺骗，经过种种痛苦，终于死在雪地的故事。处女作，是一个作家生命的起点，它的问世，无疑会给作者很大的鼓舞。柳溪说："接到当天的报纸，我乐得满屋跑。其实这是一篇真正的无病呻吟。因为我毫无这篇文章里的生活经验，只是受了《海滨故人》与《雷峰塔倒了》的影响，根据听来的生活故事写成的。所以，后来我无论如何都不愿说出我这篇处女作，因为它太幼稚。不过，这篇'不祥'的作品，却不幸地言中了我后来的恋爱生活——我终生都是一个失意者。"

    在柳溪发表小说《失意者》之后，她父亲从一个走街串巷卖破烂的挑筐里，用两毛钱买了一本鲁迅的《二心集》，作为对她的奖励。这本杂文集使她第一次知道了鲁迅先生的名字。柳溪回忆说："当时，虽然我不完全明了这部作品的深邃意义，但我迷上了它。我觉得，每篇作品虽然篇幅不长，但文笔辛辣，寓意深刻，富有社会意义。于是我放下庐隐的作品，便如痴如迷地读起鲁迅先生的作品来。他对黑暗社会的仇恨与诅咒，在我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他的疾恶如仇的战斗精神，令我由衷地敬佩。"这时期，她一做完作业，就会阅读鲁迅的的作品《且介亭杂文》等。他们的国文课选了鲁迅的《秋夜》和《故乡》，这颇使她大开眼界：她仿佛看见闰土那银项圈在瓜园的月色下闪亮，听见那枣树叶儿在秋夜中沙沙作响，这时她才发现——原来鲁迅并不单是干预政治和社会的杂文家，而且还是文笔优美的小说作家呢！那时她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厚古薄今的冬烘先生，他用最至高无上的美丽词句，眉飞色舞地褒奖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中的《儿时记趣》，而用最粗俗的语言，对鲁迅先生的作品进行挑剔。她不同意老师对鲁迅先生的批评，但又说不出自己的理由。柳溪说："从此以后，我就到图书馆去找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阅读。祥林嫂的不幸命运使我同情落泪，但我当时最感趣的是《社戏》。那乌篷小船，那水乡的风光，特别是躲到地里去烧豆秧的情节，简直使我着迷。我想，要是我能烧一枝豆秧吃该有多好啊！"

    柳溪说，在艺术上她是一个泛爱主义者。稍后，她又迷上了果戈理。她喜欢《巡按》、《死魂灵》、《狂人日记》、《密尔格拉得》以及其他短篇小说。他那幽默讽刺的文笔，含泪的微笑，对祖国热烈的爱，及对黑暗势力的愤怒与奚落，都使她钦佩得为之倾倒。于是，她又开始向这位俄国艺术大师学习，保定古莲池图书馆成了她最迷恋、为之流连忘返的场所。

    "说实话，我觉得我以后所写的东西，许多地方可以看出是受了果戈理不少的影响。"柳溪说，"但就在这一时期，我好像是开杂货铺似的，又是进来许多新货，吸收了许多味道不同的营养：我既读高尔基的短篇、长篇，又读塞万提司的《堂·吉河德》。既读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又读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烟》、《罗亭》等等，和中国的明清小说。这种情况，正像一个孩子需要摄取大量的、多方面的营养那样，我以为任何一种真正的艺术，不论是哪种风格，哪种流派，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以致使人不能偏爱。"大概这就是她在艺术上的泛爱主义。直到她从事写作生活以后，柳溪才更爱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一些，但这并不影响她喜爱法国的乔治·桑、英国的夏绿蒂和捷克的聂姆曹娃等女作家。

    柳溪由于自幼那种半饥半饱艰苦生活的折磨，又由于过分用功，终于在念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时结出了苦果：她得了肺浸润症和食道炎症，因此不得不忍痛休学。这就是她中学时代的句号。

    她继母由于连续生女不生男而降低了在这个封建家庭的地位，因而精神倍受刺激，两度爆发精神分裂症，投过河。而父亲有时与同事去妓院"打茶围"。这时，柳溪从中国妇女的最高意义出发，不计前仇，忘掉恶感，给继母以同情——为她治病，为她打抱不平，毁掉父亲与妓女的合照……柳溪的仗义、勇敢的行为，赢得了继母的好感，改善了"关系"。

    柳溪虽然在家养病，但依然废寝忘食地读书，为了追回童年时代白白流逝的岁月，还在头脑里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病愈后，跳四年级，考大学！于是，她花钱托人在北平琉璃厂，一改中小学里用名纪清修，而为纪清亻先，作了一张假文凭，半年后的1939年，便像冒险家一样，真的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那时，她只有十六岁（但已经长成了细高挑儿），而文凭上却写着："纪清亻先，女，二十岁"。

    柳溪自信考大学对她来说功课不是难关，而最大的难关是身体检查，若没有身体合格证，就不能参加考试。经过检查，她的体重只有八十五磅，仅就这一项便不合录取标准。她站在老师和医生面前孩子般大哭起来。也许是她伤心的恸哭感动了他们，经过商议，她终于转悲为喜地得到一张笔试准考证。柳溪说："如果不发准考证，我也不会再回保定家里，因为我对父母发誓说我一定能考取，这样才好不容易地得到那点可怜的路费（并答应以后用勤工俭学的钱弥补这笔损失）。"那时正值酷暑，尽管中南海公园的琼岛和流水、鲜花迷人，蝉鸣和鸟叫悦耳，情侣来往如织，但柳溪在那里目不斜视、耳不旁听，每天啃着干烧饼，艰苦地温习功课，背诵历史年表。真是上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报考的千余人中只取八名的情况下，她——成了幸运儿……

    四

    柳溪上大学时，师大是男女分校，她的学校当时叫女子师范学院，坐落在北平西单李阁老胡同。柳溪新的生活，就是从这所学校后院——一个被高楼和廊庑遮得连白天都得开着电灯的潮湿、阴暗的小单间开始的。她满意极了！她好像一位航海家，帆就从那里扬起，船，就从那里远航。那是无边无际的海面，她知道前方有惊涛骇浪，远方会出现灿烂的朝阳……

    那间潮湿阴暗的小屋，留给她的回忆是亲切的："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过着没有藤鞭、没有骂声、没有饥饿和惊吓的生活，我独自毫无干扰地过着读书和自由幻想的生活……"就在那间小屋里，她幻想过广袤的大海，而自己就是自由驰骋、翱翔的沙鸥！就在那间小屋里，除了上课，她没有逛过大街、市场，没有看过电影，整日整日地，把青春浸泡在很多很多的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柳溪说："那时我已经把目光转移到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当时自恨生晚，没有机会与可能享受左联的培养教导。我钦佩冰心与丁玲，喜欢萧红，曾胆大妄想地私下决心：竭诚努力，做她们义学事业的接续人。"在那间小屋里，她再作创作的尝试，以纪莹为笔名发表了一些作品，例如以给董太太当使女的那段生活写的《我的童年》，作为征文，刊于《妇女杂志》的"公开你的私生活"的专栏中，并得了第一名。

    北京师范大学男女合校后，柳溪不得不离开那间使她留恋的小屋，住到教育部街的一个大院里，每天穿过绒线胡同，步行到和平门外的学校去上课。这期间，她从渴求知识的书斋生活，开始走向了社会的十字街头。柳溪说："我看到中国人民的亡国命运，远比我个人的遭遇更不幸；多少人流落街头，随意被日寇污辱打骂，多少逃难的农民被抓了劳工，送往煤窑或装上火车、轮船，运往日本，充当华工奴隶。那时，我的心开始了另一种巨大的痛苦。在这一段觉醒过程中，中国左翼文艺和苏联十月革命文学，对我起了导师的作用。"

    柳溪的大学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那时她只有一件洗得褪了色的的蓝布大褂，罩在那件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破棉袄上，每到星期日脱下来洗一洗，晾干后，星期一再穿上。她的棉裤又瘦又小，缀着补丁。她身边的女同学穿得如花似朵，有的是钱花，看电影，吃零食，聊天，散步，逍遥自在。但这些，并没有干扰柳溪的情绪，她有自己的王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练就了一套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硬功夫，那些既不在我的眼里，更不在我的心里。"她没有自哀自怜命运之苦，她的心和足迹，总是留在那座丁字楼的图书馆里。那里有像一垛垛城墙似的高大书柜，摆满了线装书和"洋"装书。她总是兴奋地坐在长桌旁，每次都像是第一次置身于浩淼的海洋。她曾天真地计算过："我这一生，怎样才能读完这浩如烟海的书籍？！"从那时起她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看书的页数，不完成，不睡觉。那时，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安心，只有坐到书桌前，打开散发着书香的书本，她便立刻忘掉一切，甚至忘了参加在风雨操场举行的四十年校庆的音乐会。

    柳溪说，她自己是一个既没有女性柔情，又没有韶华青春，"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女子，一头乌黑短发，一副深度眼镜，单调朴素的衣着，永远来去匆匆-那时她缺乏营养，眼球上总长白水泡，疼得钻心；眼科医生一再警告她，如不增加营养，就有得白内障和青光眼的可能。为了维持学习生活。她除了写文章得点菲薄的稿费外，便是实行勤工俭学：为别人抄写稿件、教家馆、到中学代课，赚几张日伪"联合准备银价"的钞票，可以买一点鱼肝油、菠菜和水萝卜。

    柳溪的大学时代，正值日伪统治时期。当学校里开始政治性逮捕时，正是她暗自向往革命，而不想当一个书呆式的亡国奴的时候。当时的女大学生大体上有四种人：一，死读书的，梦想当留学博士，当女状元；二，迷恋于爱情生活，整日梳装打扮，想当校花，做名人、达官、阔佬、富商的太太；三，抱着救国的凌云壮志，但不知何处是中华民族的抗日堡垒，一心想通过封锁，奔向雾都重庆；四，不相信"曲线救国"，坚信**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而柳溪属于后者。她曾劝阻、挽留过那些主张奔向重庆的同学，也曾偷偷地为之送行。那时她想："无论是奔向延安、敌后，还是重庆，总比在沦陷区当顺民和亡国奴好！"虽然柳溪知道不少八路军的英雄业绩，向往其卓绝的战斗生活，但苦于没有地下关系。柳溪说："我仿佛在无边的黑夜踽踽独行，脚步不知迈向何处，睁大两只眼睛，寻找着指路明星……"

    柳溪从对个人命运的反抗，进而发展到政治反抗。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有一次借口学校伙食太坏，馒头不熟，她带头砸了饭厅。她把半生不熟的馒头掷向天花板，于是天花板像岩洞里的钟乳石那样粘满了小馒头。她还痛快淋漓地摔碎了八十多个盘子。她快乐地高声喊着嚷着，这时整个饭厅在一片擂桌砸碗的喧闹声中愤怒地沸腾起来。但第二天，她被叫到教务长面前，指控带头闹事。当然，不管怎样威近利诱，她没有惊慌失措，也决不会承认。柳溪笑着说："我拿出了过去当野孩子的泼辣派头，我当然没必要向他们诚恳坦白。"

    祸根是在食堂风潮中种下的。日本宪兵已经"瞄准"了柳溪。在轰动一时的因"金麻子"枪杀日军中将进行空前大逮捕之后，一位历史老师十分关切地告诉她，不久要逮捕的一批黑名单中有她，要她马上躲一躲，以免受敌人监狱里惨无人道的皮肉之苦。在白色恐怖之中，柳溪中断了三年级的学习，神秘地告别母校，迅速离开北平，无可奈何地回到保定家中。那时她继母已经去世，六十岁的父亲娶了一个只比柳溪大六岁的年轻女子作为第四续室。不久，家庭便爆发不和，灾难接踵而至。那个家庭她无法久留，返回北平后，在一家报社谋了一个学习编辑的位置——整天在空无一人的大办公室里校对令人头疼的稿样。不过，走上社会之后，总算第一次有了勉强糊口的栖身之所。

    通过保定老同学，在1943年冬天，柳溪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中国**北平委员会党的外围组织的一个成员。柳溪说："我简直无法描摹我当时是何等的高兴。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我的地下领导者的情景，他那朴实的农民形象、河北束鹿的家乡口音，永远留在我的脑际……我觉得我寻找了那么久的革命道路，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闪现出来了。这真是一件奇迹！有时，我甚至唯心地认为，似乎于冥冥中真有个命运主宰，他使我命中注定要走向这条渴求已久的道路。"

    柳溪的大胆与富于冒险的性格，似乎是天生的。她是在远没有认识革命的最高意义之前，便产生了对地下工作者的兴趣与神秘感的。她常常深夜闭户发奋阅读解放区的各种文件，《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论**员的修养》、《中国革命和中国**》等，就是她在沦陷区最恐怖的环境里最爱读的理论书籍。这时候，她除了发展同情革命的对象、宣传解放区、抄传单，给八路军买药品、枪支弹药之外，又开始了她的文字写作生涯。这时期，她先后写了几十篇配合抗日、揭露社会黑暗、唤醒民众的短篇小说，如《沼地》等。这些作品虽然幼稚，但却是她创作生涯里最初的脚印。

    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为了掩护和便于搜集有关日军"扫荡"和下乡抢粮的情报，柳溪还深入到敌伪大汉奸、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兼职的华北食粮公社当了一名职员和家庭教师。王荫泰曾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次长，德国老婆，六个女儿中有三个跟柳溪学习中文——每星期有三个晚上教她们中国古诗。当然，柳溪并不是真要教她们中国诗文，而是躲在书房偷听王荫泰在会客室里与各种人物的私房话。这个危险的工作，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八·一五"之前，中国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当时柳溪受组织的委派，组编出版杂志《罡风》，或明或暗地宣传**的政策。但是杂志只出了两三期，就因她的一位在北京大学作地下工作的堂兄暴露了身分，使她不得不化装撤离北平，于是《罡风》停刊。在她经过平西地区的北平委员会安排，奔赴冀中解放区途中，历经千辛万苦，其险情是她终生难忘的，这段经历，在她的长篇小说《功与罪》与中篇小说中有着真实的描绘。

    五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柳溪从黑夜里走出，来到光明、自由的冀中解放区。她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自己愉快的心情，大概只有在辽阔的华北平原的怀抱里放声歌唱，才能表达于万一。于是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她朗诵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她觉得她就像一只出了樊笼，(羽中)向天空翱翔的鸟儿那么自由、自在，革命再苦也是一种享受！

    柳溪到达解放区后，先在《冀中导报》工作，认识了当时正在该报编辑《平原》副刊和《平原杂志》的作家孙犁。孙犁回忆说："……传说从北京来了一位女学生，很洋气。又不久，区党委觉得我一个人办刊物太烦劳，要把这位女大学生分配到这里来……一天上午，女学生姗姗而来，坐在了我的门板上，这就是柳溪。我和她作了简短的谈话……"这是孙犁未见到她之前和最初见到她的印象。其后，她担任过冀中军区司令部秘书、中学教员等。1947年土地改革时，她热情地投入了这一工作，并深深爱上了农村。她回忆说："那时我有幸和康克清大姐同在饶阳县北官庄搞土改，这位革命老大姐对我非常热情，经常给我捉头上的虱子，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是这个时候，孙犁对她还有一段回忆："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饶阳、博野之间的田野里云游，忽见一个农村少妇，两手把一个肥胖的婴儿托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面而来，走到跟前，我才认出是柳溪。她已经结婚生子，并且完全农民化了……那一天的明丽的阳光，带有霜雪的田野，沉睡的婴儿和风吹日晒的母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完全农民化"，就是当时的柳溪！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这是她的思想，也是她的行动。上改后，为了能描写农村，她志愿留在艰苦的农村，当了饶阳县第八区公所教育助理员，直到平津战役结束。这期间，她曾昼夜不停地做了大量的战勤工作，写过一些关于战争的报道，在《冀中导报》上发表后，被新华社转载，并加了按语，还作为通讯员学习写作通讯报道的参考材料。

    从北平，到解放区，四年间，她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积蓄，于是便又开始短篇小说创作。1949年初，她的第一篇小说《找对象》就发表在刚在北京出版的《人民日报》星期文艺版《人民文艺》上，并以冀中农村特有的生活气息，清新的文笔，显示了作为作家捕捉生活的敏感及其才华。

    不久，她被调进保定，先当教师，后到河北省文联做文艺工作，同诗人远千里、王思奇一起，主编了《河北文艺》、《工人俱乐部》、《写作学习》三个刊物，还为《河北日报》代编文艺副刊《花间》。在他们周围涌现了如刘绍棠、谷峪、房树民等有为的文学青年，后来多是中国文坛有影响的作家。柳溪很留恋那段往昔岁月，曾写了散文《古城的思》发表在《莲池》文学杂志上。柳溪说："那时进城不久，文艺界尚未搞什么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人的关系是融洽、和谐的，真诚的，没有。点句心斗角、尔虞我诈，同志之间是多么亲如手足、亲密无间啊！"。

    是的，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岁月！虽然共和国尚是个刚出世的婴儿，它的公民们有的是天真和纯洁，坚信将来物质会丰富，社会会进步。这时期，柳溪于繁忙的工作之余，也从事小说创作。但她的进步与成长，与老作家的关怀、杂志编辑的支持分不开，这一点，她是十分清醒的。1950年，她把在保定机务段体验生活的感受写成小说《喜事》，寄给《人民文学》。那时茅盾任主编，秦兆阳在给柳溪的信中说，"茅盾同志看后，反应绝佳。"柳溪说："一个文学青年受到文学大师和先辈们的如此赞扬，该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它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动力啊！这就成了我其后向文学之途奋蹄前进的鞭策。"她写的小说《刘寡归结婚》和谷峪的《新事新办》，同时获得河北省文联颁发的文学奖金小说甲等奖，大众书店为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挑对象》。这是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的第一个可喜的收获，也是她在文学的"长征"中迈出的第一步。

    1952年秋，当北京香山的红叶染上朝霞的时候，柳溪作为编剧，来到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关于那时期她的精神面貌，老作家骆宾基有一段回忆："在看专供编导人员看的'参考片'时，在一片寂静中（除了影片的画外音之外），从前排几名观众之间，有人发出情不自禁的笑声，笑得好响亮，银铃般悦耳！我很吃惊……我猜测着，她定是个少女，才能这般忘情！但又觉得不对；一个少女原非编导人员。怎么竟然这样旁若无人地纵声而笑？这种笑声说明本人一定是个处境优越、见过豪华世面、而在感情上从来未受过挫伤的人物，但这又似乎非一般少女所能具有的精神色泽。最后……在散场时，……只见前排……确有一名身穿蓝布长衫、外罩一件灰色西式外套的年轻妇女。从这不似修饰却淡雅而朴素的衣着上，也说明她确非一般，很脱俗。"问过朋友之后，方知她是感情遭受过封建家庭的屠戮，并经历过革命艰辛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柳溪。

    在剧本创作所，她写过好几个电影剧本，但都被"枪毙"了，只有由她执笔，同颜一烟、杨沫合作的短片《陈秀华》（由国际著名寻演伊文思总导演的《五支歌》的中国部分）拍成了电影。

    1956年，她的创作正处在旺盛阶段，由于同情《文艺报》的逆境，为其主编们打抱不平，因而在肃反运动中莫明其妙地受到审查，被牵连到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中去。她被隔离在一间小屋，每天写"交待材料"，失掉了行动自由，门外有流动哨监视看管，有时被押到批斗大会看特务从宽从严的样板。她写完个人的历史之后，实在没什么可写了，就插上门，偷着写起小说来。原稿约有三万字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就是被看管期间，以"地下作战"的特殊方式日夜奋战，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的。柳溪说："每当回忆起这段生活，我就心中暗自赞扬自己还是有点'小聪明'，居然能把党领导我走进革命大门时教给我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时的技能，运用于我们自己的政权之时，这只能怪历史在开玩笑。"这个"玩笑"是辛酸的，痛苦的！

    稿子写成后，正赶上肃反纠偏，柳溪被宣布恢复人身自由，但尚无结论。她想，如果用真名寄出、发表，一旦被发现，在运动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其后果将是严重的。苦思冥想了好久之后，决定化名寄出。柳溪说："由于我钦佩全国劳动模范耿长锁的为人品质，又加上我正在精读夏绿蒂的世界名著《简·爱》，我便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耿简'。"按照当时的稿约规定，稿末必须写上真实姓名。她想来想去，无人可写，只好写上娘家嫂子安毓贤的名字。稿子寄出后，只有几天，《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小说组组长涂光群便找上门来，以为又出了一位文学"新人"。柳溪对编辑部阅稿后反应如此神速，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时她的思想里充满了顾虑和矛盾，各种"杂念"像火车一样奔来驰去。《人民文学》敢于替作者承担风险，当年五月号，《爬在旗杆上的人》终于以黑体标题，赫然发表在刊物栏目的头条上。柳溪说："我拿到这本刊物，犹如托着一件怕摔的宝物，这时我满眼热泪，在心里默念着：《人民文学》不仅是我的文学摇篮，而且在我命运困厄时，还我的救星。"这篇反映农业战线上"瞎指挥"作风的优秀小说，编辑为它做了独具匠心的删节。柳溪至今不忘，感激在心："我那篇东西，原来的标题是《在先进地区》，但编辑部把我这平淡无奇的题目改为《爬在旗杆上的人》，并把我七千字的罗嗦的'光明尾巴'删掉，由于简洁而使我的文章增添了多少光辉啊！"

    这些肺腑之言表现了柳溪令人敬佩的真诚。现在，虽然她已是影响广泛的大作家了，但她时时铭记在心的，是那默默地在为他人做嫁衣的不为人知的编辑们。她没有把作品的成功都记在自己的名下，没有让才华掩藏其瑕疵。这是一个作家的高尚品质和良心。事实上，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天生的作家，再伟大的作家，除了本人的条件和勤奋之外，在其作品出版、传世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浸透了编辑人的心血。

    政治上的屈辱，终于拆散了她的家庭。这个无法弥补的后果，使她大病了一场。

    1957年，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柳溪却有幸出版了第二个短篇小说集《爬在旗杆上的人》（中国青年出版社），内收《喜事》、《"责任事故"》、《金色的卫河岸》、《赶集》、《春》、《看家》、《爬在旗杆上的人》及《烦恼的人——使人烦恼》等八篇小说。这是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作品，显示了她思想上的深度、艺术上的成熟。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且不说艺术价值，即使认识价值，至今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爬在旗杆上的人》是其代表作，其中塑造了耿社长、工作组组长朱光、组员王玉琨、记者李震等人的生动形象，他们的举上言谈、性格、思想方法，现在和将来都会使人得到启示。正像小说开头说的那样："这故事发生在一年前。也有人说，这故事还在发生……"是的，历史的重现并不少见，事实上，在固若金汤的思想意识里，在我们的生活里，再现这样的人，再发生这样的故事，是不会令人吃惊的。

    六

    炎热的夏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样的字眼。柳溪大病初愈，也写了一张普通的大字报，贴在并不显眼的地方，要求那个在"肃反"中对她大搞逼供信的人，回单位参加整风，同时还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两篇杂文：《摇身一变——教条主义哪里去了？》和《要有这样一条法律》。"大字报"、"杂文"，加上她同文艺界朋友的议论和谈话，以及那篇著名的"右派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1979年被编入《重放的鲜花》），于是便给她罗织了两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重要骨干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