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纯德
1993年7月，在参加了人文科学国际大会之后，我从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出发，乘著名的"灰狗"（GREYHOUND）长途汽车，途经十四州及底特律、芝加哥等城市，冒着依阿华州泛滥的洪水，三天三夜，历尽艰险，于7月12日到达美国西海岸的名城旧金山，为了访问心仪多年的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女兵"，一位多产作家，曾与陈天华、成仿吾被誉为湖南新化"三才子"的谢冰莹。
旧金山的天气很好，但7月的阳光并不烁人，风是凉的。当我进入CHINATOWN（唐人街）时，仿佛到了香港——眼里是中国的牌楼，汉字路标，满街的中国人，琳琅满目的中国货，听到的是乡音，心里油然而生的是暖人的乡情。
按约好的时间和地点下了车，只见栅栏墙里是一方不太大的小花园，绿树竞翠，鲜花耀眼，花坛边半倚半坐着一位拄杖老人。"她就是谢冰莹！"我毫无怀疑地这样想。这时候，她已缓缓站起，微笑着走向大门。
"谢先生"隔着大门，我自信地向这位从未谋面的前辈打招呼。
"你一定是阎先生了，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可我想象中的你和现在见到的你也相差无几，只是想象中的你，似乎没有这么年轻……我们有缘，我从楼上下来才5分钟，你就来了。"
"我是见您心切，一路不敢怠慢……"
"要见我，得买票，因为我是'动物'。"她笑着说。
"为了这'票'往返飞行，等于我将地球环绕了一圈，还跋涉了一个美国。"我接过谢老的话茬，把多年追求的心愿，化成幽默递了过去。
面对这位革命的先驱女性，脑海不停地闪现着她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表现的那种伟大精神和民族气节，她的智、仁、勇，以及影响过几代人、并作为精神遗产永载史册的《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
从1981年3月27日起，我们有过二十多封的书信来往。她给我的信中时时念及大陆的作家。这次见面，她还问及冰心，还说抗战时期，在成都曾听她讲演《闲话燕园》。她还说到柳亚子："我曾住在柳先生家里。他说话结巴。说话时，闭上眼，干着急，就是说不出。我忍不住，就赶紧跑开，躲着他笑。他太太对我说：'冰莹，你别当着他的面笑，那样他会生气的。'我说不会的……"
说起柳亚子，我想起他在1933年2月1日发表在《新时代月刊》二月号上的一首词《寿冰莹——浪淘沙》：
绝技擅红妆，短笔长枪，文儒武侠一身当。青史人才都碌碌，伏蔡秦梁。旧梦断湖湘，折翅难翔；中原依旧战争场！雌伏雄飞应有日，莫漫悲凉。
岁首赋催桩，今进桃觞；红尘游戏尽无伤。艳福檀郎吾亦妒，努力扶将。年少侠游场，儿女情长，通家交谊镇难忘。寿汝恨无双七首，惭愧诗囊。
谢冰莹拄着拐杖，走起路来步态尚可称之为稳健——她的身体和精神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她看我手拖着，肩背着，于是便从我手里抢过一个小包，我不肯，她也不让。我们在楼道里走了一段长长的路，先后经过三道安全门，再乘电梯，才进了她的家。一进去，她便指着卧室里向西靠北的窗户对我说："你看，那就是有名的金门大桥！这座楼的其他房间，都看不见金门桥，只有这一间，窗户像个望远镜，金门桥时时都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和大桥每日相望，为了这个运气和缘分，我和贾先生谁也不想离开这里，一住就是一二十六个春秋……"望着金门侨，我心里萌生出诗的联想：那桥，难道不是归路吗？每日相望，与岁月相守，也许是在由近及远地寻找自己的足迹，从大洋彼岸美国，眺望家园。
卧室里有两张整整清洁由深蓝床罩遮蔽的不同走向的单人床，一张属于她，床头旁摆放着她和贾伊箴教授的合照及孩子们的大型彩色照片——照片告诉我，那是一个透着文化光辉的温馨之家。另一张自然属于贾教授（我没有问，为了避讳）。谢老说："他头一歪，无忧无愁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这张床的一切如旧，好像贾教授正在那里休息，或是正在等待他的归来。卧室连着小小的洗漱间，盆浴淋浴兼备，墙上贴着谢老写的纸条：洗脸巾、浴巾、脚巾、友人用巾等等，规规矩矩，有条不紊。外间略小，是书房客厅，也是厨房。一棵生长了二十三年的常青藤，爬满了房子，把同一个空间的书房客厅和厨房隔开。一张窄窄的一米二带屉长条桌，小小的木质书架靠墙而立，上面放些小巧玲珑什物，正面贴满了黄白纸条，工工整整地记录着朋友的地址和电话。"这是我对付记性不好的方法。我怕忘了朋友的地址和电话，所以，重要的，都贴在那里。"
在长条桌左上角的墙壁上，悬挂着丰子恺赠给她和贾伊箴的真迹画，画的内容被他的两句题诗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在她房间里，有好多菩萨塑像或画像。她见我在数其数量，便说："不用数，共有八个菩萨塑像和画像。"听后，我立即给她开了一个小玩笑："不！在您家里，共有九个菩萨；不过，只有您是真的。""阎先生莫开玩笑，不要惹怒了菩萨；要知道，菩萨是要保佑你一生幸福平安的。""罪过！请大慈大悲的菩萨宽恕！"因我说得相当认真，谢先生便赶紧说："没关系！任何时候菩萨都不会报复或惩罚的。"后来，她告诉我，从小因受母亲影响，才信菩萨，皈依佛门。
"阎先生，你是第一个来访的大陆人，我们隔山隔海通信好多年，今日能见面真不容易。我们算有缘分，你算有运气，因为你早来晚来，我都不在。"
谢老一面说，一面为我沏茶。喝完茶，即带我到一家叫"湖南亭"的中国餐馆吃饭。
"因我常在'湖南亭'吃饭，常在'湖南亭'请朋友，所以有人还把我当成餐馆的老板呢！"谢老很兴奋，不停地向我讲述她和这家餐馆的亲密关系和感情联系，"我到旧金山不久，'湖南亭'也来了，悄悄地在我家旁边开了业，你说，我是不是有运气？我走遍天下，总忘不了湖南菜的美味，而湖南菜似乎只有这'湖南亭'的最好……"
在"湖南亭"，谢老点了几个她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湖南菜，另有一盆汤，一盆米饭来款待我。她大概想我远道而来，一定很饿。饿也真饿，但我只顾与她讲话，根本无心照顾那一串九曲十八弯的饥肠。谢先生吃饭时几粒白米掉在桌面上，她拣起来，又放在碗里。
饭后而归，在她的小家里，我们开始了轻松自由的对话，直到太平洋上空的星斗连成一片历史和传奇……
一
岁月像逝水一样，年复一年地奔流不息。如今，已经八十九岁的谢冰莹，我仿佛听见她在说，她永远是小孩，没有老，祖国的锦山绣水、家乡四季如画的风光，永远在她的心里生辉，在她的笔下发光
山青、水秀……村子的四周被起伏的山峦包围着，婉蜒如带的小河，终年不息的唱着小曲，水清得可以看见小虾游泳；一到春天，那些采茶女的歌声唱得你神魂飘荡。她们是农家女，出门采茶都用蓝色或印花头巾罩着，只露一个小脸，遇到男人时，像新娘似的低头含羞而过。全村的女人找不出一双天足，都裹得如小辣椒一般……这是谢冰莹在《平凡的半生》里所描述的家乡——湖南省新化县大同镇谢铎山一二十年代的生活……
1906年，当中国还处在黑暗重压下，这年10月22日（阴历九月初五），她在这个乡村诞生了。
她的父亲是清朝的举人，能文能诗，做过三十年新化县立中学校长，记忆力强，知识渊博，学生们都称他为"康熙字典"。他平易近人，从没做过损人利己的事情："母亲和父亲一样被全村的人所拥戴，她聪敏有志气，能刻苦耐劳"。她读书不多，但理解力强，从十六岁嫁到谢家起，便担负起整个繁重的家务。一共生下四男二女，谢冰莹是最小的女儿，受到父母的溺爱。
谢冰莹原名鸣冈，字凤宝，又名谢彬。五六岁时父亲就教她读《唐诗三百首》、《随国女弟子诗》、《史记》等。她有惊人的记忆力。然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束缚着母亲，要她少读书，多学女红，跟别的女孩一样，裹足穿耳，决心把她培养成一个贤妻良母。但是谢冰莹从小就有反抗精神，为了迫使母亲接受她上学读书，曾绝食三天，后来见她哭得实在可怜，才允许她进私塾，十二岁时改入大同女校。
《水浒》这部名著，不知拨弄过多少人的心弦，熏陶过多少作家。谢冰莹在小学时期，也爱上了《水浒》。盛夏的黄昏，人们挥扇纳凉，她像说书人似的开了场，招引了一群端着饭碗的、拿着烟杆的、捧着茶杯的、背着孩子的男女老幼。她的六祖母是最积极的一个，一吃完饭就催促大家："你们快点吃饭呀，吃完好听鸣冈讲故事。"她一讲起来，就进入角色，忘了形，手舞足蹈。有次讲武松打虎，竟然把一个蹲在她身边，仰着脸听讲的孩子当成老虎，飞出一脚，把孩子踢倒在地，听讲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那孩子疼得直想哭，但见大家笑，她也跟着笑了起来。
母亲对谢冰莹着魔似地看小说，讲故事，非常痛恨，更认为《水浒》是一部邪书，便把书收藏起来。后来她还是把《水浒》找出来，但再也不当着母亲看，总是在大家都入睡之后，才偷偷爬起来看书。不久，看坏了眼睛，母亲骂她，她回答道："禁止我看小说是不行的，即使成了瞎子，我也要看。"
人的性格、生活道路，往往受着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童年时代，是这多种因素里的重要因素。关于童年生活，谢冰莹回忆说：
我完全像个男孩，一点也没有女孩的习气，我喜欢混在男孩子里面玩，排着队伍手拿着棍子操练时，我总要叫口令，指挥别人，于是他们都叫我总司令。我常常梦想着将来长大了带兵，骑在高大的马上，我佩着发亮的指挥刀，带着手枪，很英勇地驰聘于沙场。
我反对裹足，反对穿耳，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男女平等，只知道同样是人，为什么男人可以不穿耳不裹足，而这些苦刑只给我们女人受，男人有资格出外读书，为什么女人没有呢？
……妈妈早上替我裹脚，我可以在晚上的被窝里解开，到我哭闹着要上小学时，便把所有的裹脚布一寸寸地撕掉了。那是我与封建社会作战的第一声。
谢冰莹很小时，母亲就替她订了婚。她在大同女校学习，未婚夫在大同男校学习。这位不相识的"对象"，谢冰莹曾见过一面，但印象很坏，她说："我相信将来决不会和他结婚的。"1993年她回忆说："我五岁被'指腹为婚'式地许配给一个叫萧明的未婚夫，那时他十岁。我参加北伐回来，家里就逼我结婚。我反对这门亲事，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哪里谈得上感情？妈妈个性强，她一点也不通融，说我若不从她就死；我个性也强，也不通融，认定了的理，谁也改不了。爸爸说，为了妈妈你牺牲一下吧。我说，你杀了我，我也不从！爸爸说，你先去，然后跑。我带着无限的委屈依了爸爸。但我做好了'逃'的各种设想和准备。婚，只能成假，不能变真。我对萧明说，我是奉父母之命来你家的，我们结婚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只有痛苦；我们可以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我和他谈了三天三夜，他困得不得了，熬不过，只好睡觉；我也困得要死，但不敢睡，只能硬挺着不停地在火炉旁写日记。萧明人很好，通情达理，终于放了我，从此便开始了一生的痛苦……
在女校学习时，她的小脚得到了解放。这时，"我初次看到莫泊桑的《二渔夫》，都德的《最后一课》。我被这些爱国的故事所感动，对新文学发生了莫大的兴趣。"（《我是怎样写作的？》）从此，她最喜欢读国文，每次作文课，她总是第一个交卷，而且比别人写得长，写得好。每次寒暑假，父亲教她念四书、五经，给她讲《史记》，但母亲总是在她耳边唠叨出嫁的事，或讲女人读书无用，毫不心疼地侵占她的宝贵光阴，要她绣花、纺纱，为此她曾暗暗悲伤，小小的心田已经埋下了苦闷的种子。
当她十三岁的时候，转学到新化县立女校。这个学校的国文教员特别提倡读文言，但并不反对学生写白话。她回忆说："我读小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那时二哥在山西大学读书，他寄来一本胡适翻译的短篇小说集，我看了非常感到兴趣，自己也很想学着写，但是看了胡适论短篇小说，我又没有勇气下笔了。"
"五四"运动前后的学校，都很注重讲演，那些思想解放、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少年，一般都能登上讲坛，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各种问题的看法。有一次，谢冰莹上台后，一紧张，口吃起来，只说出了要讲的题目，却没讲出一句内容。她争强好胜的自尊心受到挫伤，感到羞辱而要自杀。但经过这次打击，她的胆量却一天天大起来，口吃的毛病反而没有了。
1920年，她转到一所离家有四百多里、特别重视英文的教会学校——益阳信益女于中学（现为益阳市第一中学）。学校地处资江之畔，——益阳城内南门附近的五马坊，对面有桃花仑。江水、渔船、葱郁的山林，织成那里十分美丽的景观。她常在熹微的晨光里为欣赏愉悦心灵的美景而耽误点名和做祷告。提到祷告，那是最使她头痛的事。谢冰莹说："我并不反对宗教，而且主张信仰自由，但我不赞成崇拜偶像，耶稣为民众谋幸福而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精神是伟大的，我们尽可崇拜他的伟大，学习他的精神，并不需要一天到晚做什么祷告……实在没有意思。"为了不做礼拜和在国耻日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这位思想激进、只有十四岁的少女，终被学校开除。但在1921年暑假，她又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父亲亲自送她由蓝田乘船到长沙。
在新的环境里，她对文学的兴趣像酒一样愈酿愈浓，文苑里争芳十艳的新文学之花，诱惑着她那颗入了迷的心。那时，"除了上课，所有余下的时间，我都消磨在图书馆里，又因我有一个时期担任图书管理的职务，看小说的机会更多，而且每次购到新书的时候，我总有优先权阅读。那时我崇拜的作家是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小仲马等。王尔德和爱罗先珂的童话，也是我最喜欢的，中国的小说，我最喜欢看《水浒》和《三国志》。《红楼梦》虽是一部小说，但对于林黛玉的哭，并不能引起我的同情，而贾宝玉那种傻头傻脑，只知道和女孩子玩的态度，我常骂他没出息。""……我爱看哀感悲壮的小说，就是看戏看电影也一样，我不喜欢看那些结局大团圆的，而喜欢看结局悲惨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小仲马的《茶花女》和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朱淑贞的断肠词，成了我最爱的读物……"在女师，她的国丈老师是翻译家李青崖，在文学创作上，不时给她以点拨；但她用心血写的万余字的小说《初恋》，李先生却不给她看，并说当初福楼拜教莫泊桑写小说是从短篇入手他才成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李先生没给她改稿，颇使她伤心且记了"仇"，再不交作文，期末结算成绩时，她的作文是零分。这件事，她写进了《一个女兵的自传》里的《作文打零分》一文中。1943年与李青崖先生邂逅时，她心里难过，直向李先生道歉。后来，她在《李青崖》这篇散文中写道："就在那梦一般的相遇，梦一般的心境里，我了解了李先生的宽宏度量，了解了他的慈爱心肠。"另外，在写作上她还受到编辑《通俗日报》副刊的三哥的鼓励，这不仅使她的写作兴趣更高，而且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学时期，谢冰莹有两个爱好文学的朋友，她们写了许多小说、散文和新诗，还天天写日记，但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连国艾老师都不知道。这种刻苦练习，使得她文思敏捷，笔锋流利，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学二年级时，在长沙《大公报》幅刊上以"闲事"为笔名，发表了一篇《刹那的印象》，那是她第一次与社会见面的处女作。这篇散文描写一个师长的太太买了一个丫头，要她们品评她的好坏，当时她极为气愤，连这位太太的饭也没吃，跑回学校就写了这篇文章，第一次用文字公开了她的正义感和社会思想。从此，她对文学的爱好更进了一步，但并没有想到将来要当作家。她的父亲却不然，对女儿的希冀与日俱增，总是孜孜不倦地培养她，教她唐宋八大家的诗文，并常常对她说："孩子，你要成为道韫班昭第二，史续兰台祈异日，我把这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
二
革命，像春潮，席卷南方，直捣军阀的巢窠。许多有识之士，热血的青年，都投入了这场革命。
如果你不参加革命，你的婚姻痛苦解决不了，你的文学天才也无从发展，为了你将来的前途，从军是目前唯一的出路！
谢冰莹的二哥，是封建婚姻的牺牲者，他的妻子又丑又恶，但他不能离婚。他爱母亲，所以不敢违母命，宁愿自己牺牲，但他同情妹妹，怂恿、支持她逃婚。当他从报上看到中央军校招收女兵的新闻后，急忙跑到学校告诉妹妹，要她赶快报名，并讲了以上那些坚定她出走当兵、逃出封建樊笼的话。后来，她感慨道："我是多么感激二哥呵，我得到了生的启示，发现了光明。"于是，1926年12月16日，经过许多曲折和艰苦来到武汉，投入革命的洪炉，在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女生部受着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与她同时受训的二百多女同学中，有小姐、太太、生过三四个孩子的母亲，还有母女两代人，不少人是小脚，"她们穿着军服，打着裹腿，背着枪，围着子弹，但是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一扭一拐"，然而她们是勇敢的新女性，都是牺牲了家庭享受和学校舒适生活而来到有着铁一般纪律的军事集团来受苦，来锻炼身体和精神的。谢冰莹热爱这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再痛快没有了，虽然在大雪纷纷的冬天，或者烈日炎炎的夏季，我们都要每天上操，过着完全和士兵入伍一般的生活，但谁也不觉苦。"
1927年，她随中央独立师叶挺副师长率领的讨伐杨森、夏斗寅的革命军西征，狂风、淫雨不能阻止她们前进，"只觉得明天就是暖和的晴日，血红似的太阳，前面是光明的大道，美丽的花"，"平均每天至少要走**十里路，晚上有时睡在一张门板上，有时睡在一堆稻草里。"谢冰莹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只要把军阀打倒了，全国民众的痛苦都可以解除，我只希望跑到战场上去流血，再也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姻而流泪叹息了。"这就是她那时高昂的精神境界。西征途中，她利用行军与作战的间隙，或在白天休息、晚上睡眠的时间，往地上一坐，把两膝并拢一起当桌子，把她北伐途中的经历，所闻所见所感，废寝忘食地用火一样的热情急就成章，这就是她的成名之作——著名的《从军日记》。
这些日记体、书信体的文章，表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反映了青年们的爱国热忱，人民对革命的支持和拥护，表现了新时代女性的思想、感情及其艰苦的生活；她们从被封建锁链捆得紧紧的家庭里逃出，经过侮辱和痛苦、挣扎和奋斗，从小脚到天足，然后"和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献身革命。"她把《从军日记》投寄到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主笔孙伏园见到后极为兴奋，就陆续把这组文章刊登在从1927年5月14日至6月22日的副刊上。《从军日记》立即轰动了文坛，接着林语堂把它译成英文，也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连载，后又有法、俄、日、朝鲜等文的版本问世，于是""谢冰莹"便名扬天下了。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曾向她致函，表示敬意祝贺。但这时，作者没有在一片赞许声中飘飘欲仙，她说："我只觉得太惭愧，太恐惧，我生怕有负他们的热望和读者们对我的热情，从此我对于文学由欣赏慢慢转变到批评的态度，自己学习的态度愈来愈严肃了。"
谢冰莹终在孙伏园和林语堂的怂恿、鼓励和支持下，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她虽然一直认为"那些东西不成文学"。而林语堂在序里说："自然，这些《从军日记》里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我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青年女子，身穿军装，足着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戎马倥偬，装束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上和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的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子军，手不停笔，锋发韵流的写叙她的感触。"
1931年谢冰莹写过一篇《〈从军日记〉的自我批判》，说这些文章"没有系统"，"日记太少"，"杂文太多"，"没有组织，没有结构"，"谈不上技巧"，"忽略了战争和民众反抗统治阶级及他们被压迫的描写"等等。但《从军日记》在读者中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不仅在作者的生命史上留下了痕迹，而且摄下了历史风暴的一个侧影，作者那颗对民众的爱心和对土豪劣绅、地主、军阀的仇恨，还是表现得明明白白的。
后来，她在《怎样写〈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一文中说，要是当初没有孙伏园、林语堂两人的爱护和栽培，"我想也许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艰辛的道路"……还说，初次走上写作道路，便懂得一个原财："那就是没有伟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是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的。"
三
像一场大梦，北伐革命失败了，女生队解散后，谢冰莹拖着两条跑肿了的腿，回到自己的家乡。
她是瞒着母亲去当兵的。一到家里，母亲就说："一个女人怎么好去当兵，和那些讲自由的男人在一块，还成什么话？你破坏了我们的家声，也有损于婆家的名誉，现在我要赶快把你嫁了……"
但是，这位经过革命和艰苦生活锻炼的坚强女子，是不会屈服的。她说："这是一个关系我一生幸福的紧要关头，我如果投降了封建势力，那我的一生就完了！自从我受了革命的洗礼以后，不但要解除我自身的痛苦，而且要解除别人的痛苦，我不能服从父母的命令……"
为了逃避由母亲订的婚姻，她一连逃跑三次，但都被抓了回来。最后她只得扮演一次傀儡戏的主角，被人们用红轿子像绑票似的抬到婆家，拜了天地，但"爱情不能带有丝毫的强迫性，她是绝对自由的，不能强迫一对没有爱情的男女结合"。未婚夫是一位善良而深明大义的人，他们谈了好几夜。她过着家庭监狱的生活，但心是自由的，她忍受着暂时的痛苦，抱着奋斗到底的决心，利用应聘任教的机会，挣脱了封建桎梏，奔向长沙。
"我胜利了，虽然伤了母亲的心，惹起乡里人的辱骂，但我是非常骄傲的。"她忘记了痛苦，只觉得眼前是一条光明的坦途。"再见吧，故乡！不到我获得最后的胜利，永世也不再投向你的怀抱里来！"
但生活是无情的。一切都不是年轻的谢冰莹所理想的那样单纯、美好，生活像魔鬼一样跟踪着她，伸出魔爪折磨她。在长沙，她坐过牢，当过小学教员，受了比在家庭更多的刺激和痛苦。然而能够吃苦耐劳的谢冰莹，没有灰心，不断同恶劣的环境斗争。前途茫茫，但她必须离开湖南，矢志以赴，于是由汉口乘船到了上海。在那里，孙伏园热情地欢迎、接待了身上只有一元多钱的谢冰莹。而十天后的一大早，当她铺开稿纸继续写那篇未完成的《血痕》时，一群巡捕冲进她的房间，无缘无故地逮捕了她。
谢冰莹如堕五里雾中，不知犯了什么王法；在黑暗、潮湿的牢房里，过了五天没有饭吃，也不提问的莫名其妙的痛苦日子。后来经过孙伏园的营救，才保释出来。原来她住进了绑匪的家里，房东事发后，她受累被铺，差点丢了性命。在狱中，她失掉了行李、书籍和几篇呕心沥血写出的稿子。此后，囊空如洗的谢冰莹，衣着褴楼，忍饥挨饿，只能以卖文为生，作品散见于当时的《时事新报》和《申报》副刊。
在上海的艰难岁月里，她始终感谢孙伏园对她的真诚同情与帮助。正在主编《当代》的孙伏园，希望她考大学，愿意亲自去交涉，以使免收她的学费，并完全负责她的膳费和书费。但素来主张自食其力，不想依赖家庭或朋友的谢冰莹，却想暂时去当工人，即使当丫头，倒马桶、拖地板也可以，等到有积蓄，再去求学。为了工作，当她正在苦闷中徘徊的时候，钱杏chun（阿英）关心地说："这学校的教务主任，还有好几位教授，也都是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你是女兵，进去可以免收学费；至于膳费和书费，可以靠卖点文章来补助它。"由于阿英的介绍，她考入了上海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同时进去的还有她中学时代的朋友王克勤——当时的电影名星王莹。
谢冰莹像叫化子一样，过着穷苦潦倒的生活。在朔风袭人的寒冬，她连件棉袄都没有，这时候，王莹送给她一件。她回忆说："这件破棉袄是我唯一的财产，白天当大衣穿，晚上当被子盖，我永远忘不了克勤，也永远忘不了那段忍饥受冻的生活。"
上海生活之苦，是难忘的，曾穷得四天没饭吃，连喝一杯开水的钱都没有。那时《从军日记》快出版了，她饿得实在不能忍受时，便跑到春潮书店向夏康农借钱。1928年《从军日记》出版的那天，她是何等快乐啊！"春潮书店的大门贴着一张用各种不同颜色写的鲜明又动人的广告"，丰子恺的女儿画的小兵骑牛的封面，拥挤的读者……这一切都使她兴奋。但饥饿之火烧着她的饥肠，催促她向书店讨要几块版税，而那位冷酷的会计，根本不同情她的处境。等到黄昏，居然拿到五元钱，回去不再乘三等车了。售贾员看她穿得破烂，就赶她到三等车去，而她拿出五块一张的钞票，忿怒地向他示威："喂，找钱来吧！"
这时候，她学会了喝酒。她说："一个人到越穷困的时候，对于金钱便越视为粪土……我只要精神痛快，物质生活哪怕再苦些也不能丝毫影响我的思想和意志，有钱时我分些给穷朋友，或者跑到馆子里大吃大喝一顿，或者买许多我爱吃的虾米、牛肉干、鸭胗肝和糖果回来，穷困时，就一个人跑到马路上喝西北风，躲在亭子间里喝自来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窝里睡两天，看看有趣的小说，以消磨可怕的长日。"她还说："虽然这样穷苦，但我这副硬骨头始终不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更不像别人认为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饥饿只有加深我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只有加强我生的勇气，从此我要奋斗，为了自己，也为了万万千千和我同样在饥饿线上挣扎着的青年男女"。
上海艺术大学是在法国租界开办的学校，当时进步团体和学生的爱国活动都被侦探视为眼中钉，这个学校曾三次遭搜查，最后一次谢冰莹险些被捕，学校被迫解散。这时，她接到三哥的汇款和信，要她去北平投考女师大。但她犹豫，矛盾，不愿意离开这个文人荟萃之地；她觉得上海是文人的摇篮，亭子间的生活再苦，但不受别人限制的生活是自由的、痛快的，那里的一切是活跃的，进步的，她爱这所"社会大学"。但在1929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她终于登上了北上的海船。到了北平，最初住在河北省妇女会，一星期后搬到《民国日报》和小鹿（陆晶清）合编副刊，只有两个月，便被禁止出版，她又回到妇女会去住，准备考学。在女师大的考试中，百分制，她的地理只得了四分，而已在考卷上她还责备出偏题的教员，录取本来是无望的，但经过文学系主任黎锦熙教授的力争，她才走进学校的大门。
她必须一面读书，一面教学，一面写作，否则是无法养活刚生下不久的女儿（名符冰，小名小号兵，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被迫害致死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岗位上，时年三十六岁）的。教学任务重，每周十二小时的国文，每次改作文九十多本，几乎每晚都是12点前改卷子，12点后，进行写作，她"像一只骆驼那样负着重担在沙漠里挣扎着前进"！那时她的文章牢骚盛，大报副刊不敢登，劝她写"软性"的文章，她拒绝了。只有一家小报欢迎她的稿子，当时她用许多笔名，如芷英、紫英、乡饱老、英子、格雷、林娜等，而从不用她正式的笔名冰莹（另外她还用过兰如、南芷、刘滢、无畏、碧云、小兵、芙英等笔名）。
做了母亲后，她的生活是艰苦、不幸的。她的丈夫是北伐时的同学——一位年轻诗人——符业奇（符号）。一柔一刚，方能构成一个世界；而两个性格刚烈者，终难成为一个永久的和协。也许他们都还年轻，也许由于误会，他们的感情产生了很深的裂痕，致使她多次想悬梁自杀，但理智和女儿的微笑，使她冷静下来，取下套在颈上的绳子。至今，符号仍颇怀念她，有诗为证：
苦心孤诣称鸣妹，诉罢离情诉爱情。色即是空空是色，佛门听取断肠声。知君焚稿了前缘，中夜椎心忏旧怨。劳燕分飞天海阔，沈园柳老不吹绵。
而她对我说："我们俩当时并无大矛盾，是历史或命运把我们分开的。如果他现在给我写信，我会回信的。"
谢冰莹先是住在西单小口袋胡同。符号被捕后便搬迁到石驸马大街内授水河二十二号。她积极地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之一（笔者按：据谢冰莹给我的信与1993年7月13日在美国旧金山访问她的笔记与录音，她否认自己是北方左联成员），与潘训（漠华）、杨刚等人过从，是孙席珍家里的常客，还曾把女儿寄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