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① 很引起国内文化人士的注意，由此而展开了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

    2月间，《独立评论》刊出吴景超的文章《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② 吴氏把对于东西文化的态度分为折衷派、全盘西化派、复古派。他自称折衷派，着重批评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而认为胡适与十教授一样也是折衷派。

    不久，陈序经先生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也说胡适是折衷派。但他认为，胡适的整个思想“虽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可是若以为胡氏的主张是与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十教授宣言一样，也“未免有点冤枉”。因此，他“希望胡先生来给我们一个解答”。③

    其实胡适对这个问题早有主张。1929年，他为英文的《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 Year-book)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在那篇文章里，他使用了两个意义不尽相同的词，一个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译为“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这两个词意义虽然不尽相同，但胡适的态度却是鲜明的：既反对“抵抗西洋文化”的复古派，也反对“选择折衷”的变相保守论。而现在，吴景超、陈序经两位都说他是折衷派，甚至说他是与十教授同调的折衷论者，他自然有些不服气，于是便立即回答陈吴两位，表明他对这次东西文化问题讨论的态度。他说：

    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④

    胡适虽然声明“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反对折衷论，但他的认识事实上却倾向于一种历史的自然折衷论。

    十多天后，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⑤ 申说的也是这种反对折衷却承认自然折衷的历史见解。他相当尖锐地批评十教授的宣言，指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清末洋务派维新派那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翻版，“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十教授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胡适不赞成十教授宣言的折衷论，一方面是因为它完全可能给主张祀孔读经的何键陈济棠等顽固势力作烟幕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绝大的保守性(即惰性)，无论怎样激烈的变动，“绝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那“中国本位”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动摇的。因此，他的结论说：

    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他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总之，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受了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

    他反对妄谈折衷，只是为了反对极端保守的顽固势力，他自己明确主张的仍是历史的自然折衷论，在实质上与折衷论相接近，却与“全盘西化”相矛盾。因此，在这篇文章里胡适便不再使用“全盘西化”的口号。

    这年6月，胡适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⑥ 便说“全盘西化”确有语病，干脆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建议改用“充分世界化”。他说：

    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龋……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都可以不成问题了。

    从此，胡适便公开与折衷论妥协了。在“充分世界化”的口号下，他明确宣布“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沈昌晔……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甚至也“可以欢迎‘总答复’以后的十教授做我们的同志了”。

    无论是“全盘西化”，或是“充分世界化”，都是与胡适的中西文化观分不开的，是他对中西文化认识的一个具体反映。两个口号并没有实质上的太大的分别。

    如何评价胡适的中西文化观，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可以写成一本专书。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与本文有关的几个要点：

    第一，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学者，能以世界文化的眼光观察比较东西文化，认识西方近代文化的优胜先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落后，因而“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东方的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并积极倡导文化革命，主张自由输入西方文化，以打掉我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和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