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他“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他所撰写的“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碑文应可证明，他的这句话确是一句实话，也是他在思想感情上与亲日派不同的一个重要标志。

    1933年5月23日，正当蒋介石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乞和的时候，在离北平60余里的怀柔县附近，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五十九军的一千多名将士与日寇展开了一场壮烈的血战。战斗从早晨四时开始。中国健儿们冒着敌人飞机的侦察轰炸，赶筑阵地，在坚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战壕。坚守到了下午，因为停战协定已签订，上级便命令他们撤退。但他们正在酣战中，又听到那丧权辱国的停战消息，更不愿放弃这难得的抗敌机会，一直坚持战斗到下午7时才撤下阵地。

    在这次战役中，有203位将士壮烈殉国。后来，国民政府将这些抗日战死将士安葬在大青山，建立公墓，树碑纪念。傅作义将军特意请胡适为公墓撰写碑文。胡氏欣然允诺，并为抗敌将士“最壮烈的血战”所感动，以极端敬仰的深情写了一篇白话碑文，由钱玄同书丹，刻石建碑在大青山麓——这就是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

    碑文中愤怒谴责《塘沽协定》是一个耻辱的“城下之盟”，是“国耻”，热烈歌颂抗敌将士的壮烈血战和英勇殉国的精神，说“一千多个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最后的铭文写道：“这里长眠的是203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①

    碑铭所表达的，正是我中华子孙的民族大义和对殉国英雄的无限敬仰之情！

    但是，到了1935年，日本侵略者阴谋吞并华北五剩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军的压力，6月初，由亲日派大将何应钦出马与驻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断送了华北的大部份主权；又取缔反日运动，“何应钦将军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掩藏”，连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也在“取缔”之列。胆小的何应钦“打了几个电报给傅宜生(按：傅作义字宜生)，叫他消灭一切‘抗日’的标帜，尤其是这里的阵亡将士公墓。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了‘长城’二字”，碑文也蒙上了一层沙石，另刻上了“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全国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都设法迁毁了，只剩林森题写的“河山壮气”一个匾。

    7月5日，胡适曾随同傅作义将军同去绥远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墓地离车站不远，在车上可望见墓碑塔。胡适原来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没有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这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竟被国民党政府自己先“埋葬”了！胡适站在这203个国殇的墓前，真是不胜感慨，悲愤交集，援笔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一诗。诗云：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②

    胡适虽然长期唱低调，不主张“提起铁匠铺的大刀”去和那些“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因而不主张对日作战，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汉奸却也饱含着不满与悲愤，他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炎黄子孙的血，还保存着中华民族子孙的民族气节。

    胡适对中国外交方针的见解便明显与亲日派的汪精卫有别。他是英美派的知识分子，对日本侵略者的认识还是很鲜明的。他曾在《独立》论外交政策说：

    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应该是：我们必不可抛弃那国联的大路。在不放弃国联与国际的原则之下，我们可以和日本作种种事实问题的讨论，但我们必须认清：今日军阀统制之下的日本决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今日的情形，老实说，只能是多交朋友，谨防疯狗。我们若因为怕疯狗，就连朋友都不敢结交了，那就不够资格做朋友了。③

    胡适在外交上主张“多交朋友，谨防疯狗”，即是与苏、美、英交朋友，共同对付日本这条疯狗。

    汪精卫却不赞成胡适的主张，他在给胡的信中说，即使苏、美、英幸而战胜日本，但“我国已成一团糟，除了化做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④ 汪氏散布这种悲观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