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创刊时正当“一·二八”事变上海停战之后。如何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胡适和《独立》唱的是不抵抗的低调。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竟规定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带，虽由中国警察接管，却规定中国不得在本为自己领土的“交战区”驻兵，明显是对中国主权的出卖；又规定日军撤至“一·二八”事变前地区，即承认日本可以在上海淞沪、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广大地区永久驻军，还承诺取缔抗日运动，答应把英勇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撤离上海。这显然是一个妥协和出卖主权的协定。而这时创刊的《独立评论》发表胡适的文章，却公然赞许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态度，赞扬丧失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①

    不久，胡适又发表《论对日外交方针》，主张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项原则，与日方“和平”交涉。② 虽然文中明确提出“交涉的目标要在取消满洲伪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却又妄言中国也不得在东三省驻扎军队，实际上等于承认满洲独立。因此，连一向追随胡适的傅斯年也极表反对。

    胡适一味主张温和冷静，不以武力抵抗，幻想与日本和平交涉、谈判，故对一切能暂时停止战争的妥协举措他都表欢迎拥护，特别寄希望于国际的“调解”与“援助”。

    这年10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报告书——即“李顿报告书”。这报告书也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英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独霸中国东北的不满，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有所揭露，如指出日军“九·一八”夜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满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未经宣战而“武力强夺占领”；“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在当地华人心目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这些诚然是公论。但是报告书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公然鼓吹“满洲自治”，由“国际合作”共管，企图将中国的东北变为西方各大国共同的势力范围。

    这个报告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胡适却撰文赞扬这个报告，说它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并称赞李顿调查团是“审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断”，“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他们这七个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的”。对于所谓“满洲自治”胡适也全盘接受，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③

    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郑螺生等人的质问与批评。④ 但胡适仍不改初衷，接连又写了《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国际调解的前途》、《国联报告书与建议的述评》等多篇文章，⑤ 继续散布对国际联盟的幻想，希望通过国际的“调解”、“援助”来解决中日问题。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只认强暴，不顾世界舆论。胡适有时也十分矛盾，觉得对国联的幻想不切实际，还必须强调民族自救。他曾说：

    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国联的藤牌来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国是否能长久容忍日本的挑战态度，是否还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心，——那都不是我们所应该特别重视的。我们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政治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幸运满天飞，飞不到不自助的懒人的头上！⑥

    应该说胡适还是有所觉悟。但是他的不抵抗主义根深蒂固，且源远流长。早在留美时期，他就是老子的“不争”哲学和基督教不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当年留美同学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坚决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却力主“温和”、“冷静”，反对抵抗日本侵略，被同学骂为“木石心肠”。⑦ 时光流逝了近20个春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新的侵华暴行，胡适还是重弹不抵抗的老调，并以为他的这种态度是“理智的爱国主义”。但是，他的论调却与蒋介石政府当年的不抵抗政策不谋而合了。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传统。各阶层的爱国同胞，特别是热血青年，都奔走呼号，要求政府抵抗侵略，拯救国难，抗日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

    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徐炳昶先生，自称是《独立评论》的“准社员”，也主张抗日。他给《独立评论》写信，希望《独立》的朋友联合发一个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并询问胡适近来的意见若何。⑧ 胡适却仍坚持他的不抵抗论调，他回答徐炳昶说：

    徐先生特别要知道我对于主战的意见，我可以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⑨

    胡适在日本侵略者的先进武器面前极度悲观。国势孱弱，无可奈何，他以为只有妥协求和才能避免国家更大的损失，一个负责任的政论家必须冷静，不可轻言抵抗。这是他坚持不抵抗主张和幻想国联调解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他确乎是冷静的，却也确乎冷到了“木石心肠”的化境啊！

    到1933年，日军又侵占热河，大举进攻关内，直逼长城以南，平津华北形势十分危急。国民党政府束手无策，又只好谈判乞和。这年5月，胡适作《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继续唱低调，主张暂谋局部的华北停战以“保全华北”，认为中国此时“决无解决的能力，也决无解决的办法”，“华北停战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我们应该可以谅解”。⑩ 他如此为国民党政府的乞和与不抵抗辩护，以致傅斯年更加怒不可遏，一反过去对胡适执师礼甚恭的态度，写信抗议，并声言要退出独立评论社。11 仅此一点，也可见胡适所唱的不抵抗低调，是何等不得人心！

    胡适唱不抵抗低调很不得人心，延宕和贻误抗日救国的责任自然也不可推卸，但也不可因此就说他是投降卖国。他主张与日本妥协谈判也是出于一种爱国的责任心，故坚持以“取消满洲伪国”为目标。1933年2月14日，日本在答复国联的书信中叫嚷“日本政府深信‘满洲国’独立的维持与承认是远东和平的惟一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便认为“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他说：

    此时中国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