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胡适去南京晋谒蒋介石以后，便一步步走上拥蒋的道路。后来便逐渐亲热起来，愿意做国民党政府的诤友、诤臣。

    什么是胡适所谓的“诤友”、“诤臣”呢？他在致《独立评论》的三位朋友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的一封信里曾引宋人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的一首诗，咏那山泉道：

    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终夜鸣。

    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

    胡适希望三个在政府里做官的朋友不要像那山泉一样，出山以后反而不声不响，而要做“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他说：

    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①

    这便是胡适所理解的诤友、诤臣。他希望三位朋友做的“教育领袖的事业”，也正是胡适自己所想要做的。他的拥蒋，其中便包含着一种幻想，即凭借自己的思想和地位，以宾师自居，“教育领袖”，希望能引导蒋介石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胡适办《独立评论》，便也努力鼓吹法治和宪政，希望蒋介石的党国实行他所向往的那套美国式的民主政治。1933年冬天在《独立评论》开始的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即集中反映了胡适的上述思想和幻想。

    当时，蒋介石正日益加紧法西斯独裁专政，继“CC团”之后，又组织了“蓝衣社”。这两大特务组织叫嚷“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在全国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独立评论》上发表的蒋廷黻、丁文江的文章也公然迎合蒋介石的意愿，主张中国实行**独裁，鼓吹德意志、意大利的所谓“新式独裁”。② 他们认为在中国“民主政治根本还谈不到，独裁政治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说“除去了独裁政治还有旁的路可走吗”？③

    对于蒋介石的**独裁倾向胡适却是不满意的。他不同意丁文江、蒋廷黻的文章，明确坚持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他说：

    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靠独裁**。……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个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决不是一班没有严格训练的武人政客所能梦想成功的。今日的领袖，无论是那一党那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说是我们的“眼中人物”；而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处有一个够资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教育与训练的人才可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难道我们还能妄想抬出一个蒋介石，或者别个蒋介石来做一个新的全国大结合的中心吗？④

    胡适认为，蒋介石也没有资格做**独裁的“诸葛亮”，何况其他？并进而指出，在中国提倡独裁“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的**”。⑤

    三十年代的胡适

    《独立评论》上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持续了一年多，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一派主张独裁，一派主张民主，分歧似乎很大，争论也颇热烈。但就其实质来说，仅是蒋介石国民党用何种方式实行统治的问题，一派主张把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制度搬来，一派则要采用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拥护和改善国民党蒋政权的统治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没有分歧的。

    1934年冬，国民党政府在第五次“围剿”中取得一时的胜利以后，国共两党斗争的情势骤变。为了欺骗舆论，笼络民心，蒋介石也曾做出一点民主的姿态。11月27日，他和汪精卫联名向全国发出的通电表示：“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实行义俄制度之必要与可能也。”同日，蒋介石在答日本记者的访问时也说到“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的必要”。

    蒋介石这样亲自出来做一个否认独裁、维护民主自由的姿态，使得胡适喜不自禁——他对蒋介石的希望正是如此埃所以，他立即作文，表示“很诚恳的赞成”蒋介石的宣言，并很诚恳的希望蒋介石“不要忘了这样严重的一个宣言”。⑥

    不久，胡适便出来为“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做总结。他在《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一文中，引证国民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