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封信，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意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⑤

    分歧十分明显。但是，胡适最不满意的还是总会宣言中所提“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不久，他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依据“法律”反对总会“释放政治犯”的主张。他说：

    今日参加这个民权保障运动的人的言论，……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前日报载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正是一个好例子。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⑥

    这就从法律的角度把他和总会的矛盾尖锐化了。总会要求释放政治犯，保障民权与人权；而胡适要维护国民党政府的法律，政治犯与虎谋皮搞革命，便应该“被虎咬”，不能释放——这就明显地是要求保障民权或人权服从于维护政府的镇压之权。因此张学良的秘书便致书胡适，表彰他“笃念时艰，抒发伟议，审微见远”，以至于“良殷心倾”，钦佩之极了。⑦

    接着，胡适又以北平分会主席的身份向《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继续指责“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宣称政府“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⑧ 这就为蒋介石政府已奉行多年的武力镇压披上了一件“法律制裁”的外衣，显得冠冕堂皇多了。

    胡适如此对外公开反对会章、攻击会务，中央执委会特开会讨论，致电胡适询问对《字林西报》谈话的真相，要求他复电解释。他的老朋友杨铨也致信相劝：“甚望有以解释，勿使此会因内部异议而瓦解也。”⑨ 但胡适既要从法律上维护政府之镇压权，已走上与民权保障同盟根本对立的道路，便不再听朋友劝告，也不回复总会的质询。

    2月28日，宋庆龄和蔡元培代表总会再致电胡适，说：

    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⑩

    胡适仍无答复。于是，1933年3月3日民权保障同盟开中央执委会，蔡元培主席，议决开除胡适的会籍。从此，胡适便与民权保障同盟决裂，也不好意思再高唱什么“人权”、“民权”了。

    后来宋庆龄曾作过分析，说胡适原来也是同意了同盟的基本原则才加入的，“但当国民党与张学良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11 攻击同盟，反对会章，正是他讨好蒋介石、张学良的具体表现。

    对于胡适与民权保障同盟闹的这场风波，国民党政府自然十分满意。这以后，就有了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出面请胡适出山当教育部长的事。虽然胡氏恳辞，没有去当官，关系却从此异常地亲热起来，真正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诤友”、“诤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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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看蔡元培、林语堂1933年2月13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87～188页。

    ②见上书，第179页。

    ③同上书，第181页。（三版注）

    ④见上书，第188页。

    ⑤同注①，第182～183页。（三版注）

    ⑥《民权的保障》，载《独立评论》第38号，1933年2月19日出版。

    ⑦同注①第186～187页。

    ⑧胡适对上海《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ry News)记者的谈话，载1933年2月22日该报；中译文附见《胡适来往书信逊，中册，第189～190页。

    ⑨同注①，第192页。

    ⑩同注①，第193页。

    11宋庆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见《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