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胡适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发起成立“独立评论”社，创办了一个专门谈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第1期刊登胡适所作的《引言》，便标榜所谓“独立精神”，说：

    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①

    后来，胡适还多次反复强调、宣扬这个“独立精神”，并指责别人不独立。他说：

    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②

    他们强调事实和真理、强调“独立精神”显然是不错的。他们社办的刊物不要任何党派津贴，也不要什么老板问津，而是社员各捐自己薪俸的百分之五作为基金，社员作文不取报酬，在经济上也是独立的。③

    那么，《独立评论》是怎样讲事实，讲真理，怎样贯彻“独立精神”的呢？

    《独立评论》创刊的时候，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重时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坚持对日不抵抗，对内加紧“剿共”的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在对**领导的苏区接连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又积极策划发动第四次“围剿”，到1934年更倾全力发动第五次“围剿”。那时的中国，“边地”上是日本兵打进来，日本飞机炸进来；在“腹地”，是中国兵打进去，中国飞机炸进去。真是炮火连天，哀鸿遍野啊！

    那么，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这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怎样看待当时中国的这些基本事实呢？其实他们的思想和政见也并非完全一致，他们中间也有真诚地向往“独立”的，有的则是不能不装一点“独立”的门面。例如胡适与丁文江的文章也在国民党与**之间说点“公平”话，不承认**是“匪”。他们说：

    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自从国民党**以来，对于**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势力。……事实上是长江流域产生了第二个政府。④

    这说的确乎是事实。他们甚至呼吁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不是匪，是政党”，并“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这也确乎有一点“公平”。然而，他们又说“国民政府为自卫计，想用兵力铲除这样迫胁它自身存在的政敌，这种心理是一个政府不能没有的”。这自然是为国民党政权着想，“剿共”还是必要的。他们毕竟是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有一点“独立”的色彩。

    有的文章作者不赞成**用兵力来革命，却也利用回乡机会到处查访共军的情形，向与**确无关系的老同学打听“剿共”的消息，偶尔也向读者报告某些实际情形，如国民党地方政府如何“借口剿共防匪可以无限制的加征”钱粮，国民党官军如何“骚扰或叨扰”百姓，以及“剿共军队愈多，共军势力必日大一日”，“因为向来政府派往剿匪的军队把枪械卖给他们”，**对贫苦老百姓“真所谓暗室明灯”，“势必如燎原之火”。⑤ 这些情形反映得比较客观，也确有一点“独立”的色彩。

    胡适的有些文章，在赞扬近代中国为了各种革命慷慨杀身的志士时，甚至也一并赞扬那些为“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认为“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他们为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或他们所梦想的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⑥ 胡适也并不讳言“苏俄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并说“苏俄的伟大的试验，在这两年之中，也逐渐得着了世人的承认与了解”。⑦ 这些也都显出一点“独立”的色彩。

    但是，这种“独立”的招牌挂不多久，刊物上就逐渐地常有“清共剿匪”、“先剿匪，后抗日”一类的词语。⑧

    1932年9月，丁文江发表一篇政论，题目就叫“抗日剿匪与中央政局”，文章说：

    9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告全国人民书》。其中可以分做三段……是抗日，剿匪，与异党合作(按，指追随国民党的一些小党)，以谋根本的建设三件事体。以原则而论，国内的多数人大概可以赞成。……“国未有心腹之患未除而能抵御外侮者”，这当然是常识，任何人不能否认的。⑨

    这些言论显然是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辩解与阐释的，隐含的是**精神，却看不到什么“独立”精神了。

    1934年至1935年间，国民党政府在第五次“围剿”中得逞，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撤离南方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这时的《独立评论》便连篇累牍刊载拥护“剿匪”的文字，如任叔永的《剿匪中的四川问题》，宋益清的《从四川匪区回来》等等。⑩

    以后一篇文章为例，“匪”字满纸，且说共军所驻的地方“都有白骨丛冢”，县苏维埃所在地“杀人特别集中，万人坑有70之多”，保卫局“附近的万人坑很多”，把红军和**描绘成了杀人的魔王。而胡适竟在《编辑后记》中特别赞扬这篇**文章“是一篇很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又赞扬这位**作者具有什么“史家的精神”。11

    从此，拥蒋**的态度就相当明朗了。胡适自己也在他的《南游杂忆》中情不自禁地直接出来歌颂“剿共”的胜利，说：

    我们在广西旅行，不能不感觉到广西人民的武化精神确是比别省人民高的多，普遍的多。……去年萧克西窜，广西派出剿御的军队只有六团是省军，其余都是民团，结果是把萧克的主力差不多打完了。去冬朱毛西窜，广西派出的省军作战的只有十一团，民团加入的有15个联队，共约二万人，结果是朱毛大败而逃，死的三千多，俘虏七千多。12

    对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