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1月底，胡适挈妇将雏离沪北上，住进新租的北平后门内米粮库四号寓所，心想从此离开那因谈人权而引起麻烦的是非之地，然而麻烦却未能完全了结。

    胡适在1930年—1937年的居宅米粮库四号院内

    胡适离沪之前，中国公学又发生风潮。胡氏本来早于5月获准辞职了，但他推荐的继任者马君武先生采取萧规曹随的方针，于校事无所变更，故仍为当局所不满。有关方面便运动党人于右任先生出长中公，因即引起风潮。上海市党部为此又在报上发表宣言，极力攻击胡适，并翻出谈人权的老账来清算，其中说：

    自胡适潦倒海上，执掌该校后，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①

    他们咒骂胡适为“反动文孽”，说他在中公风潮中“仍猖獗不已”，出面调停，实则是“教唆少数学生重起拥马风潮”，甚至杀气腾腾地宣称国民党人士“莫不欲得胡适以谢天下”。

    胡适素养好，不怕骂，看了报纸虽不忧心忡忡，却毕竟也不得安宁呀。

    接着，11月22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又登出立法院长胡汉民在立法院纪念周的讲演，题为《谈所谓言论自由》，又是针对胡适而发的。其中说：

    最近见到中国有一位切求自由的所谓哲学博士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一篇长长的论文，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在他个人无论是想借此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赞助和荣宠，或发挥他“遇见溥仪称皇上”的自由，然而影响所及究竟又如何呢？此其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②

    这里的“所谓哲学博士”明明是暗指胡适的，而言词如此愤激，明显是对《新月》谈人权、争言论自由的余恨未消。他们虽然后来也贡献过“五鬼乱中华”的妙论，并把**也归到“五鬼”里面了，但似乎还不够将功折罪，所以胡汉民要把胡博士拿来训斥一顿，以警诫谈所谓言论自由者。

    胡汉民是留日出身，早年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办《建设》杂志时他与廖仲恺、朱执信等跟胡适讨论过“井田制度”——那时国民党尚不行时，所以“先生”长“先生”短的书信往还，煞是亲热。十年之后，胡汉民已贵为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央的“胡委员”了，岂是当年讨论井田的胡汉民可比？因此颐指气使，对胡适很不客气。

    受了这样一位党国要人的无端训斥，胡博士又岂能忍气吞声？他于离沪北上的前三日看到此文，便写信质问，要求胡汉民指出在哪一天的什么《伦敦泰晤士报》上登有胡适的什么长长的文章。这一下可将了胡汉民的军。他本不会英文，自然没见过《泰晤士报》，也没有见过胡适的什么文章，只不过是听了某人投其所好的挑拨言词，便率尔兴师问罪。接读了胡适的信，他怎么能答复？只好推给秘书处代答，敷衍了事。

    “胡委员随从秘书处”的代答颇为滑稽：一方面承认胡汉民是听“友人”说的，不是自己“见到”，也不是胡适发表什么文章，而是《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述中国某哲学博士之言论”——这样说来，胡委员的演说信口开河，又率尔发表于报章，至少有不察之过的，但是胡委员却硬说是“近极端言论自由者之过”。官僚权势者们大约都习惯于这种蛮横态度。另一面，胡汉民的演说明明是对着胡适，代答却又诡辩说“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这就使胡适明知受了诬诋，却也不好追究得了。③

    那时，胡政之写的《新都印象记(二)》也记有胡汉民的上述谈话，胡适便写信去询问。胡政之复信说胡汉民当日确是指名道姓针对胡适而发。这使胡适更明白了党国要人对自己的不信任态度，心里自然不快。但更使胡适感到惊异的是胡政之复信中提到的另一件事：“再者：来函受过北平公安局检查，亦殊可异。敝处每日得北平文件甚多，久未见检查图记，兹寄还函面，乞注意。”④ 即是说，胡适迁居北平以后，当局对他的言论仍十分注意，往来信件也要受公安局的非法检查。这便是在中国谈人权，谈言论自由的结果！

    与此同时，留在上海的《新月》杂志也不时遭国民党当局的扣留与查禁。主要撰稿人罗隆基曾被拘捕，经保释后，他作了《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载在《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