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予希望。他说：

    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rodin我没有见过。……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③

    这段时间，胡适在日本仔细读了那几个月的报纸，了解国内的情况，据他自己回忆，便明白了当日吴稚晖等一班文人出来主张“清党**”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胡适的同情那时就已经在蒋介石一边了。他曾追述在东京的一段故事，说他在帝国大旅馆里遇着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先生(Manly O. Hudson)，谈话间，赫贞说他在上海与宋子文交谈过，认为“最近中国的政变是一个大反动”，胡适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曾为蒋介石辩护，说：“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道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说的那样简单吧？蒋介石将军清党**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按，即吴稚晖)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④ 这番话是在26年之后胡适逃亡美国时写的，他当日拥蒋**的态度虽然未必像后来这般分明，但基本倾向却毫无疑问是前后一致的。

    在日本徘徊观望了20余天，胡适对国内风云变幻的政局大致有了认识，心里有了一点底，觉得似乎不至于怎么样，他便订了船票，要回离开不满一年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祖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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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27页。

    ②同上书，上册，第426页。

    ③《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股份公司1990年12月版，第5册，1926年10月15日。（三版注）

    ④参看《追念吴稚晖先生》，原载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第10卷第1期，1954年1月出版。后收入《胡适选集》“人物”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引文见该书第167～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