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不管人们称之为改良也罢，革命也罢，它首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大变革。胡适在他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中便提出：“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① 他把白话文学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学史论方面的一个十分大胆的创见，是直接向传统文学观念的挑战。
长期以来，在正统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说、戏曲、俚歌等，他们总是鄙弃，看作“君子勿为”的小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以致古人编文集时大多不收小说和戏曲，甚至有人创作了卓越的白话小说却不敢署自己的真实姓名。
到明代中叶以后，新的经济因素萌芽滋长，市民阶层中初步民主主义的思想意识反映到文学领域，文学观念较以往开通了，便有李贽、袁宏道、金圣叹等人出来抬高白话小说、戏曲的地位，甚至把它们同著名的《离骚》、《庄子》、杜诗等量齐观，表现出一种很可贵的进步的文学见解②——但他们毕竟未能突破传统文学观念的藩篱。
清末，更有不少人出来办白话报，提倡白话文，推行“官话字母”。胡适那时在《竞业旬报》上也写过不少白话小说、传记及各类白话文章。但是，他们也只把白话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承认其为文学；他们自己仍做文言的古文、骈文和律诗，以为这些才是高雅的文学。诚如胡适所指出的：“他们最大的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是不行的。”③
五四时代的胡适便完全不同了。他与传统文学观念针锋相对，提出了“白话文学正宗”和“活文学”的观念。他肯定历史上那些写白话小说的大师们如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等“皆文学正宗”，而贬斥传统文士们写的那些“骈文律诗乃真小道”。④ 他又公开宣判，说那种已经完全脱离民众口语的、少数人垄断的、僵死了的文言文是“死文字”，用这种死文字决不能做出“活文学”来，只有接近民众口语的白话才是活文字，才能产生第一流的“活文学”。因此，“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⑤ 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学观念之下，胡适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当作了文学革命的一个中心内容，作为他号召文学革命的一面旗帜。
起初，他们多从破坏的一方面下手，注重批判旧文学。除了胡适斥旧文学为“小道”、为“死文学”之外，最著名的还有陈独秀、钱玄同。陈独秀公开把一批古文大师斥为“十八妖魔”，⑥ 钱玄同则概括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名句，⑦ 抨击摹仿古人的散文和骈文。这几句口号在当时流传很广，虽未免有些偏激，却给旧文学和复古守旧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到1918年春天，胡适写的长篇论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就开始注重具体的“建设”一方面了。他说：“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⑧
胡适已经认识到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斗争只能“取而代之”的规律，因而提出建设新文学的两个标准：一是用“活文学”来取代“死文学”，即前面说到的提倡白话文学。在这篇论文里，他甚至把文学革命的目的归结为“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这是他的新文学观念的一个主要内容。另一个标准是用“真文学”来取代“假文学”，即是提倡写实主义文学。这是他的新文学观念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早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里，胡适便提倡文学要“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认为这样的文学才能成为“真正文学”。在这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他进一步主张文学要描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应该“在文学上占一位置”。他又强调作家们要“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认为“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⑨ 胡适这种注重描写下层民众的民主主义观点和注重生活实践的观点，是传统庙堂文学所不可能梦见的、完全崭新的现代文学新观念。
这年6月，《新青年》要出“易卜生专号”。胡适是最喜爱易卜生的，他与罗家伦合译了剧本《娜拉》(A Doll’s House，今译《玩偶之家》)，又专门写了《易卜生主义》一篇大论文。文章开宗明义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他就是借介绍易卜生来向中国读者介绍和提倡写实主义。
胡适指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⑩
胡适要求作家睁开眼睛来看世界，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现状”，“肯说老实话”，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强调一个“真实”，这正是写实主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特点。他一一介绍易卜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剧，认为这才是“真文学”。只有这样的真文学，像易卜生那样“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才能“叫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