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实行文学革命。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页。

    胡适是这次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致力于文学革命是被“逼上梁山”的。

    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的时候，陈独秀就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斥责那种“称功颂德”的“奴隶之文章”，接着又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发展历史。他又联系我国情况，倡导改革文艺，指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①

    大致与此同时，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等一班留学生朋友在美国的绮色佳度暑假。他们在康奈尔校园里散步，去凯约嘉湖上荡舟，也一起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辩。梅光迪最保守，其他人也多站在梅一边，因而渐渐“逼”出了胡适的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这年9月，他在《送梅觐庄(光迪)往哈佛大学》一诗中写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

    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

    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

    以此报国未云菲：

    缩地勘天差可拟。

    梅生梅生毋自鄙！②

    这是胡适最初提出“文学革命”，并表示要“以此报国”的宣言。但他当时对于文学革命的观念还很朦胧，经过留美同学间的进一步讨论和争辩，1916年秋天，他便综合与朋友们私下讨论的见解，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首次公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及具体主张的“八事”：“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③

    这“八事”便是后来的“八不主义”，代表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意见，虽然大多就形式方面着眼，但也明确提出了“精神上之革命”一方面。因此，简单地认定胡适这些主张是形式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收到胡适的这封信以后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并极力称赞说：“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项外，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④ 把胡适的主张誉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就当时文坛的状况来看并不为过。

    1917年1月，胡适按陈独秀的要求将上述八项主张“衍为一文”，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胡适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其中主张“言之有物”，又朦胧地反对**主义的“文以载道”说，鼓吹进化论，用以解释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肯定通俗行远的白话小说，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观念，反对摹仿古人，提倡“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论点，充实了文学革命的内容。

    胡适还提出以文学“服劳报国”的积极爱国主义的文学主张。他说：“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⑤ 胡适希望文学家作费希特、玛志尼，用文学为祖国的独立自强而积极奋斗，反对无补于“病国危时”的哀伤痛哭、无病呻吟的文学，这种积极的爱国主义文学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但《文学改良刍议》也表明，胡适的态度相当软懦和游移。他经过再四研思，把“文学革命”改成了“文学改良”，仍深恐矫枉过正，预先就请求别人“匡纠是正之”。他自己后来也说：“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⑥

    《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是陈独秀以革命家的坚决态度弥补了胡适软懦游移的弱点。他于1917年2月推出《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他提出的“三大主义”虽也不免笼统，⑦ 但锋芒所向，“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态度和主张都比胡适更坚决、更激进一些。⑧

    然而，《文学改良刍议》毕竟是向来公认的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⑨ 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便是最先的响应。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接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也都撰文响应，逐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鲁迅则以他卓越的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其他新文学的创作也逐渐涌现。于是，中国文学史上便形成了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开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纪元。

    还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孙中山先生的亲密助手廖仲恺先生便极力赞扬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之功，他说：“我辈对于先生(按，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