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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中国哲学史”(2/2)

外,我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本书全用白话”,并采用新式的“句读符号和他种文字符号”——即新式标点符号,这在我国学术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创举。⑨ 当时又正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守旧的人们以为提倡白话者大约都是不会写文言文、不能读古书的人,故要借白话以藏拙,不料《中国哲学史大纲》竟全用白话和新式标点,提倡白话的胡适竟能读古书,而且“了解古书的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这不啻是对守旧派国故家们的一种示威,增强了白话文运动的声势。

    《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出版便不胫而走,轰动一时,不过两月就再版了。随着这部书的问世,胡适真是“暴得大名”,不仅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站稳了脚根,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占得了一个位置。

    年轻的胡适教授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于是也更大了。1918年12月3日,北大学生成立“新潮社”,便约请胡适为顾问,第二年1月即刊出《新潮》杂志,成为《新青年》的一个得力助手。

    新潮社的主干便是前面提到的傅斯年。他原来也是“黄门侍郎”,即是守旧的国故大师黄侃(季刚)先生的得意门生。胡适也承认他学问根柢不错。后来傅氏倾向于新思潮,到1919年便完全转变到新文化阵营一边来了。当时陈独秀还有些怀疑,曾向周作人说:“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后来的事实证明,不仅不是“细作”,而且正说明新文化及倡导者们的思想、学问、文章对有志青年的巨大吸引力,且为新文化营垒增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生力军。⑩

    傅斯年从那时起便投效胡适门下,1920年初便因胡适之力官费出洋,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得到了深造的机会。傅斯年到英国后曾给胡适写信,中说:“先生自提倡白话文以来,事业之成就,自别人看之实在可惊,然若自己觉得可惊,则人之天性,本是以成就而自喜,以自喜而忽于未来之大业。所以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人性最宜于因迫而进,而惯怠于实至名归之时。……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感极,所念甚多。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11 这样的直言规谏,也可以见出他们师生相契,真成了莫逆的朋友。

    后来,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一班人在政治见解与学术思想上都追踪胡氏,亦步亦趋,是所谓“胡适派系”的中坚,又终于都在大陆解放前夕逃亡海外,埋骨在台湾孤岛上。这都不是偶然的,然而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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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看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12月1版,第200页。

    ②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北京朴社1926年9月再版,第36页。

    ③见胡适1952年12月20日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胡适言论集》甲编,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95~96页。他在这次讲话中还充满感情地说道:“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④同注①第215页。

    ⑤1978年以来,笔者曾经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谈到胡适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的问题,肯定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用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本著作,筚路蓝缕,与《白话文学史》同样具有开创的意义,而在今天看来又同样难免幼稚之处,并且同样是未完待续的“半部书”。近年读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其中评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说:“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出版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那就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于1917年到北京大学,暑假后开学,他就担任了哲学系一年级的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当时印发讲义,到1919年2月就正式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这部书前面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中略)蔡元培给这部书以这样高的评价,就当时学术界的水平来说,并非溢美。”(第213~214页)冯先生是我国哲学界的著名学者,他如此批评,使笔者得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冯先生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许多精辟的分析与评论,读者可参看《三松堂自序》第213~217页。

    ⑥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见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版,卷首。现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 187~189页。

    ⑦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作于1919年3月18日,载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3月18日及4月1日《公言报》;《新潮》杂志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出版。现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此处引文见第271页。

    ⑧同注①第215~216页。

    ⑨胡适之前,有梁启超先生用“新文体”写作政论和学术文章,但那只是浅近文言,或介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改良体,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才是正式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1918年7月15日,胡适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凡例”,共四条,第三条说“本书全用白话,但引用古书,还用原文”。第四条是“本书所用的句读符号和他种文字符号,列表如下”。共列符号12种,并有说明及例句,基本上与今日所用的标点符号无大的差别了。

    ⑩参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八每周评论(上)”。

    11《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