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家店，倡新文化，在当时有《新青年》团体结成阵线，因而声势不凡，影响及于全国。而要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站住脚根，却全靠每个人的学问本事。

    胡适1917年到北京大学，9月开学后即教授“中国哲学史”及“英国文学”等几门功课，开始自编“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

    初任北大教授的胡适（1917年26岁）

    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一位陈姓的老先生，他是一位博洽的学者，课堂上旁征博引，资料很丰富，但十分守旧。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这就是当年教授讲课的风气。现在，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要在北大教课，而且教中国哲学史这样的重头课，能行吗？学生们有些怀疑，守旧的学生说“胡适胆大脸厚”，教师中间就更不待讲，有的干脆等着看胡适的笑话。果然，讲义一发下来，名称是“中国哲学史大纲”，那位陈老先生看了便笑不可抑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其实这位陈老先生倒是真的不通，哲学史是史，怎么会是“哲学的大纲”呢？①

    胡适开始讲课了。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记述道：“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②

    不以为然的学生在私下纷纷议论，说胡适居然大胆，想绞断中国哲学史，简直是“思想造反”！他们想赶走他罢，但又拿不定把握，于是去找当时在同学中颇有声望的傅斯年，请他来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傅斯年来听了几次，听出了一点门道，就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③ 傅君几句话果然保护胡适过了关。

    那么，胡适教中国哲学史走的“这一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呢？他走的是一条新路，一条开拓性的新路。原来教这门课的教授们都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哲学史家的范围，从三皇五帝讲起，大量的经典注疏，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资料，漫无际涯，使学生如堕五里雾中，看不清道路，摸不着头绪。胡适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思想的一点系统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因此，他教的课、发的讲义都让学生耳目一新。当年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现今已是著名哲学史学者的冯友兰老先生最近回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并评价说：“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④ 于是，选修胡适功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北大学生之外，其他大学的学生也来旁听，后来竟改在第一院的大教室里上课了。

    教完一年的课，《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增改扩充而成的，全书共12篇，10余万字，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蔡元培先生为作序，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甚至在各种专史以至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⑤ 蔡元培先生在序文中说：“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蔡先生给胡适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它有四种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即是说他的《大纲》用汉学家的方法，考实哲学家生存的时代，遗著的真伪，及所用的辩证的方法，“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是所谓“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认为“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第四是系统的方法，即是用发展的观点、系统的方法研究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⑥

    不久，在《答林君琴南函》里，蔡先生又说：“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⑦

    蔡元培这样高度赞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决非溢美之辞。而蔡氏以前清翰林出身和北大校长的地位，对胡适著作的这种热情肯定和赞扬，无疑是对胡适的极大支持，也是对学术界新思想和新成果的极大支持。

    据冯友兰先生回忆，胡适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看来还有很特别的一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⑧

    蔡元培、冯友兰两位先生的见解自然都很有道理。除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