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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欢贴睦尔即位与伯颜专权,1333—1340年(2/2)

国的历史,喜爱南方葱郁的山水画。他在湖南有一所被称作“梅月村”的闲居,在那里他种了几百棵梅树,①并与汉人文士谈得来,关系融洽。伯颜要实行民族区别,给阿荣这样的人在民族间的个人交往上,也在升迁和事业上蒙上了阴影。所以,伯颜的计划对阿荣等人来讲毫无吸引力(阿荣曾经很伤心地跟虞集预言,伯颜不久会取消科举制度)。在上层文人当中,外族人与汉人不再能被清楚地加以区别。这是伯颜的计划在政治上遇到麻烦的核心所在。

    具体地说,伯颜重申了在中国的外族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当然还包括没收汉人(高丽人也在内)的武器和马匹。他还要从此禁止汉人学习蒙古语和其他外族语言,尽管这一措施不久就取消了。他规定官僚机构中许多领导职位只能由蒙古人、色目人充当。与其说是伯颜本人,倒不如说是那些头脑发热的地方官,下令没收所有铁制农具,并严禁演出汉人传统戏剧和说书。人们普遍相信,这位丞相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括所有未婚的童男女,并诛杀五大姓(译者按:张、王、刘、李、赵)汉人。这虽不是伯颜实际上执行了的政策,但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民众的心理,反映了他的政策在汉人中引起的恐惧。

    伯颜引起精英阶层强烈不满的实际措施之一,是他在1335年取消了科举考试。这实际上影响了各族考生:汉人、南人、蒙古人和其他外族人。这不但使受过教育的汉人,也使住在汉地各省的、与怯薛或在京城有影响的人沾不上边的年轻的蒙古人与其他外族人在事业上的希望化成了泡影,他们的生活和精力大多都已集中在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上了。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取消这一制度而引起他们的反对呢?

    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取消科举的谕旨没有大胆地说出一个理由。以后问起来,伯颜也未能给人一个满意的答复。但他主意已定,1336年和1339年都没有举行科举考试。

    反对科举的人当中最能言善辩的不是伯颜,而是阿儿浑部人彻里帖木儿。他年轻时也跟伯颜一样当过怯薛,后来事业成功,当上高级行政长官与军事将领。彻里帖木儿并不极端,他有学识、有能力,在赈济方面尤有经验。关于科举,使他困扰的是财政问题。他曾目睹行省在乡试时动用驿传和紧缺的财政资源。他还要求将提供给学校贡士的庄田租转供怯薛歹衣食之用。①

    但问题要复杂得多,绝不仅仅是个开源节流的问题。忽必烈从未举行科举考试。自从1315年实行科举以来,新登科的进士开始受到一定优待,不必在政府低级职位上与那些年轻的书记、通事们不公平地竞争,他们有(或被认为有)更好的继续晋升的机会。有了进士头衔,就是对怯薛优越性形成威胁的开始。但是进士头衔并不保证有行政才能,这是伯颜和其他很多人所目睹的。取消科举则是强调贵族世袭特权并显示实际经验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准备入仕时,虽然不排斥学习儒家经典,但已被降至次要的地位。

    改革不过如此。根据贵族习惯,伯颜升为大丞相之后即开始积攒个人巨额的财富。对伯颜持否定态度的汉文文献有谨慎而详细的记载。他占有头等投下分地,同时兼管许多中央、皇宫的机构和卫军,以及世掌斡脱。1338年为伯颜祝寿的官员们拥塞了街道,以致一位年老的汉人官员几乎被踩死。②大丞相通过京城街道时,由诸卫队精兵充当导从,盛大而威武,相比之下,皇帝的仪卫要寥落得多了。或许可以说,伯颜起码在表面上达到了他政治上的目标,但他也开始自满与腐化。

    然而他的地位仍不牢固。伯颜很快地就发现在贵族的更上一层还有敌人。他杀掉了四个具有皇族血统的对手。其中之一名叫彻彻秃(郯王),在蒙古草原指挥军队。他于1338年被捕,送至大都,在东城门外被公开处死。这被认为是极为不义的行为。彻彻秃在京城享有广泛威信,在南方儒士当中的地位也不低,因为他有段时间曾在自己府邸任用一名南方学者,并十分尊重这位学者的建议。①

    在汉地各省社会的底层,不祥的动乱引起了伯颜的注意。河南、广东、江西几次爆发小规模平民起义,虽然不久就被镇压了下去,但伯颜很快怀疑他们背后有更大的阴谋。1339年底,一个名叫范孟的不得意的汉人书吏杀死了一批官吏,占据河南首府汴梁。虽然马上他被捕处死,但伯颜坚持认为这一事件后面有一场更大的汉人阴谋,他下令进行最严格的调查,并要求检举每一个哪怕是稍有牵连的人,他还对占据敏感的政府职务的汉人进行了一场普遍的清洗。

    这做得太过分了。树敌过多,伯颜的丞相也就做到了头。把伯颜赶下台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的侄子脱脱,伯颜曾给予种种优待的年轻人。1340年3月,在一场精心安排的突然事变中,伯颜所有的职位一下子都被革除,首先黜往河南,又徙南方边地,4月他死于被放逐的路途中。

    ②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11页。[653]《元史》,卷181,第4180页。 ③ [666]万斯同(1638—1702年)在《庚申君遗事》中引用了这一说法。 ① [653]《元史》,卷138,第3337页。 ② [653]《元史》,卷138,第3335页。 ③ [653]《元史》,卷38,第830页。 ① [620]宋褧:《燕石集》,卷8,13—15页;[653]《元史》,卷143,3420—3421页。 ① [653]《元史》,卷142,第3403—3406页。 ② [648]杨瑀(1285—1361年):《山居新话》,17a。该书被傅海波译成了德文,见[115]《杨瑀<山居新话>》。 ① [657]危素(1303—1372年):《危太朴集》,卷8,8a—9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