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保持到本世纪中华帝国的寿终正寝。这种政治中心向东北的转移改变了北京，使它从一个没有文化特性的偏远落后之地，一变而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国的首都，一个拥有大规模制造业的人口稠密的都市，一个上演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的舞台。然而，从经济上说，即便是在遭到蒙古人首次沉重打击之前，东北部地区始终都是一个贫穷少产的地区，北京一直依赖从长江的产稻区调进粮食，这就需要从水陆两方面对国内的运输系统迸行彻底的改造。

    如我们所知，中国多次被兴起于北方边疆的政权重新统一。这种情况发生在隋、宋时期，元代时再次重演。中国的统一只能肇始于北方的观念到13世纪时几乎成为一种成规，在忽必烈掌权后，当他同意了一项宋人与蒙古人的和约时，仍然将这一观念用作政治论据。北京和杭州两方的皇帝当然都认为自己是君临中国世界的正统的统治者。不过蒙古人的胃口远远大于中国的历代皇帝，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合理的版图不仅仅是中国，还包括整个世界。这一想法在他们送给西亚、中亚甚至欧洲统治者的信中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信中要求他们投降大汗，并使用了由汉人发明的“天下”这一术语，而它在蒙古人那里有了更为广泛和全面的意义，实际上是把所有已知世界都当作了他们“未来世界帝国”的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意识还通过忽必烈几次代价高昂的远征被带到了遥远的缅国、占城、爪哇和日本。所有这些国家都曾不受拘束地处于宋朝纳贡体系的边缘，它们只有在有所请求时才派遣赴宋使团。但是从未发生过宋廷试图派遣军队远征海外而强迫朝贡的事情，尽管它拥有一支不容忽视的海上力量。蒙古人在间接统治吐蕃时所采取的强制性做法，也可以看作他们世界性野心的一种表达。中国从没有一个王朝将任何程度的权威加于吐蕃人之上，宋王朝一直满足于它邻接吐蕃的边疆并保持现状；而中国巨大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潜力却被蒙古人利用来为扩张主义观念服务，其野心勃勃的目标远远超过了以往纯粹汉人的国家曾想达到的任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