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在北部边界的一些州中。这些民族的人数多达几十万。它们有的愿意融合进来并选择了农民的定居生活，尽管汉人强迫定居的尝试遭到了另一些集团的激烈抵抗。有一些人仍主要是牧民。但他们对于唐政府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负责看管着巨大的政府牧场，可以为骑兵生产马匹，并能生产其他家畜。在这些少数民族集团中，有很多仍保留着自己的部落结构和自己的部落酋长。他们中的很多男人被编入唐朝军队，主要是充任骑兵，他们自己的酋长就是他们的指挥官。

    在今甘肃省，青海东部的边疆地区，陕西、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当时形成了一条由少数汉族居民和多数非汉族人杂居的宽广的地带，他们大多能和平相处；那里还有一些从事屯田的驻军，既有汉人也有非汉人，其居住地与当地的农民和半游牧的牧民相邻。通婚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就这些民族的特征而言，远未达到相互间的一致，有些人以视自己为唐朝的子民为要，另一些人则强烈地信守着他们的部落传统。

    由此看来，即便是唐王朝权力的巅峰时期，企图为它的北部边界设想出一条现代意义上的截然划分的国境线，明确地为主权地区作出界定并将不同的民族区分开来，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相反，那是一条宽阔的过渡地带，在这个地带内，所谓同一性、忠诚和权力都在不断地改变着与冲击着新的平衡。

    880—907年间唐帝国的崩溃和各个新的独立国家的出现，无论在唐朝疆域以内还是以外，都带来了势不可当的政治变革，而留下的却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北方混乱的多种族边缘地带。中国的中央权力不复存在，但其地方上的军事领导权却完好无损，甚至由于来自中央的束缚力已经解除而更具有扩张性。与过去的主要区别在于，边缘地带成了新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崛起从而影响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地区。以山西为基地的沙陀突厥人的国家和鄂尔多斯边疆地区的党项人政权，就是作为唐代边疆军事编制的一部分而发展起来的。沙陀人复辟唐朝的尝试，其主要的根据就是唐朝的权力正是由一个边疆军事长官的权力孕育而来的。

    这也是一个古老趋势的延续：自从拓跋魏兴起以来，一个接一个的中央集权政权，都是以北部边疆的失控地区为根据地，由那些边疆军事大员们所创建的——拓跋氏本身就是在大同地区发展起来的；其后继者西魏和北周的统治者原是河西走廊地区的军事指挥官；隋王室也来自同一个集团；至于唐王室，与北周和隋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最初的权力基础是在太原。它们起先都是军事政权，它们都能从汉人和非汉人世界中争取到支持。

    同一个趋势还在延续，但带有某些重要的区别：辽也兴起于北方边疆地区，可是它在中原取得了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后，却决定进行反向的重大征服。金是从作为中国式的辽帝国在北方边疆的一个依附民族而兴起的。通常被视为自成一体的蒙古人，在铁木真即位以前很多年内都是金的边疆臣属，就像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女真人和蒙古人的特点在于，10世纪以后边界本身已经移动了：金和蒙古的帝国外界已不同于中国世界的传统边界，也不同于辽、金与宋之间的边界，而是一个“扩大的中国世界”的边界，这条边界是通过契丹人对今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地的占领，并以唐代中国的模式为基础在这里立国、确立边疆关系体系后形成的。所有这些民族都不是作为新来者或与中国体系无关的完全的局外人而强盛起来的，他们很久以来就已经是中国体系中的一部分。由于生活在边缘地带，他们可能更熟悉偏远的边疆地区，而对王朝权力和文化的真正中心则不甚了解，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毕竟仍是参与者。

    ① 关于游牧民与其定居邻人间关系的一项有意义的新分析，见[248]阿纳托尔·M.卡扎诺夫：《游牧民与外部世界》。关于汉代以来中国与其草原邻人关系的一个新解释，见[26]托马斯·J.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界：游牧帝国与中国》。 ① 关于这个问题，见[533]阿瑟·N.沃尔德伦：《长城：从历史到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