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计划随即得到实施。为了反袁事业，革命军军官夺取了南京，尽管都督程德全不情愿，他后来离开了南京。黄兴从上海赶来领导。一次为时不长的出征沿津浦线进入山东，把战争引入袁占区。在上海，向市内大军火库发动的五次猛攻几乎压倒了北洋军的驻防军，假如上海的中国海军不站在北京一边，这个战略据点就可能被占领了。

    少数几个省，特别是湖南、广东，对起义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响应。袁的敌人分散，突出了袁自己的部队力量集中。问题取决于江西、南京和上海，因为其他各地在军事上对革命没有重大贡献。反袁运动几周内就瓦解了。其领导人大都逃往日本。

    三年以后，袁似乎控制了那么多的中国地方，而他却证明无力镇压反对他的运动。但在1913年，他从有限得多的基地出发，轻而易举的战胜了他的挑战者。在二次革命中，袁拥有后来丧失了的两个优势：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并有外国的援助。

    1913年，袁在国内有几个方面优胜于他的对手。虽然他的权力那时还达不到国内许多地方，但自民国元年起，他就牢固地掌握了北京的官僚机构，无论是文职的还是军队的。北京的这个官僚集团还不是后来官僚军阀年代垂头丧气的一群。一种使命感把袁的政治机器凝聚在一起：给国家带来有效率的行政统一，这个目标看来既是可以达到的，也是合乎需要的。

    袁公开和私下都强调这一点。在1913年7月开战后不久，他宣称，那些被辛亥革命留下来管理民事和军事的自封都督，“威令本自不行，功过安从责课？厥后亟筹分治，民政别置长官，而乃简令朝颁，拒电夕告”。首先需要办的事，是“规复政令之纪纲，建行国家之威信”。①正如英国公使朱尔典6月初同总统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后所报告的那样，“袁已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省统一……”。②实现这一目标符合袁及其政权的利益；而袁可能争辩说，而且确实有说服力地争辩说，松散的联邦使中国处于衰弱的、无防御的地位。

    这种立场所具有的吸引力，在袁的随从人员以外也有影响，并有助于孤立激进分子。国民党以外的主要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的政策。少数都督不是其任职省的本地人，他们对全国水平上的同盟者颇感兴趣，因而可能同袁合作，因为袁反对省自治的各种极端形式。湖南出生的云南都督蔡锷，看来就是一个实例。不到三年之后，蔡成功地领导了对袁政权的一次进攻。可是在1913年，他拥护中央集权的全国性政府，同袁合作反对革命党人。50000445_0261_0①有些都督不是国民党员，但统治着亲国民党情绪相当浓厚的省，他们在开始时也可能欢迎袁的干预。湖北的黎元洪、四川的胡景伊（胡景伊是四川的军事首脑，但不是都督——译者）就是两个例子。

    只是在后来他们才懂得，袁既然厌恶省自治，就会把他们也赶下台，但已经为时太晚了。

    当时，反袁运动不善于结成广泛的联盟。国民党本身在省自治问题上就是四分五裂的。1913年的革命党人，虽然利用了各自治省积聚起来的力量，但与宋教仁去冬的选举运动相反，没有明确地以各省权利和地方自治的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对于全神贯注于省内事务和地方事务的许多人来说，宋教仁遇刺和袁世凯在北京对国会的作法，本身是远方发生的事。当时观察家的印象是：1913年的起义没有把士绅阶层和商业知名人士争取过来，也没有试图去动员广大民众。

    袁反对二次革命领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除此之外，袁还拥有第二个优势：外国的支持。外国列强的关心是一种混有灾祸的幸事，因为它附有许多条件。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当前的需要。他们确信，袁能够不顾宪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因“善后大借款”而得的收入，在其持续期间，给了袁胜过他的对手的巨大优势。他不仅可以收买到叛变了的国民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收买到自治的军队司令官的支持，比如山东的张勋——袁的对手也在争取张勋，不过没有成功。进一步说，有了这些资金，袁自己的部队发军饷的能力就有了保证，这种状况对士气是有好处的。这次借款在金融上、政治上的代价甚高，但在军事战役前夕，拥有大量现款的优势是充分的补偿。可以公正地说，银行团为袁战胜国民党领袖提供了资金。

    英国有一个信念：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会在贸易上竭力迎合英国的实力，并能最好地保护在中国的外国人及其利益，这是一个老信念了。这个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华的英国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他们熟悉他。二次革命期间，中立和不干涉的界限经常遭到破坏。最富戏剧性的是，英国作出安排直接向中国海军在上海的舰只拨发“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以保证他们拥护北京。①汇款是及时的。第二天革命党人对上海军火库的进攻，被中国战舰的炮火所挫败。

    革命党人在1913年也有外国朋友。春天，孙逸仙和一些密谋者求助于日本官员。②但是，日本政府还不愿意公开放弃它在中国同英国的合作，没有向革命党人提供重大援助。少量的钱可能落到他们手里，少数日本军事顾问光临了反叛者的营地。最有帮助的是，日本在华海军护送许多失败了的领导人到达安全地，最后到达日本的避难所。但是日本这种半心半意的援助，根本无法同袁得到的援助相比——甚至无法同他从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为日本参加了“善后大借款”。

    袁战胜二次革命，消解了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某些含糊之处。对推翻清朝作出的革命贡献，将不再是担任高级职务的凭证，虽然它本身并不是不合格的凭证。在组织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民国头一年半的联邦制就要让位给中央集权政府了。增多了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保持这两者荒谬的结合——它是辛亥革命后初期的特点，它促成了国民党1913年选举的胜利——就要被社会上、政治上都保守的政体所取代了。

    关于这个转折，有两个更深一层的、不那么明显的论点应该指出。首先，民国头两年的自由主义时尚和自由主义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不过这有其颇为特殊的原因。立宪政体和代议制的、选举制的政治体制，由于它们同中国人的偏爱和政治习惯不相容，也许会最终自行垮台。但是，1913年发生的事不是这种情况。自由主义政治是用军事力量打倒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危险性并组织必要的防御。虽然1912年和1913年的条件证明是难以再得的，但是复活这些体制的想法，可以理解，继续存在。试验尚未进行到它的结尾（不论结尾是什么样子），但已被强制地、过早地中止了。

    其次，此后几年的保守主义，就一般而论，还不是回复到“传统的中国”或儒家政治的旧观点。政治目标的民族主义定义，仍然被人们所接受，它是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系统阐述，并在后一个十年得到精炼的。袁世凯新扮演的独裁者角色，仍然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角色。他和他的支持者所反击的，是在参政、自治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态度等方面他们所理解的极端行为。关于中国必须以变革求生存的主张，并没有遭到拒绝。当然，袁自己认为，关于如何进行必要的变革，他有更高明的见解。中国注定还要经受另一轮试验。

    ①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件汇编》，1913年，2，第350—351页。 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1，第96—97页。 ① W.H.威尔金森，汉口（1913年4月11日、5月11日、5月22日、7月8日），FO228/1873，伦敦档案局。乔治·欧内斯特·莫理循日记（1913年4月7日），97条，莫理循：《书信文件集》，悉尼，米切尔图书馆。 ① 康有为：《大借债驳议》，载《民国经世文编》，重印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3，第893—895页。 ② 中文文献日期为26日——译者。 ① 朱尔典，北京（1913年4月30日），FO228/1852。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重印于沈云龙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68—69页。 ② 朱尔典，北京（1913年6月5日），FO228/1852。 ① 谢本书：《论蔡锷》，《历史研究》（1979年11月），第47—61页；唐纳德·S.苏顿：《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7年》，第141—161页。 ① 北京，艾斯顿代办，两份电报（1913年7月20日），FO228/2498。北京，汇丰银行给上海银行团的电报（1913年7月21日），附于北京R.C.艾伦给艾斯顿的电报（1913年7月21日）内，FO228/2498。 ② 《日本外交文书》，1913年，2，第340—341、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