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限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讨论和宣传，因为这些往往在地方党部和省党部占主导地位的激进分子，狂热地工作以求实现革命。例如，在浙江，左派分子组织抵制洋货，领导民众游行示威反对外国教会和医院。他们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和惩办反革命分子。他们也开始实行减租的方案，激起了地主阶级的敌视，从而损害了南京当局从那一群体筹款的工作。同样，在江苏，激进分子组织民众，并没收寺庙，改为本地人的福利中心，也引起南京当局的不满。②

    激进分子的活动及汪精卫含蓄的政治挑战，使国民党右派深为不安。所以，紧接着蒋介石于1928年1月重新掌权之后，南京当局开始大力镇压国民党左派，尽管一般没有流血。例如，在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所有“不为党带来荣誉的”省党部都奉命解散，命令党员重新进行登记；要求全体党员必须按党的领导“精神”行事。重新登记党员的措施，显然是为了清除有激进思想表现的分子，保证党员能顺从地接受当权者的命令。民众运动事实上也已中止。此后，民众团体将充当南京当局进行控制的工具，而不是表达民意或创制的喉舌。在浙江，地主反对土地重新分配的政策极为凶残，至少有一个左派领袖被暗杀，另一些被打伤和刺伤。地主可能对这种暴行负有责任。但是，浙江省政府在蒋介石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张静江）的主持下，通过逮捕不服从的左派分子，并勒令为左派分子控制的省党报《民国日报》停刊，①以此来袒护地主。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明确地受到告诫要远离政治。四中全会宣言（1928年2月）称：“最不幸的事实是，如今未成熟的学生参加我们的政治社会斗争。准许这些尚未成熟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的少男少女自由参加国家事务，不仅会牺牲我们民族未来的生命，而且也会使他们视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为儿戏。”②

    国民党右派的最高权力的地位，终于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蒋介石派注意到党的下层组织充满左派的支持者，采取特别措施保证右派对大会的控制。以党员重新登记尚未完成和地方党组织尚处于混乱状态为由，大会代表只有1/4是由党员选举的，其余代表全由中央党部指定。①左派分子强烈谴责这一破坏党内民主原则的行为，宣布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非法。然而，这些指责终归徒然，因为蒋介石已经安置好他的支持者控制国民党，把他本人的革命观念强加给党和政府。左派领袖因不服从而受到处分，陈公博和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出党；顾孟馀被停止党籍三年；汪精卫因‘跨党’错误受到警告。②其后，左派的论点，革命建设时期政府应该只是党的行政部门，党应该是最高的机关，最后被拒绝。相反，在1929—1931年间，党被剥夺了大多数权力，不论在制订政策上，还是在充当监督机关上，都不再有所作为。更早一些时候，蒋介石已废止了军队内的党代表制度。③无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压制，而党的地位也相应降低。

    正当蒋介石把**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革命一旦成功在望，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蒋介石面临管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挑战，欢迎他们投入他的阵营。到1929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致国民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①旧官僚势力对新政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官僚政治变得程序化了；官僚写出数不清的公文，倒腾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实际贯彻；贪污**迅速浸透了行政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18年后，在1946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并把**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②

    或许，确定国民党运动未来方向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军人的普遍影响。孙逸仙在世时，军人在国民党运动中比较受到轻视。然而，在蒋介石领导下，孙逸仙的排列顺序——首先是党，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军队——已被颠倒了过来，军队如今成为首要的组成部分。在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状况：1929年，在国内国民党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军人，而不是平民。在党的领导人——中央执行委员——中，在1935年有43%是军官。在1927到1937年间，国民党人控制的33个省份的省主席，有25个是将军。③在这10年间，政府支出的大约2/3拨充军费和偿还债务（大部分债款是根据契约应付的军事费用）。④然而，军人统治的真正程度，还不完全表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上，它更表现在蒋介石这个军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随着南京政权10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①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0页。 ② 《晨报》，1928年1月11日。 ③ 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10月），第 102页。 ① 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133—199页；汤良礼：《中国革命秘 史》，第331—333页；阿里夫·德里克：《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左派》，《现代中 国》，第1卷第1期（1975年1月），第57—59页。 ②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4页。这时这个主要左派组织（改组派）的 实际成员约1万人。见江上清：《政海秘闻》，第72页。 ① 江上清：《政海秘闻》，第68—73页；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 第140—152页；陈公博：《中国的**运动》，第178—190页。 ② 诺埃尔·雷·迈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 1937年》，第64—79页；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求》，第158—159页；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年》，第96—131页。 ① 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27—29页；《中华年鉴，1929— 1930年》，伍德海编，第1163—1173页；迈纳：《浙江》，第64—79页；卡文 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第158—159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 144—166页。 ② 《中华年鉴，1929—1930年》，第1170页。 ① 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年》，第325 页。大多数选举的代表是海外华侨。所以，事实上只有1/10的选出的代表是 代表国内各地党部的。 ② 《益世报》，1929年3月21日；《反蒋运动史》，第46—47页。 ③ 政治委员制度在1932年初重新设立。见小约瑟夫·H.海因莱恩：《政治战： 中国国民党模式》，第268—330页。 ① 《北华捷报》，1928年4月14日，第48页。 ② 例如，见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 （1946年8月24日），第3—5页；和李达（音）：《革新运动的伟大精神》， 《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月31日），第5页。 ③ 罗伯特·C.诺思；《国民党与中国**精英》，第53页；多梅斯：《推迟的 革命》，第572页；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第 140页。 ④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第75、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