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角色。后来他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于1937年自杀①。）接着在1923—1924年间，加拉罕在北京主要与中国外交部总长顾维钧进行了漫长的谈判，于1924年最后完成了以下列三条准则为基础的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二）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三）中苏共管中东铁路。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先后努力接近国民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考虑组织中国的革命力量。②1920年春，格利高里·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部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并会见了李大钊。由于李的热情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正式成立。按照共产国际的形势分析，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它是革命的，**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必须与它合作。问题是应采取怎样的合作方式。1922年8月，中国**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杭州对此进行了讨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马林（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③主张合作应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内部跨党”战略）。陈独秀表示反对，他主张与国民党的合作在党外进行。经过激烈的争论，马林宣布党应当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他的观点占了上风。①

    然后，越飞拜访了当时从军阀陈炯明那里逃亡上海的不幸的孙逸仙；结果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布**制度不适合中国条件的条目表现了越飞的一个主要让步。孙于2月再次被邀请到广州领导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与莫斯科的交往变得出乎意外地主动。8月，蒋介石和张太雷被派往苏联几个月，学习苏维埃的军事组织及政治代表制度。政治顾问鲍罗廷大约于11月启程来到广州，军事顾问瓦西里·勃鲁彻将军（在中国称为加伦）随后于1924年抵达。与他们同来的是援助和军火。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在1924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按照国民党新的“联俄容共”基本政策的规定，李大钊和另外两名**员被选为由24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的名字出现在17名候补委员的名单上。

    随后的共产国际-国民党联盟的变迁，深深地留在了1923年到1927年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戏剧之中。这次中苏合作进行革命的社会政治内容，已在本书上卷中详细论述。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它似乎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的开始，这种影响以不同方式延续了整整一代。它也建立了另一种国际秩序结构；这种结构的基础，是保证莫斯科牌的**将不可避免地席卷世界。由于国民革命从广州北伐，华盛顿会议列强处于守势并进行各种调整。

    ① 关于苏联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交往，参考王聿钧：《中苏外交的序幕：从 优林到越飞》；和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 ① 越飞自杀时间应是1927年——译者。 ②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派打交道的详情，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 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理查德·C.桑顿：《共 产国际与中国**，1921—1931年》；艾伦·S.惠廷：《苏联在中国的政策， 1917—1924年》；和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员》。 ③ 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中国季刊》第48期（1971年 10—12月），第677—697页。 ① 这些发展在本书上卷第10章（陈志让著）和第11章（韦慕庭著）得到更充分 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