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反对独立，但支持自治——并派遣两个连的哥萨克去加强在库伦的领事馆的警卫。

    1911年10月中国革命的爆发很快促使外蒙宣布独立。12月29日，库伦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一种颇为中国化的方式被立为一个新国家的神权统治者，而对中国的债务则被拒付。然而俄国并未承认外蒙是一个向国际社会开放的主权国家，继续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俄国在开始装备和训练蒙古军队的同时，于1912年1月发布了一个放弃任何领土野心的声明，并要求北京放弃直接统治、殖民或驻军。1912年11月3日的俄蒙条约承认外蒙的自治并确认俄国的贸易特权。但是俄国拒绝承认**立和库伦领导的包括仍在中国统治下的西部部落在内的泛蒙古运动。只有1913年11月5日的俄中条约承认蒙古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模式；在恰克图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谈判后，1915年6月7日的中、俄、蒙三方协定再次确认了这个模式以及俄国的经济权利。俄国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无力反对的非正式保护国。

    然而库伦的活佛（即博克多汗）的新政府打破了清朝曾在蒙古部族世俗王公和喇嘛寺庙之间保持的平衡。一旦掌握权力，寺庙“在牧民、牲畜和牧场等方面增加到与世俗王公不相上下的地步”，并开始将资源转用于纯宗教的目的。这种神权政治的保守主义在北京遇到对抗，那里的中华民国试图保留古代朝贡制度的外表，并至少在名义上维护蒙古王公的利益。但蒙古人民革命党在10年内，在苏联的鼓励和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的先后领导下，于1921年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并于1924年活佛去世后宣布蒙古为一个不再在中国宗主权之下的共和国。①②

    在西藏发生了类似的过程，但结局不同。英印对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拉达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等山国的贸易和战略安全的关注促使英国决心不让俄国势力波及西藏，这些山国在文化上，有时在政治上是西藏的藩属。清朝在18世纪曾用武力确立对西藏以及尼泊尔的宗主权，而在1886年中英《缅藏条约》里得到英国承认。然而在1904年，英国感到有必要抢在俄国前头，她派遣荣赫鹏探险队开辟通往拉萨的道路，并就英国对西藏的保护进行谈判。但伦敦对这个难以接近的世界屋脊所承担的义务逐渐减少；1906年英国在中英条约里再次承认北京对西藏的宗主权，作为保护英国在那里的利益的最佳方式。英国的目标是将俄国的势力阻止在西藏以外，她并不注意西藏人对脱离中国独立的关心。

    这就为1908年清朝再次强硬主张对西藏东部的统治提供了舞台；1910年现代化装备的中**队终于开进拉萨，一个中国行政当局试图在那里统治。这破坏了北京和拉萨统治者之间古老的保护人与依附者的关系。这个神权国家传统的统治者**喇嘛逃往印度。不久，辛亥革命和清朝的崩溃导致了中国驻军和官员被逐。年轻的中华民国难于再次主张对西藏有统治权，而**喇嘛于1913年1月宣布西**立，据说还和库伦的活佛（在喇嘛教等级中名列第三）签订了一项条约，互相承认独立。这导致了1914年英国、中国、西藏在西姆拉的漫长的谈判，英印试图承认西藏的独立，但中国拒绝。虽然西藏与印度的贸易和文化交往是独立进行的，但英国从未要求对西藏的保护权或宗主权。中华民国坚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而英国则认定中国有宗主权（不是主权）和西藏有自治权（不是独立）的方案。这意味着中国不直接控制西藏以及英印与西藏关系的加强，但只有英国留在印度以及中国依然软弱和不稳定时才会如此。①

    新疆和西藏一样，缺少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铁路，在民国初期也处在国际政治的边缘。1890年的进士杨增新曾在甘肃和新疆供职20年，从1908年起成为阿克苏兵备道员，1912年他被北京任命为新疆都督，并保持这个职位直到1928年死去。他用胡萝卜加大棒和分而治之的办法安抚中国的革命者、维吾尔穆斯林原教旨民族主义者和哈萨克部落，禁止官员腐化和鼓励贸易。他使新疆事实上处于半自治状态，非常成功地隔离了中国和俄国双方动乱的破坏性影响。1924年杨与苏联订立的贸易协议规定重新开放领事馆，在尊重对方法律和司法权方面建立平等的关系。随着这项贸易协议新疆与苏联之间的贸易急剧增长。从1923—1924年度的340万卢布猛增到1926—1927年度的 2200万卢布。在政治分裂、民族众多的新疆，任何民族主义运动都未能掌权，杨督办①设法保持政权的统一和与苏联的贸易，而又防止它的政治干涉。②

    外蒙、西藏和新疆以各种方式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对中华民国只保留边际的重要性。满洲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因为那是中华民国在一个汉族地区与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直接对抗，而中国的国家主权危在旦夕。

    日本的蚕食引起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位置的总体问题。已被迫放弃对外来者礼仪至尊传统要求的中国，怎样才能摆脱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的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为此目的，她怎样才能以平等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的新观念，来代替以北京为中心的一元世界秩序的旧观念？在这中间，在中国和围绕中国而发生的战争——不管中国是否直接卷入——是怎样影响它的政治和经济的呢？中国衡量东亚和平和秩序的标准是什么？当与另一个国家——大多是日本——发生冲突时，中国的领导人和舆论是怎样面对斗争的？简言之，他们怎样看待他们在世界中的新地位？回答这些问题的努力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现代的中国人确立了对他们自己和对现代国际社会的观念。

    ① 见约瑟夫·弗莱彻：《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剑桥中国史》第10卷， 第2章。 ②  W.L.兰格：《帝国主义外交：1890—1902年》仍是这方面的名著。 ① 马克·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的两国外交关系》。 ② 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7章（约瑟夫·弗莱彻文） ③ 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 的中国对外关系》，第50—60页。 ④ 莫里斯·罗萨比编：《中国在对手之中：中央王国及其邻国，10—14世纪》。 ① 韩德：《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见该书第4章《李鸿 章外交政策中的美国，1879—1895年》。 ② 理查德·J.史密斯：《雇佣兵与官吏：常胜军在19世纪的中国》；费正清《依 靠条约的共同统治》，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① 本书上卷第1章。 ② 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第143—145页。 ① 关于这些趋势，见莫里斯·罗萨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与亚洲腹地》。 ② 关于这个过程，见约瑟夫·弗莱彻：《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会》，《剑桥中国 史》第10卷第8章。 ① 托马斯·E.尤因：《处于两大国夹缝中？中国和俄国在外蒙古的政策， 1911—1921年》，第39页和各处。见彼得·S.H.唐：《俄国和苏联在满 洲和外蒙古的政策，1911—1921年》第7—13章的全面叙述；又见罗萨比： 《中国与亚洲腹地》第9章更近的概述。1917年以后的事件在B.希伦德夫和 M.桑吉道尔吉编的官修《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第3卷《现代时期》中有叙述。 ②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承认**立——译者。 ①  1914年6月，都督改为将军；1916年7月，将军改为督军；1925年1月，督 军改为督办——译者。 ② 入江启四郎：《中国边疆与英俄角逐》；和罗萨比：《中国与亚洲腹地》，第220— 229页。又《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4卷，第11—13页。杨增新在新疆保持 的中国统治，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于1943年得到重申以前，由1933年夺取 权力的盛世才继续，盛世才是蒋介石下面的一个日本训练的军官，他处决了 许多反对者，并与俄国人交往。关于最近研究得到的评价，见陈福霖：《盛世 才在新疆的改革计划：理想主义还是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