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海两方面表现了他们早期的扩张能力，他们却发现自己仍面临着亚洲内陆边境的蒙古骑兵的威胁。这个军事强国的重整旗鼓导致了1449年皇帝被俘和北京被围之灾，从而重新肯定了中国国土中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的性质。靠近“长城，一个武装社会发展起来了。北部边境变成去不掉的心事，它实际上在整个明代中叶和晚期困扰着许多中国政治家”。这种“毒化了的中蒙关系”影响了所有其他的中国对外交往。①

    面海的中国尽管早熟，仍依附于大陆的中国，甚至仍是大陆中国的不重要的附属物。最说明问题的事实是，造船、航海和对外贸易，依然在学者感兴趣的事物中不占重要的位置。海洋和有关海洋的工艺不能吸引中国的文人。与日本、东南亚的海上交往，只是在唐代才被编年史者所记录。广州和刺桐（泉州）的阿拉伯商人在宋代才成为值得注意的人。在这种内向的情况下，与面海的中国一起成长的航海-商业生活被贬低和忽视了。

    政府向海的扩张被中华帝国面向陆地的倾向所压倒的事实，在许多方面得到证实。1405至1433年的明代海上远航，是伟大的郑和等宫内太监作出的特别辉煌的成就；郑和是回民，不是正规的官僚。妒忌他的官僚们几乎毁了他的航行记录。中国私人的海上贸易继续在通往爪哇和马六甲的东、西帆船航线上发展，1511年以后，葡萄牙人在爪哇和马六甲发现了大批已在那里活动的中国船只和商人。但是，明朝政府对对外贸易并不给予支持，而是对它征税和管制，毫无任何鼓励政策可言。中国人不准出海贸易。的确，出现了这种武断的意见：对外贸易只有在与外国统治者派来的纳贡使团有联系时才准予进行。

    在16世纪50年代当“日本海盗”（倭寇）在中国沿海出现时，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是中国人，明朝以防御的姿态对付他们，就像对付来自长城边境草原上的袭掠者那样。走私盛行，但为了“使他们因饥饿而投降”，贸易却被禁止；有一个时期，当地居民奉命撤至内地，结果造成了大规模的重新定居和经济失调。①“对官员来说，海洋意味着问题而不是机会。经世术即使不是没有关于领海边界的内容，也肯定几乎不涉及公海。保甲和其他登记及控制的技术，要塞、驻防军和沿海管制的海军分队，官办造船厂的管理，都属于官员们注意的焦点。中国航海者关于海外各地的扎实的知识，很少能列在经世术中加以讨论。”②

    研究明史的学者认为，人们一旦注意到一些当地的事实，那么中国在1450年以后未能像欧洲人那样进行扩张，就不会令人不解了，这些事实中首要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文化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如果不能得益于这种文化的概念，那么问题仍然会是一片朦胧。①

    我们对面海中国的历史的简略概述，随着欧洲人来到东亚水域——特别是1600年后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到来——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段时期与日本短暂但有力的海外扩张和中国东南沿海海上力量的重新崛起是一致的。但是在17世纪的明清过渡时期，领导人员不是明朝的几个皇帝或满洲的征服者，而是一批批中国海盗头子。他们的成就表现在日益壮大的东亚国际贸易的规模和价值方面，这项贸易促使巴达维亚、马六甲、澳门、厦门、长崎、平户、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进行交往。但是在面海边境的海军-商业力量的这种壮大，是由私人促成的。这种壮大在郑成功（“国姓爷”）的事业中达到了最高峰，他在1659年率领一千多艘船入侵长江，并在他1661年去世前徒劳地围攻过南京。

    随着满洲统治在中国的最后建立，大陆的、反航海的观点被重新确立。一切海外贸易被禁止，直到1684年为止；海军船只的大小受到了限制；随着满洲统治者变成儒家的皇帝，他们重新肯定了中华帝国的农业-官僚政治理想。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们设想，“在中国盛行的文明秩序是合乎礼仪的秩序，这个秩序必须被隔离开来，使之免受外界混乱的污染”。因此，目的在于“阻止接触，而不是从中受益，控制洋人，而不是与他们合作”，这就导致了一种“单方面作出决定和实行官僚主义规定，而不是谈判和信守条约”的中国作风。①

    这里我们看到，亚洲内陆部落游牧生活和半游牧生活的边缘文化，加强了中国腹地的反海上航行传统。人们普遍地观察到，蒙古和满洲的征服加强了中国君主政体的**主义。还有，满洲很少鼓励或者根本不鼓励航海的事业。结果是，作为大陆继续统治沿海的官僚继续统治商人的重要部分，海上航行继续处于从属的地位。清朝在战略上依然专注于亚洲内陆。②

    但是，中国国内商人习惯上依附官吏的情况，并没有阻止中国商业向东南亚的扩散；清朝的官员却不想随商人渡海前往那里。自宋代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当然已经对国内贸易的发展起了作用。没有任何海外市场能比得上大陆帝国的国内市场。8至13世纪中国国内贸易的早期发展曾经被这个官僚国家成功地抑制住，但是从此以后，国内的商业日益摆脱了官僚的控制。在明代，像福建的茶叶和浙江的丝那样的一个地区的特产品，或者是像江西景德镇瓷器那样的制造中心的特产品，通过进行长途贸易的商号而分散到全帝国。长江和大运河只是这一日益扩大的国内贸易的最有名的大动脉，到了18世纪，它们使中国成了一个大于欧洲的半自由贸易区。总之，中国的农业-官僚政治传统这时有赖于活跃的商业经济，官员们在他们的私下安排中，比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声明中更充分地承认了这种经济。清朝仍能大声反对海上航行的种种潜在可能性，但是茶叶、丝和瓷器的出口，以及大米、鸦片的进口，却泄露了实际情况——中国的巨大的和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国内贸易已为较大规模的国际交易作好了准备，而出现在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华南商人，则急于充当它的代理人。

    面海中国的扩张开创了后来西方贸易和企业用来入侵中国的主要渠道。对此的研究几乎没有开始，但是不同方面的轮廓还是能辨认出来的。①在暹罗的中国人在18世纪对华的大米贸易中，很快成了巨头，大规模的中国移民出现了，结果，1767年基本上统一该国并统治了14年的披耶达信，具有一半华人血统，而且他为此而自豪。中国商人在沿马来半岛及其周围直至槟榔屿的所有帆船贸易的停靠港中，地位日趋突出。1819年以后当华人迁入新加坡时，新加坡的情况证明它的创建者莱佛士取得了成就。在西班牙人统治下的马尼拉，一度因中国海盗林阿凤②而感到怛忧，因为马尼拉的大量贸易操在中国人之手。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从中国出口丝制品以及从墨西哥向中国出口银制品中获利。

    从1600至1900年的三个世纪，当欧洲殖民主义接管东南亚时，海外华侨在这一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所有的殖民地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甚至法国——在它们在东南亚的鼎盛时期，发现中华帝国不注意它们，但中国商人则经营它们的地方零售业务，并且常常充当针对当地民族的收税员、特权拥有者和中间商。到了19世纪，当西方“苦力”贸易的航运业把更多的中国移民运到这个地区时，面海的中国的海外社区，即使没有满族政府的监管，也已成为当地的一股商业势力。

    我们就这样得到了一个农业-官僚政治帝国的形象，它在大陆上小心翼翼地保持其意识形态结构，甚至在其国内商业通过沿海边缘正被拖进发展中的商业-军事世界的完整关系网时，也是如此，这个世界包括主要为欧洲资本主义服务的海上贸易、国与国的对抗、殖民主义和技术革新。

    ① 在施坚雅的《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中，九个大区“在基本上是农业区域体系中”（第253页）专门从事“定居的农业”（第212页）。海外贸易迄今在他的城市研究中处于非主要的位置。见施坚雅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 ① 由小约翰·E.威尔斯划定，见他的《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边缘史的几个主题》，第203—238页，载史敬思、小J.E.威尔斯合编：《从明至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割据和延续》。见第206页。 ② 所引的短语出自张灏之文，载《亚洲研究杂志》，39.2（1980年2月），第260页。 ③ 戴维·G.约翰逊：《中世纪的中国寡头政治》，第149—152页。柯睿格估计1046年的文职人员为12700人，见他的《宋初的文职官员，960—1067年》，第55页。 ① 例如见史敬思在他的《王氏之死》第39—48页叙述的残忍的细节。 ② 到公元前2000年，城市已在中国的几个区域（特别是河南、山东、江苏和湖北）中发展起来，它们是与“由高度阶层化社会造成的社会生活、冶金术、文字和优美的艺术风格”一起出现的。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217页。 ③ “脑力劳动成了高于他人的地位的象征……孟子认为那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是君子，以区别于小人。这个观念……许多世纪以来已在中国社会被广泛地接受了。”瞿同祖：《汉代的社会结构》，第64页。 ④ 关于清代科举考试的生动的叙述，见宫崎市定的《中国的考试地狱：中华帝国的文官考试》（康拉德·希洛考尔英译）；又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 ① 见莫里斯·弗里曼：《莫里斯·弗里曼中国社会研究论文集》，例如，“门第越富有越强大，越可能分化为富和贫、强和弱”，第339页。 ①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83页；又见第85—91页，《东南沿海的大坌坑文化》。 ② 晚至1980年，人们可以看到有些无知的提法：“面海的中国从而形成了一个小传统，其历史之长，大约为大陆……的大传统的一半”（费正清：《剑桥中国史》第11卷的前言）。 ③ 费尔南德·布劳德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Ⅰ，第104页。 ④ 小约翰·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第208页。 ⑤ 爱德华·德顿尔：《1363年鄱阳湖之役：建立明王朝时的内陆水战》，第202—242页，载小弗兰克·A.基尔曼、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 ① 鲁惟一：《汉代的军事行动》，第3页；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第67—122页，载小基尔曼、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关于与南方海上交往的早期中国文字参考材料汇编，见王赓武：《南海贸易》，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会刊》，31（1958年），第2部分第1—135页。王教授提出，汉以前从宁波至河内，粤人应被认定为“尚非中国人”（借用拉铁摩尔之言）。在唐之前他们在沿海基本上仍是如此。这就是福建和广东人自称“唐人”的原因”。[私人通信。] ② 爱德华·H.肖孚：《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第12—13页。参见马克·埃尔文：《中国昔日的模式》，第135—139页。 ③ 关于这个主要的谜，李文逊平装本的《1300—1600年欧洲的扩张和亚洲的相反的例子》摘收了20位学者的著作的主要内容，并把它们分成“技术”、“宗教”、“精神”和“社会结构”几大类。 ① 李约瑟等：《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29节：《航海技术》，第379页以后。关于正中的方向舵，见第650页以后。关于罗盘，见第562页以后。 ① 关于宋、元的海军，见罗荣邦的开拓性的劳动成果，特别是：《宋末元初中国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的崛起》，载《远东季刊》，14.4（1955年），第485—564页；《海上商业及其与宋代海军的关系》，载《东方经济社会史杂志》，12.1（1969年），第57—101页；《明初海军的衰落》，载《远东》，5.2（1958年12月），第149—168页。 ② 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477页。 ③ J.V.G.米尔斯：《马欢的〈瀛涯胜览〉，对海洋诸海岸的全面考察（1433年）》，第303页以后。 ① 牟复礼：《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43—272页，载基尔曼、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见第270—272页。 ① 苏均炜：《16世纪中国明代的日本海盗活动》，第3章。 ② 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第215页。 ① 例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和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根源》，第38—47页，书中引了17位西方学者（他们都不是主要研究明史的）提出的中国未能像萄葡牙和西班牙那样扩张的原因。由于没有“文化”这一类目作为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的总框架，沃勒斯坦为难地作出结论说：“15世纪欧洲和中国之间在某些基本点（人口、面积、技术状况〔不论在农业还是造船工程方面〕）上都没有重大的差别。即使有差别，也不能用它们来解释以后几个世纪发展的巨大差别……价值体系的差别大大地被夸大了，而且即使存在这种差别，也同样不能解释发生的不同的后果……” ① 小约翰·E.威尔斯：《胡椒、枪炮和会谈：荷属东印度公司和中国，1622—1681年》，第207页。 ② 《剑桥中国史》第10卷（本社《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7、8章对此有论述。 ① 人们仍能从乔治·萨姆森的审慎的考察中获益，见他的《西方世界和日本：欧洲和亚洲文化相互作用的研究》，第1部分，《欧洲和亚洲》。 ② 即林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