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许多项目的重建成就的估计上。尽管有这些限制，但也不乏有价值的著作。对写于六七十年代的有价值的英文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德怀特·H.珀金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之研究：概览”（见《亚洲研究杂志》）一文中的书目索引。
从1979年开始，中国政府又恢复了对官方统计资料的公布和出版。这项工作已中断了将近20年，这期间中国把所有的经济资料都当作国家机密。1979年统计工作的规模很小，进入80年代以来，规模就越来越大了。最有用的资料是国家统计局用中英文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该年鉴始于1981年，以后每年一版，收录的资料越来越多，其中不但有80年代的，而且有更早时期的。198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共1029页，而50年代的主要统计资料《伟大的十年》（国家统计局编）只有200余页，且开本要小得多，二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尚有数十种各部门的专门统计年鉴（如《中国农业年鉴》），各省的统计年鉴（如广东统计局的《广东省统计年鉴》）以及许多专项研究资料（如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
除这些统计资料外，依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写成的英文著作也越来越多，有一些实地调查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的合作项目。这些合作项目的两项重要成果是吉恩·蒂德里克和陈毅远编的《中国的工业改革》和威廉·伯德和林青松编的《中国的乡镇企业：结构、发展和改革》。
在依据新获得的材料对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进行的各种研究中，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成果最多。根据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改革前后农村的研究，参阅威廉·L.帕里什编：《中国农村的发展》。对1949年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进行的较广泛的经济分析（利用了一些新资料），参阅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德怀特·珀金斯和沙义德·尤素福：《中国农村的发展》。仅依据80年代新获得的资料对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业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很少，较卓著者是巴里·诺顿的“三线：在中国内地保卫工业化”（见《中国季刊》）。
有一些综合性的论文集集中讨论了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成就的有关问题。此类著作有：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面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2卷）；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目前出版的许多论文集是中外经济学家合作的结晶，其中最有用的是布鲁斯·L.雷诺兹编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比较经济学杂志》专刊）。世界银行大约每隔四年推出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综合性著作。德怀特·H.珀金斯的“改革中的中国经济体制”（见《经济资料杂志》）一文从总体上分析了中国的改革活动，文中附有很多书目索引。
80年代与六七十年代的一个不同之处是，80年代中国学者的经济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了。这些成果有的发表在数十种经济学杂志上（其中许多杂志在1979年以前是不存在的），有些发表在各种报纸上。上海出版的《**》在组织文章辩论经济改革的争议问题方面尤为活跃，读者群很广。然而，此类文章大部分是用中文写的，虽然其中的一些被译成了英文以便让其他国家的读者阅读。最值得注意的英文译文集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辑、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的改革：挑战与选择》（布鲁斯·L.·雷诺兹写了引言）。该公司还定期出版名为《中国经济研究》的专门刊登经济论文译文的杂志。
最后，还有一类讨论中国经济的著作。这类著作主观上主要是写给生意圈中的人看的，但其中亦有论述当前人们普遍感兴趣的经济问题的文章。这类著作中较著名的有美中贸易委员会出版的《中国贸易评论》和日本海外贸易组织出版的《中国通讯》。着重讨论贸易问题的一本有用的论文集是尤金·K.劳森编的《美中贸易：问题与前景》。
第七章 教 育
本章是《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4章和第9章的续文。那两章中所述的资料和研究方法是笔者在此处提供资料和进一步评论的必不可少的背景材料。总的来讲，官方的中文报刊杂志仍是主要的资料来源，但某些变化值得注意。从50年代末开始，中国政府限制报纸在境外发行，使香港联合研究所剪报的用处减少了许多。不过，联合研究所的剪报一直保持到了70年代初。最后，当该研究所于1983年关闭时，始于1950年的剪报全部移交给了香港浸礼会学院图书馆。此外，红卫兵编印的大量非官方出版物记录了1966—1968年间发生的事件，并对“文革”前几年的事情做了重要的回顾。然而，当红卫兵“复课闹革命”后，他们的独立出版活动就停止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1966—1976）中，地方政府的报纸一直在出版，只是在1967—1969年动乱最严重的时期在各地曾有过简短的中断。
不过，这些出版物在境外的发行仍受到严格限制。所以，1969—1976年间，外国人所能接触到的中国新闻媒体基本上限于“两报一刊”。这些都是由毛的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出版物，作为建立中央政府在红卫兵群众运动阶段结束以后谋求建立的新秩序的舆论工具，它们拥有绝对的权威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加上紧紧追随它们的《光明日报》和后来的《学习与批判》，是“教育革命”试验及1968至1976年间发生的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偶尔也有地方出版的研究刊物被带出中国，例如广东师范学院出版的《教育革命》和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的《教育实践》等。
这就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口述历史方法流行的客观环境。当时，学术界和其他行业对中国的兴趣都很高，在新闻媒体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采访离境的中国居民实际上是唯一可行的一种办法。在那些年中，这些采访活动主要由在香港的美国教授和研究生们主持，他们以成立于1963年的大学服务中心为主要研究基地，该中心是从中国大陆迁来香港的。正如在第14卷的书目说明中指出的，主要依据口述资料写成的关于教育的书的作者是斯坦利·罗森、苏珊·舍克和乔纳森·昂格尔。他们三人都是在大学服务中心开始博士论文的撰写工作的。
1976年以后官方出版物的激增和向境外销售限制的放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10年文件资料的匮乏。目前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于1987年获得的大批省级报纸。1987年后，该中心已不再是独立的研究机构，但它的图书馆座落在香港中文大学，仍然是收藏中国国家级和省级报纸最全、查阅最方便的地方。实际上，各省从1949年一直到今天出版的报纸该图书馆都有。这些报纸收藏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10年的独一无二的资料来源，亦可替代大学服务中心收藏的早些年间的剪报，因为（据出版的索引介绍）那些剪报的来源——各省的报纸很不完备。此外，这些报纸收藏还优于中国本土的报纸收藏，原因有二：一是它们很容易借阅，二是中国的图书馆没有把如此大量的报纸收藏在一处供人使用。
1976年之后，关于教育、青年和科学的官方和半官方的出版物也极为丰富。到80年代中期，花费笔墨集中讨论这些主题的报纸主要有：《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教育文摘》、《教师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科技日报》、《科学文化报》、《两用人才报》（专登军队教育方面的消息）等。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资料选编有一些与上述主题有关的系列专集，收录的与教育问题有关的文章虽然不很完备，但很有利用价值。
主要的刊物有：《人民教育》）、《教育研究》、《高教战线》（80年代中期改名为《中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与职业》、《教学通讯》。各省市都有这些专业报刊的复印资料汇编本，其中的大部分都与教育有关。北京、上海和其他许多省市还出版自己的刊物，如《上海教育》、《山西教育》和《福建教育》等。这些省市级教育刊物在形式上都是相似的，刊登的主要是与教学有关的消息，面向的是教师。
另一个资料来源是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出版的学报。这些刊物所登的学术论文的面非常之广，主要讨论教育问题的是师范院校出版的刊物，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大增的同时，各个翻译机构译出的成果却日趋减少。各个方面的主题（特别是与教育有关的主题）的译文数量都减少了。美国政府主要的翻译材料（报刊概览、报刊摘要、《当代背景材料》和附录）都于1977年并入了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中。这份刊物简要摘发每天的重大新闻。据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人员讲，决定合并的原因是（决定是他们于1976年做出的），当时把持中国官方新闻媒介的“两报一刊”使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成了多余之事。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在预料事情的发展方向一事上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失误，这个决定今天看来是个错误。合并计划刚执行完毕，中国的出版物就如雨后春笋般大批出现了。这就需要对越来越多的资料进行整理。这种需要于1979年导致原来的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变成了出版系列专业丛刊的机构。1979—1987年间，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和外国广播信息处联合出版的《中国报告：政治、社会和军事事务》中译载了关于教育和青年问题的文章。80年代中期，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各类丛刊进一步专业化。以1987年为例，有三种丛刊译载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它们是：《中国地区报告》、《中国——红旗》和《中国——国务院简报》。科技文章的译文由一份专门的丛刊发表。然而，遗憾的是，1977—1979年间，这些丛刊对教育问题的兴趣虽然极高（当时毛主义的实验正在被推翻），但当教育制度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后，讨论教育问题的译文的比例很快就大幅度下降了。结果，大约从1980年开始，想要单纯依靠英文译文对教育战线的发展做一个概括的了解都成为不可能的事了。对不懂汉语的人来说，《中国教育译丛》是一份很好的杂志。1977年前，它由国际艺术和科学出版社出版，1977年后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这份杂志一年出四期，译文的面虽然不宽，但都非常好。
除了某些专业领域之外，中国方面可能仍对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地政治模式和公众情绪的变化特别敏感（包括中国的和外部世界的）。特别是，外国研究者感到惊讶的、能提示当代中国的情况的变化，就是那里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反映，其结果与对中国人自己一样令人感到冷讽挖苦。所以，尽管自1976年以来我们通过亲身体验和出版物对中国的了解有了大幅度增加，但目前有兴趣的英文读者所能看到的资料却没有相应地增加。不过，这类英文资料也许足够了，因为有兴趣的读者群本身已经减小了。中国先是作为敌人，后来又作为新朋友，曾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以各种形式持续了30年。但到了1980年，原来的倾向性已经过时，后来的新鲜感已开始消逝。1976年后重新推行开放政策的中国自认是一个贫穷落后、寻求西方援助、谋求让西方社会接受的国家。就引起人们的好奇这一点而言，作为友好亲善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与70年代初期使得观察家们以同情的心态观察其革命实验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就同要在该领域吸引公众更大的兴趣一样，学术研究为得到鼓舞也花费了许许多多的精力。1945年以后的冷战造成了这样的心态：开始是竭力证明中国是亚洲的头号**敌国，后来则竭立证明中国不是头号敌国。到1980年，这两种任务都成为过去，没有与之相比的新任务出现。这些变化和另一些事情促成了40年代末以来知识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出现史无前例的沉寂状态。学者们争相寻找采访对象，了解某项政策在某市或某村的实施情况及发现一些新文件即可引起轰动的日子突然间一去不复返了。另外也不仅仅是获得的“内部”文件太多和潜在的情报提供者的人数太多以致于败坏了胃口的问题。人们对许多论题的研究和探索仍很不充分，尽管可供研究的资料比以前多得多。
对中国教育的研究仍然是所有这些研究政治和各代人的倾向的中心。50年代的研究中，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主要的课题。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与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发展有关的课题很快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此后，这些课题一直引人注目，因为毛的“教育革命”深深触动了世界各地那些极想知道中国的实验能否大规模推广以及会留下什么样的教训的人的神经。然而，当毛以后的中国政府无条件地自动放弃那些实验时，早先为革命运动说好话的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记者的声誉受到了损害。所以，学者们和公众对教育问题的关心程度大为减轻。毛的继任者是否能长期把教育从中国国内对公共政策的争论中摆脱出来，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是，目前的事态发展有效地抑制了外国人对中国教育经验的广泛兴趣。当然，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历朝历代和历届中国政府都通过夸大本朝的成就和诋毁前朝的政绩来强调自身的合法性。但到80年代末，人们普遍缺乏兴趣和好奇心去证实新政府就与教育有关的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而对本届政府和以前的毛主义者的政府发表的声明。结果，中文资料查阅环境的改善所造成的综合运用文件和实地调查资料进行研究的机会在许多领域里都提供了便利条件。
最后，除上面已提到者以外，还有一个因素是造成对中国教育研究的落后现状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得到“解放”有关，他们以前被当作革命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敌人而处在受怀疑的地位。他们被“解放”后还出现在国际学术界，作为各国学者的朋友和同事对中国教育作权威性的演讲。但是在这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外国研究人员越来越难以区分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了，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及专门的教育问题的观点和著述与毛以后中国政府的倾向性完全一致，使人难以分清他们是学术研究人员还是中国政治圈子中的人物。把教育置于中国的传统环境来观察，人们也许会认为，知识分子官僚化的体制的建立是为了帮助新政府重写历史。把教育置于1949年以来的历史环境来观察，人们也许会认为，被平反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革命的受害者，就承担的义务和自身利益而言，他们又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秩序的忠实同盟者。也许，还需好多年才会使每个人从1949—1979年动乱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只有到那时，中外学术界才可能重新获得培养研究教育问题的新一代学者的必要的见识和动力。
第八章 文艺创作与政治
描述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特别是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命运）的资料可分下述四类：（1）中国出版的汉文资料；（2）国外出版的汉文资料；（3）中国出版的英文资料；（4）国外出版的英文和其他语种的资料。
1.第一类除小说、诗歌、杂文、戏曲剧本和评论之外，还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报纸。《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登显示文化界动态的重要官方文件；红卫兵自编自印的小报的主要消息来源是谣言，不可尽信，只能使人们对“革命气氛”产生深刻的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学术刊物的数量大幅度减少，70年代才逐渐恢复出版。
2.在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台湾和香港出版的汉文资料很有价值。开始时，这些资料的出版是为了参加“两条路线斗争”。例如，1967年6月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红皮小册子——《**语录》，与《**主席语录》唱对台戏。然而，严肃可靠的研究著作是赵聪的《中国大陆的戏剧改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3.中国出版的英文资料的长处在于它刊登重要文件和报告的官方译本。文化大革命早期的一份著名刊物是《有关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汇编》。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出版的《中国文学》（只在1967年有过短暂中断），是对我们的论题极为重要的一份刊物。**逝世之后作家和艺术家得到平反的情况，不但见于中文报刊，而且常出现于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上。
4.除香港的联合研究所出版的英语刊物和台湾出版的《问题与研究》（只偶然涉及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之外，欧洲和美国还出版了大量的文章和书籍。不过，对目击者的报告和专家学者的分析应加以区别。
有些目击记是欧洲人写的，出版很快；有些是中国人写的，主要是80年代出版的。俄国社会学家阿列可谢·泽罗克霍夫契夫写的报告是1968年在《新世界》月刊上出版的，该书的德文译本名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探微》。在德文中，作者的名字被拼为A.N.Schelochowzew。和这个阶段苏联的其他出版物一样，本书的调子很不友好，充满攻击之词，但它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描述是准确且相当可靠的。V.A.基维佐夫、S.D.马尔可夫和V.F.索罗金合编的《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1949—1979）》一书也充满着攻击之词。泽罗克霍夫契夫和马尔可夫还出版了更多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学的著述。荷兰外交官D.W.福克玛的《来自北京的报告》是根据亲身经历集中描述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一本书。法国外交官让·埃曼写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合写的《文革之子》一书，根据亲眼所见的事实描述了一位12岁即成为红卫兵的中国青年的兴衰荣辱，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的乐黛云向卡罗林·韦克曼讲述了自己遭受迫害和侥幸生存下来的经历，后者据此写成了《走进暴风雨》。
在学术研究著作中，默尔·戈德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书很出色，它对1960—1980年间的政治史和知识分子史作了全面且可靠的概括性论述。在这本书之前还有许多著作，如理查德·H.所罗门：《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罗克珊·威特克的《**同志》是一本独一无二的资料，它主要是依据**对作者的讲述写成的。
论述文学和艺术的著作较少。黄胄的《**中国的英雄和坏蛋：从当代中国小说看现实生活》一书涉及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许芥煜的《中国文坛》既有分析研究，又有访谈记录。**逝世以后，特别是西方社会学家注意到“伤痕文学”现象以后，出现了论述这一文学现象的著述，此处只能提到其中的一部分，如戴卫·S.G.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霍华德·戈德布拉特编：《80年代的中国文学》；沃尔夫冈·库宾和鲁道夫·G.瓦格纳编：《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文集：1978年柏林会议论文集》；鲁道夫·G.瓦格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和政治》；杰弗里·C.金克利编：《毛以后的中国文学和社会（1978—1981）》；迈克尔·S.杜克：《繁荣与争论：毛以后时代的中国文学》。
第九章 **统治下的农村
1949年以前，世界上一些最出色的农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是在中国进行的，其中一部分是由西德尼·甘布尔、莫顿·弗里德等西方人搞的，而大部分是由费孝通、林耀华和杨庆堃这些才华横溢的中国社会科学家搞的。这些学者的著作，著名的有西德尼·甘布尔的《定县：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社会》；莫顿·弗里德的《中国社会的组织》；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林耀华的《金翅》。这些著作对了解**夺取政权前10年中国农村生活的经纬，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新政权压制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其理由是它们传播资产阶级的理论。除此而外，对像费孝通这样的极出色的学者也进行了悲剧性的迫害；压制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极大地损害了国际间的了解。关于中国广大农民的经历的完整材料，外国人简直一点也得不到。
中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地方志，经常以丰富的、引人入胜的章节来描述一个村庄、公社或县。可是，这些文献通常发行量非常有限，在中国境外是见不到的。在其他国家可以买到的中文文献，或者是在外国的图书馆里可以借到的中文文献，主要是有关农村的土改、合作化、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是用一成不变的言辞对其进行赞扬的。它们被现实的政治路线所渲染，以致于没有多少普通农民对这些事件的真实想法的第一手可靠资料。例如，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大量的报刊文章和书籍赞美山西省的一个生产大队——大寨，这个生产大队被认为是经济上丰产且具有革命精神的样板。这类著作中一本用英文写的优秀代表作，名为《大寨：中国农业的旗手》。但是，到了70年代末，邓小平及其伙伴们推翻了毛主义者以后，官方出版物宣称大寨的成功是虚构的，把大寨的英雄式的领袖陈永贵贬称为骗子。
通过对一份《连江文件》的研讨，可以得到其使用的丰富的、直言不讳的资料的线索。该文件是一份有关福建省在大跃进以后的问题的地方报告，被台湾的文化特务搞到了，这类文献通常对外国人是保密的。这些文献现在已经被译在C.S·陈编写的《连江县的农村人民公社》一书中。
然而，在这期间，即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出版的，而且能在西方找到的中文报纸、书籍、期刊，还是提供了大量线索，说明中国农村正在干什么。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西方的中国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来筛选和解释这些线索。采用这种方法整理出来的关于农村生活的报告，最成功的是弗朗兹·舒尔曼：《**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埃兹拉·沃格尔：《**统治下的广州》；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维维思·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杨庆堃：《**革命中的中国家庭》、《一个**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杨的两本著作把**执政前夕在广东一个村庄进行的人类学分析和对50年代发表的关于农村生活的谨慎分析结合在了一起。
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采访了从中国去香港的移民。移民的谈话越来越多地补充了从中国官方出版物中获得的线索。然而，使用这种方法去认识中国农村生活的演变过程固然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大部分移民是来自中国的城市，而不是来自农村。因此，当西方学者写到农村生活时，他们使用的资料充其量不过是二手资料，是那些市民（通常是来自广东地区）凭记忆叙述的农村生活。这些人在农村只度过一段时间（常常是不自愿地被下放到农村去的）。在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有许多主要是依靠这些采访材料写成的著作，约翰·C.佩尔泽尔的“中国大跃进后一个生产大队的经济管理”（载W.E.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则是这类著作的佼佼者。到70年代初跑到香港来的人多了，这些人都在农村呆了很长时间。探寻这些人的住址和采访他们的方法都精细了，因而获得了一些极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威廉·L.帕里什及马丁·金·怀特的《现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使用了量多质优的社会学分析，描绘了一幅广东省农村地区社会连续性和变迁的复杂图画。安尼塔·詹、理查德·马德森和乔纳森·昂格尔的《陈村》以及理查德·马德森的《一个中国农村里的伦理和权力》，使用了来自广东同一个村子里的移民们的叙述，从而构成了一份那个村自1950年到1980年的上下连贯的社会历史。
此外，有些外国人由于有特殊关系访问了中国农村，目睹了农村的生活情况。他们的丛书又补充了那些从外部了解中国的专业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其材料经常缺乏科学的分析，加之他们信仰中国革命而担负的政治义务，材料就蒙上了浓厚的色彩。不过，其中最好的著作也生动、详细、真实地叙述了农村的生活，甚至这些叙述并不符合作者对社会主义的期望。而这类著作中最出色的是威廉·欣顿的《翻身》和《身翻》——山西省“长弓村”盛衰兴败目击记。这类书的其他著作还有：杰克·陈的《福星高照的一年》；伊莎贝尔和戴维·克鲁克的《一个中国乡村的群众运动》，以及简·迈尔达尔采访柳林农民的录音——《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简·迈尔达尔和冈·凯斯勒的《中国：革命在继续》；简·迈尔达尔的《重返一个中国村庄》。
到了1978年，中国小心翼翼地开始允许专业社会科学家到农村去进行科研工作。他们去了以后的第一批成果是史蒂文·莫舍的《破碎的大地：农村的中国人》，这是史蒂文在广东一个村庄里呆了一年的研究成果，但是却引来了非议，因为中国人指责作者使用了不道德的研究方法。戴维·茨威格的《中国农村的激进主义（1968—1981）》，是在南京附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爱德华·弗里德曼、保罗·G.皮科韦兹及马克·塞尔登的《中国的村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河北省研究了八年的基础上写成的。在离他不远的的地方，西德尼·甘布尔也在为其《定县》而进行实地考察。《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农村革命的帮凶》一书，则是海伦·绥在广东进行研究之后写成的。
对系统了解人民共和国农村生活更具长远重要意义的是，80年代社会学作为合法的学科再次在中国学术生活中出现，速度虽然慢些，但很稳健。费孝通再次披挂上阵，重新去开弦弓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这里是他1939年出版的经典名著《中国农民的生活》的基础。一系列文章已源源不断地刊登在《社会》等杂志、刊物上，这些皆是费孝通和其他中国农村社会学学者研究的成果。费孝通新的研究成果有些已译成英文，刊登在费孝通的《中国农村特写》一书中。
关于中国人口统计学及农村经济的大量统计数字将会涌出，社会学家和研究中国农村的其他学者将受益匪浅。直到80年代初，根本找不到准确、详细的人口和经济统计数字。在此以前发表了经过编纂的统计数字，不过这些数字皆属于“社会科学小说”特征的一类。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头十年的统计数字，《伟大的十年》便是一例，〔译本1974年由华盛顿州立大学（东亚研究项目）发表〕。就像处理科学小说一样，真正的事实可能埋藏在想象的叙述中，需花大力气才能把有用的事实挖掘出来。
由于中国在80年代推行改革政策和对西方开放，搜集统计数字和公开发表许多统计汇编的工作也专业化了。1982年使用最现代化的技术，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人口统计。人口调查取得了丰富的资料，对研究农村人口发展趋势的学者非常有用。人口调查的资料译成英文发表在《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和《新中国的人口》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每年发表“中国人口年鉴”。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发表了由薛暮桥主编的《中国经济年鉴》（附1949—1980年经济统计数字）。此后每年由中国统计资料及咨询服务中心发表一本《中国统计年鉴》。自1981年起还发表了《中国经济年鉴》。绝大多数省份也发表各自的经济年鉴，西方主要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都有这些材料。
第十章 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
自1949年以来，用中文写的有关城市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一般作品实为凤毛麟角。不过，有两份主要的中国城市规划的刊物《建筑学报》和《城市建设》刊登关于城市政策和城市某特定地区进行改造的文章，能提供不少信息。此外。有关官方城市政策和计划的作品、文章也很多。参见：赖志衍编的《接管城市的工作经验》；**等的《新民主主义的城市政策》；卢蕻的《论城乡合作》、《论城市关系》、《祖国新型城市》；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城市规划参考图例》。还有几本有关几个特殊城市变迁的著作。参见老舍：《我热爱新北京》和《肇家浜的变迁》（肇家浜是上海的一个贫民区）。自1979年以来，几种新社会学杂志开始发表关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带有资料的经验主义研究。可特别参见：《社会科学战线》、《社会》和《中国社会科学》。还有一本中国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及一本西方翻译过去的刊物《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不时地发表有关城市社会模式的有意思的文章。
西方学术界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城市组织和社会生活也有许多有益的研究，这些研究为了解1949年以后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其中特别重要的著作有：施坚雅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马克·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威廉·罗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团（1796—1895）》；西德尼·甘布尔的《北京：社会概览》；乔治·凯茨的《丰收的年岁》；奥尔加·兰的《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爱德华·李的《现代广州》；莫顿·弗里德的《中国社会的组织》；H.Y.洛的《吴的历险记》；罗兹·墨菲的《上海：开启现代中国之门的钥匙》和艾达·普鲁伊特的《韩的女儿和尹老夫人》。
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集中在1949年以后个别城市的变迁。可特别参见：埃兹拉·沃格尔的《**统治下的广州》、林恩·T.怀特第三的《在上海的经历》和肯尼思·利伯撒尔的《天津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也可参见克里斯托弗·豪编的资料丰富的会议文件集《上海：一个亚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发展》。总的说来，有关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组织结构变化的最出色的研究成果还是弗朗兹·舒尔曼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6章）。约翰·刘易斯编的《**中国的城市》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关于城市组织和发展趋势的会议文件汇编，一直收集到文化大革命。马丁·金·怀特和威廉·L.帕里什的《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一书，就中国城市是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以及中国城市的独特的社会生活类型问题，提供了一部社会学研究的概览，其重点集中在70年代。盖尔·亨德森和迈伦·S.科恩的《中国的医院》一书，则呈现给读者一副人种分布的肖像图和对武汉一所医院的社会生活模式的分析。
一些专题论文和论文集论述了1949年前后城市人口发展趋势、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等。参见：吉尔伯特·罗兹曼的《满清和日本德川时期的城市网络》；C.K.龙（音）和诺顿·金斯伯格编的《中国：城市化与国家的发展》；莫里斯·厄尔曼的《1953年和1958年的大陆中国城市》；罗兹·墨菲的《正在消失的毛主义幻想》；劳伦斯·马和爱德华·汉顿编的《现代中国的城市发展》；埃德温·温克尔和珍妮特·卡迪编的《中国的城市规划》；以及理查德·柯克比的《中国的城市化》（也可参见：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劳伦斯·马也提供了一份同一个主题的、非常有用的书目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和城市规划》，并参见利奥·奥林斯关于中国官方城市人口统计混乱的讨论；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的《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一卷中的“中国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响”和柯克比的《中国的城市化》。
一些刚刚引用的成果涉及到限制人口增长的努力的效果，这个效果也是一些专题论文论证的中心。例如田心源的《中国的人口战》；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以及朱迪斯·班尼斯特的“上海的死亡率、出生率及避孕措施”。有关城市就业问题的有查尔斯·霍夫曼的《中国的工人》；克里斯托弗·豪的《1949—1957年中国城市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现代中国的工资类型和工资政策（1919—1972）》；以及托马斯·罗斯基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有关城市的社会管理问题在下面这些文章中提到了：约翰·刘易斯主编的《**中国的城市》；艾米·威尔逊、西德尼·格林布拉特和理查德·威尔逊编的《中国社会的不正常现象和社会控制》；以及杰罗姆·艾伦·科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程序入门（1949—1963）》（特别是第2章）。
还有许多以前曾经在中国不同的城市居住过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他们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述的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他们当时生活情况的生动画面。材料特别丰富的是德克·博德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伊曼纽尔·约翰·赫维的《在中国的一个非洲学生》；贝弗利·胡珀的《北京内幕》；米哈伊尔·克洛奇科的《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拉尔夫和南希·拉普伍德的《中国革命纵览》；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的《文革之子》；斯文·林奎斯特的《危机中的中国》；鲁思·厄恩肖·洛和凯瑟琳·金德曼的《在外国人眼里》；罗伯特·罗的《逃出红色中国》；彼得·卢姆的《1950—1953年的北京》；包柏漪的《第八个月亮》；威廉·休厄尔的《我在中国的日子》；董志平（音）和汉弗莱·埃文斯的《思想革命》；雪莉·伍德的《中国的一条街道》；埃斯特·周英（音）的《红色中国乡下的灰姑娘》；玛丽亚·严（音）的《宏大的园地》以及乐黛云和卡罗林·韦克曼的《走进暴风雨》。M.伯纳德·弗罗利克的《毛的人民》一书中的一些描写和陈若曦的《尹县长的被处死》中的虚构故事，描述得同样栩栩如生。众多记者的报道对于评论中国城市在特定时代的环境同样有用，例如：理查德·伯恩斯坦的《从世界的中央寻求关于中国的真相》；福克斯·巴特菲尔德的《中国：在苦海中生存》；詹姆斯·卡梅伦的《红衣官员》；约翰·弗雷泽的《中国人》；罗伯特·吉莱恩的《六亿中国人》；弗兰克·莫里斯的《毛的中国的报告》；弗雷德里克·诺萨尔的《北京快讯》；鲁思·赛德尔的《丰盛之家》；威廉·史蒂文森的《黄风》和罗斯·特里尔的《铁树开花》。画册和导游书也对中国的首都有出色的描绘，例如：胡佳（音）的《北京今昔》；奈杰尔·卡梅伦和布赖恩·布雷克的《北京：三个城市的故事》；弗利克斯·格林的《北京》；藤彦太郎的《北京》和奥迪尔·凯尔的《北京》。
第十一章 **统治下的文学
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资料是发表的书籍（小说、剧本、短篇小说集、论文、理论著作及诗刊）和文学杂志。最近几年，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发行每个年度的获奖作品选集或者其他新的文学作品选集。在毛以后的时代，期刊如雨后春笋。早期创刊的杂志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刊、现又复刊的有《人民文学》（刊载创作性作品）、《文艺报》（理论性探讨）、《文学评论》（发表评论文章），它们都倾向于代表自己既定的观点。在发表新作品方面更勇于冒险的是《收获》、《十月》、《当代》；特别是省级办的刊物，像广东的《广州文艺》和《书评》，湖北的《湖北文艺》、《长江文艺》，辽宁的《鸭绿江》，《安徽文学》和《上海文学》。有关剧本方面的专业杂志包括《剧本》、《戏剧报》和《上海戏剧》。电影方面的有《中国电影》。新诗的主要期刊是《诗刊》、《星星》和《诗探索》。《文艺学习》、《文艺研究》和《读书》刊载重要的评论文章。上海图书馆编辑的《全国报刊索引》是一份期刊索引，每月出版一期，包括文学杂志。上海的《文学报》则是一份时事通讯周刊。一些大陆的地下出版物自1980年开始被台湾翻印成丛书——《大陆地下刊物汇编》，由台北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出版。
密切注视中国文学发展情况的香港刊物包括《九十年代》、《动向》和《明报月刊》。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通讯》。关于当代文学的论文时常出现在《亚洲研究》、《中国文学、论文、文章和评论》、《当代中国》和伦敦的《中国季刊》上。台湾的新作品主要发表在《纯文学》、《中外文学》、《现代文学》、《台湾文艺》和《幼狮文艺》等主要杂志上。
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许多现代大陆作品的英译本。该社《中国文学》每月还刊载新的翻译作品。这本杂志的索引（包括1976年以前的）已分别由汉斯·J.欣鲁普和唐纳德·吉布斯出版。由已故的许芥煜主编的两本重要的文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聂华苓两卷本的《百花文学》则是一部记述1956—1957年那个极重要年代的，集创作、评论和理论诸论题、作品为一书的很有益处的集子。霍华德·戈德布拉特主编的《8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部关于“第四届作家和艺术家代表大会”的文件集。毛以后时代的创作成果被翻译并发表在迈克尔·S.杜克编的《当代中国文学》上；李怡编的《新现实主义》；佩里·林克编的《玫瑰与刺》、《顽强的毒草》；斯蒂芬·C.宋（音）和约翰·明福特主编的《高山上的树木》；以及海伦·F.绥（音）和泽尔达·斯特恩主编的《毛的收获》。齐邦媛出版了两卷本的《台湾当代中国文学选集（1949—1974）》，收集了各种文体的台湾文选，并将其翻译成英文。
蔡美西（音）的《当代中国小说和短篇小说（1949—1974）：书目提要》用途很广。包括更多的书目提要材料的书是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会为1979年底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准备的《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陈若曦的“民主墙与地下刊物”则提供了一份1978—1979年间地下文学的细目。《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和香港出版的《中国文学家的昨天》则是两本有助于研究的传记辞典。
两部关于当代文学史的主要的新著，已由几个大学的学者组成的写作组编纂而成，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以后部分）和吉林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书名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两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已由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林曼叔等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的内容截止到1956年。在夏志清的《现代中国小说史》中，作者对大陆的一些主要作家没有表示同情。科林·麦克拉思的《现代中国戏剧》中的后几章，提供了自1949年以来这一时期的有价值的资料。而一本更早、更详细的研究成果是赵聪的《中国大陆的戏剧改革》。杰伊·莱德的《电影》一书主要讲的是1949年以后的电影。朱莉亚·林的《当代中国诗歌》是对大陆诗人的研究。
有关评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是张钟主编的《当代文学概观》、《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1980年整理收集），以及有关毛以后时代的新作家的《文学评论丛刊》第10集（《当代作家评论》专集）。夏志清在《新文学的传统》中对当代台湾作家提出了个人见解。何欣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趋兆》也包括了台湾小说。叶维廉编的《中国现代作家论》和尉天聪主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则是两本重要的评论论文集。
历次学术讨论会的内容已经汇编成评论性的论文集。较早的见西里尔·伯奇编的《中国**文学》。较近年代的著作包括：沃尔夫冈·库宾和鲁道夫·G.瓦格纳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判文集：1978年柏林会议论文集》；邦尼·麦克杜格尔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俗文学和表演艺术（1949—1979）》，文章来自1979年在哈佛举行的会议，以及杰弗里·C.金克利编的《毛以后：中国的文学和社会（1978—1981）》（是1982年在圣约翰大学举行的会议论文选）。1979年在得克萨斯大学举行的关于台湾小说的会议论文收集在珍妮特·L.福洛特编的《台湾的中国小说》中。
一些论文对1949年以来的大陆文学形式也进行了探讨。亚罗斯拉夫·普鲁赛克的《解放后的中国文学及其民间传统》是对早年使用民间形式创作的一种有益研究。D.W.福克玛的《中国的文学教条与苏联的影响》和默尔·戈德曼的《**中国的持不同文艺见解者》两书都记载了50年代的主要争论。黄胄的《**中国的英雄和坏蛋》分析了主流小说的重要作品，而迈克尔·戈茨的“当代中国小说中的工人形象（1949—1964）”是一篇未发表的论文。迈克尔·S.杜克的《繁荣与争论：毛以后时代的中国文学》则分析了最近的作品。关于作家个人的最出色的研究是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理论家姚文元（“四人帮”成员）则是拉斯·拉格瓦尔德的《作为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的姚文元》的主题。
第十二章 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1949—1982年）
台湾作为1885年后中国的一个省的10年历史，在《剑桥中国史》（第11卷）中作了评鉴，对精力充沛的、主张现代化的巡抚刘铭传（1885—1891年）领导下的台湾税制改革和西方化建设项目作了详细介绍。作者K.C.刘教授和R.J.史密斯教授引用了威廉·M.斯派德尔、郭丁一（音）、伦纳德·H.D.戈登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关1949年以前的台湾历史的第二手英文资料是：詹姆斯·W.戴维森的《福摩萨岛》；W.G.戈达德的《福摩萨》；乔治·W.巴克利的《殖民地的发展与台湾的人口》；以及乔治·H.克尔的《福摩萨》；薛光前编的《现代台湾》涉及到1949年以前的台湾历史。谢觉民的《台湾—厄尔巴—福摩萨》（1964年出版），虽然现在过时了，但仍不失为一本出色的地理学著作。
日本从1895年以后统治台湾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1945年以来的历史当然受日本统治时期的影响很深。《剑桥中国史》没有涉及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台湾，这可以理解，但也令人遗憾。《剑桥中国史》没有一卷追溯20世纪初叶中国人在日本帝国范围内的生活经历。虽然近数十年来日本对其帝国的研究已拓宽了，使用了许多材料，问题也讨论了，但比较而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不够。中国历史学家应该从中找到更多的机会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位研究1895—1945年时期台湾的主要学者是拉蒙·迈尔斯，他写了不少关于台湾作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以及台湾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农业经济的文章。此后又由他和马克·R.皮蒂编了一本专题论文集《日本殖民帝国（1895—1945）》，还有14位撰稿人参加编写，皆来源于1979年的一次研讨会。这本论文集主要讨论如何集中探讨日本的动机、管理、经济动力以及关于朝鲜和台湾的历史编纂工作，但是若干章节提供了不少资料，并引用了已发表的关于台湾历史几个特殊方面的材料。请参见陈青直（音）写的第五章（“帝国的警察和社会控制系统”）；陈以德写的第六章（“统一帝国的尝试”）；塞缪尔·何保山（音）写的第九章（“殖民主义与发展：韩国、台湾和广东”）；敏行沟口和有三山本写的第十章（“台湾和朝鲜资本的形成”）；以及拉蒙·H.迈尔斯和山田三郎写的第十一章（“帝国的农业发展”）。一部开拓性的专著是帕特里夏·楚鲁米写的《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教育（1895—1945）》。
收录了636条1945—1979年间出版的有关台湾内容的文献目录，请参见1980年第3期《台湾近代史研究》杂志。英文出版物请参见J.布鲁斯·雅各布斯、琼·哈格和安妮·塞奇利合编的《台湾：一本包罗万象的英文出版物文献目录》，布鲁斯·雅各布斯为其写了引言。
对1949年以来台湾发展的研究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研究相比较，成果要少得多，虽然台湾大部分课题的研究资料更丰富，更容易得到。欧洲和日本学者很少有人对台湾产生兴趣，这个领域全由美国学者垄断了。而且，美国学者的成果高度集中在美国对华政策因美国与台湾的关系而造成的难题上。
研究台湾的作品题目，除美—台关系外，就是台湾的经济发展。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成功，台湾被视为一个样板，为了可能将其经济政策应用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对其进行研究。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约瑟夫·A.亚格尔写的一份见识广博的研究报告《台湾的农业改造：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的经验》。1950—1979年间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准进入中国大陆，他们只得去台湾作实地考察，并发表了许多著作。70年代台湾的诗歌、小说引起了比较文学学者越来越多的注意。比较而言，对台湾军事部门及政治演变的基础性研究，就几乎等于零了。另外一个被忽视的方面是自中华民国失去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并与大多数国家断交后台湾对外关系的情况。
研究台湾的重要原始资料来源，是台湾当局和省政府各机构发表的数量众多的出版物。最有用的刊物包括：《中国年鉴》（政府新闻署）；《统计年鉴》（预算、会计、统计总署）；以及《台湾统计资料册》（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台北国民党总部也发表有关国民党的资料。报纸很多，特别是《中央日报》（国民党党报）、《中国时报》（私营）以及《联合报》。《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在美国有中文版。政治刊物如《时报周刊》、《八十年代》、《深耕》以及《黄河》等，刊载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看法。由于作者不得不回避敏感的问题，如蒋经国的接班人问题、对北京的政策问题，政治分析发表以后还必须采访台湾消息灵通人士加以补充。无以数计的经济、文学及其他专题的期刊，皆垂手可得。
美国对台政策方面的原始资料有《美国对外关系》丛书的中国卷（现已出到1957年）、 中国白皮书》（1949年，斯坦福大学1968年以上下两卷重新发表），以及每月一期的美国《国务院公报》。国会不时举行对华政策听证会，提供了很珍贵的材料，特别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可资使用的回忆录有：哈里·S.杜鲁门的《面临决策的一年》（1955年）、 《考验与希望的岁月》（1956年）；迪安·艾奇逊的《欣逢肇始》（1969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受命变革（1953—1956）》（1963年）和《缔造和平（1956—1961）》（1965年）；小阿瑟·M.施莱辛格的《一千天》（1965年）；西奥多·索伦森的《肯尼迪》（1965年）；以及罗杰·希尔斯曼的《推动一个国家》（1968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是不可缺少的资料来源。华盛顿特区国会季刊公司出版的《中国与美国的远东政策（1945—1967）》（1967年）和《中国与美国的外交政策》（1973年）包括了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总结，使用非常方便。986986 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和《亚洲华尔街杂志》周刊经常刊登有关台湾的文章。《远东经济评论年鉴》和《亚洲概览》每年1月份和2月份发表的年度调查文章，皆对台湾上一年的发展情况作一总结。《中国季刊》和《亚洲研究杂志》有时也刊载关于台湾的文章。
《人民日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台政策和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发表看法的原始资料。最重要的社论和政府的政策声明用英文登在《北京周报》上。华盛顿特区外国广播信息处出版的《中国动态》则是最重要的英文资料，内有中国广播内容的译文。中国杂志如《世界知识》、《国际问题研究》等刊登关于台湾和美国对台政策的文章。北京办的香港报纸，如《大公报》和《文汇报》亦是如此。
全面探讨台湾经济、军事、政治和外交关系史的书几乎没有几本。最全面的要属拉尔夫·N.克拉夫的《岛国中国》（1978年）。丘宏达编的《中国与台湾争端》（1973年）以及《中国与台湾问题》（1979年），包括了台湾早期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的章节，并汇集了很有价值的文件。以上这三本书都特别强调了美—台关系。詹姆斯·熊（音）等编的《台湾经验（1950—1980）》（1981年）摘录了许多书和文章里的有关内容，涉及的面很广，包括文化价值、教育、社会状况、法律与正义，以及防务政策等问题。乔云万（音）编的《台湾的未来？》（1974年）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台湾，而维克托·H.李编的《台湾的未来》（1980年），包容了美国华人的一场辩论，对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的关系的看法五花八门。
关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美—台关系书籍，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福斯特·雷亚·杜勒斯的《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1949—1969）》；罗斯·Y.凯恩的《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威廉·J.巴恩兹编的《中国与美国：寻求新的关系》；鲍大可的《对华政策：外汇决定》和《美国武器出售》；拉尔夫·N.克拉夫、罗伯特·P.奥克斯南和威廉·瓦茨合著的《美国与中国》；杰罗姆·科恩、爱德华·弗里德曼、哈罗德·欣顿和艾伦·S.惠廷合著的《台湾与美国的政策》；理查德·穆尔斯廷和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合著的《重新制定对华政策》；前驻中华民国大使卡尔·L.兰金的《在中国任职》；邹谠的《金门纷争：毛、蒋和杜勒斯》；拉蒙·H.迈尔斯主编的《两个中国》；埃德温·K.斯奈德、A.詹姆斯·格雷戈尔及玛丽亚·张霞（音）合著的《与台湾关系法和中华民国的防务》；罗伯特·L.唐恩的《重大的忧虑》；威廉·金特纳与约翰·F.科帕合著的《两个中国问题》。J.H.卡利基的《中美危机的模式》剖析了1954—1955年和1958年在沿海岛屿的对抗。
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分析，请参见尼尔·H.雅各比的《美国对台湾的援助》；陈诚的《台湾的土地改革》；沃尔特·盖伦森编的《台湾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约翰·C.H.费、古斯塔夫·兰尼斯和雪莉·W.Y.郭合著的《公平发展》；杨懋春的《台湾土地改革的社会经济效益》；安东尼·Y.C.顾（音）的《土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T.H.沈（音）编的《农业在发展战略中的地位》；A.詹姆斯·格雷戈尔与玛丽亚·张霞、安德鲁·B.齐默尔曼合著的《意识形态与发展》；简·S.普赖拜拉的《台湾的财富、发展、稳定与公正的社会目标》；李国鼎的《台湾经济蓬勃发展的经验》；雪莉·W.Y.郭的《过渡中的台湾经济》。同样有兴趣的是劳伦斯·J.劳（音）编的《发展模式》。
关于台湾政治发展的主要著作是：乔治·H.克尔的《被出卖的福摩萨》；彭明敏的《自由的体验》；道格拉斯·门德尔的《台湾民族主义的政治》；马黄（音）的《台湾知识分子的骚动：要求实行政治改革（1971—1973）》；阿瑟·J.勒曼的《台湾的政治》；J.布鲁斯·雅各布斯的《在一个农村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地方政治》。上面提到的丘宏达编的两本书和薛光前的一部著作中也有台湾政治发展的章节。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是约翰·F.科帕与乔治·P.陈的《台湾的选举》（1984年）。亦请参见《中国季刊》第99期 （1984年9月）的台湾专刊。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包括：埃米莉·马丁·艾亨和希尔·盖茨编的《台湾社会的人类学》；迈伦·L.科恩的《团结的屋子，分裂的屋子：台湾的中国家庭》；伯纳德·加林的《台湾的新星：一个变化中的中国村庄》；沃尔夫冈·L.格里奇丁的《1970年台湾的价值体系》；伯顿·帕斯特纳克的《两个中国村庄的亲戚关系和社会》；理查德·W.威尔逊的《学做中国人》；理查德·W.威尔逊和艾米·A.威尔逊、西德尼·L.格林布拉特编的《中国社会的价值变化》；诺马·戴蒙德的《昆沈：一个台湾村庄》；以及托马斯·B.戈尔德的最新成果《台湾奇迹中的国家与社会》。
有关蒋介石的传记，请参见董显光的《蒋介石》；布赖恩·克罗泽的《丢掉中国的人》。
关于军事能力，请参见斯图尔特·E.约翰逊、约瑟夫·A.亚格尔的《东北亚的军事平衡》和威廉·H.奥弗霍尔特的“东亚的核扩散”。
戴维·纳尔逊·罗的《非正式外交关系》是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后唯一探讨台湾的国际关系的专著。丘宏达与冷少佺合编的《中国： 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七十年》里有一章探讨从1949年到1981年台湾的国际关系。
台湾的主要文学作品是：齐邦媛等编的《当代中国文学选集：台湾（1949—1974）》（第一卷：诗歌和随笔；第二卷：短篇小说）；维维安·苏林（音）编的《同根生：现代中国妇女故事》；黄春明（音）（译名为霍华德·戈德布拉特）的《一个堕落的坏女人及其他故事》；约瑟夫·S.M.劳和蒂莫西·A.罗斯编的《台湾的中国小说（1960—1970）》；珍妮特·L.福洛特编的《台湾的中国小说》，包括对台湾主要作家的评价和台湾小说的趋向。也可参9889见西里尔·伯奇在本书第11章中对台湾新小说和新诗的讨论。